打破“收入增長崇拜”

目前,輿論對收入增長寄予了太高的期望,這可能導致政府官員將收入增長視為壓倒性的任務,形成類似於“GDP崇拜”和“唯GDP論”的“收入增長崇拜”和“唯收入論”。

9月21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前三季度的國民經濟數據。前3季度的GDP增長率下降到了7.3%。但讓人“驚喜”的是,經濟雖然減速,但居民收入增長仍然比較快,前3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2%,比2013年的實際增長率8.1%還高0.1個百分點。更可喜的是,居民收入跑贏了GDP。

經過多年對“唯GDP論”的反思,現在人們對GDP的高增長不再是一味叫好。但人們對於工資和收入高增長的歡呼則幾乎是無保留的。前不久,著名經濟學家蔡昉指出,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他的這番言論引起了很多反對的聲音。人們認為,工資和收入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快於GDP的增長,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的購買力,進而增進人民的福祉。

從邏輯上看,這個反駁似乎是成立的,但實際情況真是這樣嗎?

收入快速增長,分配並未改善

人們有一個印象:最近這些年,平均工資和收入增長得比較快。他們的這種印象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一是官方更重視這方面的成績,統計局經常強調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二是各地持續大幅度地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三是農民工工資增長快,在2004年出現普遍“民工荒”之前,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幾百元,而現在則是兩三千元。

統計數據證實了人們的這種印象。從2002年到2012年,“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了2.8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2.2倍,實際增長1.4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名義增長2.2倍,實際增長1.2倍。這10年間,平均工資和收入都翻了不只一番,而且實際收入也實現了倍增。

但是,從2002年到2012年,分配狀況並未改善,甚至惡化了。

從初次分配情況來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逐漸下降了,2002年為53.6%,2007年為48.1%,2011年進一步下降到47.0%。勞動者分得少了,意味著政府(主要是生產稅)和資本(主要是企業利潤)分得多了。雖然這10年間工資一直在快速增長,但勞動者未能更好地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原因很簡單,工資增長跑不過GDP增長。這10年,名義GDP增長了3.3倍,遠遠高於名義收入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之和,勞動者分配到的收入當然就減少了。

從居民收入分配情況來看,基尼係數一直居高不下,顯示分配狀況並未改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03年的基尼係數為0.479,2007年為0.484,2008年達到0.491的高點,之後逐步回落,但2012年仍然高達0.474,高於2004年的0.473。從2002年到2007年,“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了1.01倍,實現了5年倍增。但在工資高速增長的同時,基尼係數卻基本上沒有降,反而還有所上升,原因是中低收入者工資快速上漲的同時,高收入者的工資增長得更快。

上海榮正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每年發佈《中國企業家價值報告》,計算出一個“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這個數值的變化可以大致反映高收入者工資的變化。2002年,這個數值為15.7萬元,2007年則為54.8萬元,5年間增長了2.5倍,年均增長率達到28.5%,2007年的增長率更是高達57.1%。上市公司高管的最高年薪,2002年時為750萬元,2007年則為6616萬元。如果把社會各群體比喻為在跑馬拉松,我們可以想像這樣一個場景:一些中低收入者跑得已經很快了,但他們與高收入群體的距離沒有拉近,反而更遠了,被落下了一大截,對方已經在他們的視線範圍之外了,遙不可及。

2008年之後,高管年薪增幅下降了。2012年,“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為75.38萬元,僅比2007年增長37.6%,低於同期“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91%的增幅。2012年上市公司高管的最高年薪“只有”1560萬元,2013年為1974萬元。這可以部分解釋基尼係數自2008年後開始下降的情況。高收入群體的工資和收入增長自2008年後放緩,一方面,是他們在經過一輪“狂奔”之後,面對已經非常嚴峻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收斂;另一方面,他們已經擁有巨大的財富,而財富本身就有增值能力,他們對依靠工資獲得財富的要求可以降低一些。財富增值能力的增強,體現在初次分配中,就是勞動者報酬占比降低而資本利潤占比上升。因此,雖然收入差距沒有繼續擴大,但貧富差距的狀況卻越來越嚴峻。在社會群體的馬拉松中,中低收入群體用腿跑,而高收入群體使用轎車、飛機等交通工具,差距當然越來越大。

從財富分配情況來看,富人佔據的財富比例越來越高。根據瑞士信貸的《2014年全球財富報告》,2014年年中,中國大陸有118萬人的資產達到或超過100萬美元,其中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有7600人,僅次於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國財富的比例為64%,占比較2000年提高了15.4個百分點。

通脹和房價吞噬了增加的收入

在工資和收入的快速增長中,中低收入群體的相對收入減少了,但他們的絕對收入額畢竟是提高了,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購買力增強、生活水平提高呢?答案並不是確定的,這些情況不是必然發生的。

這裏有一組令人驚訝的數據:2006年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為35.8%,2007年上升到36.3%,此後幾經反復,2012年為36.2%。恩格爾係數是指食品支出在現金消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經常被用來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認為,食品支出的比例越低,居民的富裕程度、生活水平越高。2007年之後,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幾乎年年高於2006年的水平,這是否意味著居民的生活水平沒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呢?

