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輿論對收入增長寄予了太高的期望，這可能導致政府官員將收入增長視為壓倒性的任務，形成類似於“GDP崇拜”和“唯GDP論”的“收入增長崇拜”和“唯收入論”。

9月21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前三季度的國民經濟數據。前3季度的GDP增長率下降到了7.3%。但讓人“驚喜”的是，經濟雖然減速，但居民收入增長仍然比較快，前3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2%，比2013年的實際增長率8.1%還高0.1個百分點。更可喜的是，居民收入跑贏了GDP。

經過多年對“唯GDP論”的反思，現在人們對GDP的高增長不再是一味叫好。但人們對於工資和收入高增長的歡呼則幾乎是無保留的。前不久，著名經濟學家蔡昉指出，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他的這番言論引起了很多反對的聲音。人們認為，工資和收入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快於GDP的增長，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的購買力，進而增進人民的福祉。

從邏輯上看，這個反駁似乎是成立的，但實際情況真是這樣嗎？

收入快速增長，分配並未改善

人們有一個印象：最近這些年，平均工資和收入增長得比較快。他們的這種印象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一是官方更重視這方面的成績，統計局經常強調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二是各地持續大幅度地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三是農民工工資增長快，在2004年出現普遍“民工荒”之前，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幾百元，而現在則是兩三千元。

統計數據證實了人們的這種印象。從2002年到2012年，“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了2.8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2.2倍，實際增長1.4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名義增長2.2倍，實際增長1.2倍。這10年間，平均工資和收入都翻了不只一番，而且實際收入也實現了倍增。

但是，從2002年到2012年，分配狀況並未改善，甚至惡化了。

從初次分配情況來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逐漸下降了，2002年為53.6%，2007年為48.1%，2011年進一步下降到47.0%。勞動者分得少了，意味著政府（主要是生產稅）和資本（主要是企業利潤）分得多了。雖然這10年間工資一直在快速增長，但勞動者未能更好地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原因很簡單，工資增長跑不過GDP增長。這10年，名義GDP增長了3.3倍，遠遠高於名義收入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之和，勞動者分配到的收入當然就減少了。

從居民收入分配情況來看，基尼係數一直居高不下，顯示分配狀況並未改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03年的基尼係數為0.479，2007年為0.484，2008年達到0.491的高點，之後逐步回落，但2012年仍然高達0.474，高於2004年的0.473。從2002年到2007年，“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了1.01倍，實現了5年倍增。但在工資高速增長的同時，基尼係數卻基本上沒有降，反而還有所上升，原因是中低收入者工資快速上漲的同時，高收入者的工資增長得更快。

上海榮正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每年發佈《中國企業家價值報告》，計算出一個“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這個數值的變化可以大致反映高收入者工資的變化。2002年，這個數值為15.7萬元，2007年則為54.8萬元，5年間增長了2.5倍，年均增長率達到28.5%，2007年的增長率更是高達57.1%。上市公司高管的最高年薪，2002年時為750萬元，2007年則為6616萬元。如果把社會各群體比喻為在跑馬拉松，我們可以想像這樣一個場景：一些中低收入者跑得已經很快了，但他們與高收入群體的距離沒有拉近，反而更遠了，被落下了一大截，對方已經在他們的視線範圍之外了，遙不可及。

2008年之後，高管年薪增幅下降了。2012年，“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為75.38萬元，僅比2007年增長37.6%，低於同期“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91%的增幅。2012年上市公司高管的最高年薪“只有”1560萬元，2013年為1974萬元。這可以部分解釋基尼係數自2008年後開始下降的情況。高收入群體的工資和收入增長自2008年後放緩，一方面，是他們在經過一輪“狂奔”之後，面對已經非常嚴峻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收斂；另一方面，他們已經擁有巨大的財富，而財富本身就有增值能力，他們對依靠工資獲得財富的要求可以降低一些。財富增值能力的增強，體現在初次分配中，就是勞動者報酬占比降低而資本利潤占比上升。因此，雖然收入差距沒有繼續擴大，但貧富差距的狀況卻越來越嚴峻。在社會群體的馬拉松中，中低收入群體用腿跑，而高收入群體使用轎車、飛機等交通工具，差距當然越來越大。

從財富分配情況來看，富人佔據的財富比例越來越高。根據瑞士信貸的《2014年全球財富報告》，2014年年中，中國大陸有118萬人的資產達到或超過100萬美元，其中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有7600人，僅次於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國財富的比例為64%，占比較2000年提高了15.4個百分點。

通脹和房價吞噬了增加的收入

在工資和收入的快速增長中，中低收入群體的相對收入減少了，但他們的絕對收入額畢竟是提高了，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購買力增強、生活水平提高呢？答案並不是確定的，這些情況不是必然發生的。

這裏有一組令人驚訝的數據：2006年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為35.8%，2007年上升到36.3%，此後幾經反復，2012年為36.2%。恩格爾係數是指食品支出在現金消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經常被用來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認為，食品支出的比例越低，居民的富裕程度、生活水平越高。2007年之後，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幾乎年年高於2006年的水平，這是否意味著居民的生活水平沒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呢？

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在某些年份上升，有一部分原因是通貨膨脹，食品價格上漲，他們需要將更多的錢用於“吃”。在CPI漲幅較高的2004年、2007年、2008年和2011年，這個係數都出現上升；而在CPI漲幅較低的其他幾年，這個係數下降。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房價上漲，他們需要為購房存更多的錢，壓縮了現金消費支出。城鎮居民現金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基本上一直在下降，2002年為78.3%，2007年為72.5%，2012年為67.9%，在這種趨勢背後，是占比越來越大的可支配收入被用於交月供或存首付，而不能用於消費。

居民增加的工資和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被通貨膨脹和房價上漲吞噬了，這導致他們購買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並不明顯，遠遠不如工資和收入的實際增長那樣大。房價上漲的吞噬能力尤其強。以北京為例，10年間，平均工資增長了近3倍，但房價增長了十來倍。很多人辛辛苦苦地工作，以求收入的增長，卻發現他們日夜不停的腳步根本跟不上房價的步伐，甚至連通脹都跑不過。

隨著房價、房租、飲食支出的上升，很多人開始思考“逃離”一線城市的問題，他們在一線城市購房無望，日常支出也很高，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對於他們來說，工資和收入的增長並沒有帶來購買力的提升，而生活水平顯然是下降了。

在平均工資和收入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一些人“跑”得快，另一些人“跑”得慢，而且往往是高收入者“跑”得快（2008年之前表現為基尼係數上升）。“跑”得快的能承受更高的價格和生活成本，他們的需求會增加，拉動物價和房價上漲，“跑”得慢的就會感受到生活壓力加重。為了應付加重的生活壓力，他們需要更加辛勤地工作，以謀求工資和收入的增長，趕上通脹的步伐，一些人能夠如願，還有一些人不