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在某些年份上升,有一部分原因是通貨膨脹,食品價格上漲,他們需要將更多的錢用於“吃”。在CPI漲幅較高的2004年、2007年、2008年和2011年,這個係數都出現上升;而在CPI漲幅較低的其他幾年,這個係數下降。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房價上漲,他們需要為購房存更多的錢,壓縮了現金消費支出。城鎮居民現金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基本上一直在下降,2002年為78.3%,2007年為72.5%,2012年為67.9%,在這種趨勢背後,是占比越來越大的可支配收入被用於交月供或存首付,而不能用於消費。

居民增加的工資和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被通貨膨脹和房價上漲吞噬了,這導致他們購買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並不明顯,遠遠不如工資和收入的實際增長那樣大。房價上漲的吞噬能力尤其強。以北京為例,10年間,平均工資增長了近3倍,但房價增長了十來倍。很多人辛辛苦苦地工作,以求收入的增長,卻發現他們日夜不停的腳步根本跟不上房價的步伐,甚至連通脹都跑不過。

隨著房價、房租、飲食支出的上升,很多人開始思考“逃離”一線城市的問題,他們在一線城市購房無望,日常支出也很高,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對於他們來說,工資和收入的增長並沒有帶來購買力的提升,而生活水平顯然是下降了。

在平均工資和收入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一些人“跑”得快,另一些人“跑”得慢,而且往往是高收入者“跑”得快(2008年之前表現為基尼係數上升)。“跑”得快的能承受更高的價格和生活成本,他們的需求會增加,拉動物價和房價上漲,“跑”得慢的就會感受到生活壓力加重。為了應付加重的生活壓力,他們需要更加辛勤地工作,以謀求工資和收入的增長,趕上通脹的步伐,一些人能夠如願,還有一些人不能如願。對於這些人來說,通脹不是一個數字,而是實在的壓力。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社會分化是通脹的原因,通脹是工資上漲的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2004年之後,“民工荒”越來越嚴重,推動了農民工工資上漲。但實際上,CPI上漲是領先於工資的。從1998年到2002年,CPI是負增長或增幅小於1%,2003年則增長了1.2%,2004年增幅達到3.9%。物價連續較快上漲,外出打工成本增長,農民工要求更高的工資,一部分人成功加薪,農民工平均工資上漲;還有一部分人沒能加薪,只能返回家鄉,於是農民工數量增長減緩,“民工荒”出現—這才是完整的邏輯鏈條。在這個鏈條中,貧富差距、社會分化是肇因,這是之前就埋下的。這個鏈條同樣適用於中等收入者工資增長與房價上漲之間的關係,房價上漲是中等收入者工資上漲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說,很多中低收入者的工資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動地追趕物價和房價,這往往意味著更辛勤地工作與更吃力地生活。這就是說,一部分人製造通貨膨脹和房價上漲,另一部分人被動承受。

被動承受的壓力會比CPI漲幅顯示的程度更大。對於低收入者來說,食品支出占的比重很大,其他收入群體比較輕鬆地拉動食品價格,使之漲得最快,導致他們實際承受的通脹壓力最大。對於中等收入者來說,更高收入群體的示範作用令他們主動(出於更多欲望)或被動(出於攀比心理)地“消費升級”,追求品質更高價格也更高的產品和服務,導致他們實際生活成本的增長遠高於CPI的漲幅。

貧富差距對房價上漲的拉動作用遠大於對通貨膨脹的拉動作用,這在2008年後表現得尤為明顯。房價只漲不跌的神話在2008年之後形成,高收入群體喜歡上了這種安全而且收益非常高的資產,於是投資投機性需求佔據了房地產市場,住宅具有了金融屬性,未來平均收入的增長很快就會反映到當前房價中,未來10年收入倍增的預期會導致房價短期內就倍增的現實。中等收入者要按未來5年甚至10年的收入水平去承擔購房壓力,這當然超出了他們當前的能力,要麼不堪重負成為房奴,要麼徒呼奈何只能觀望。他們的“超額支出”,變成了對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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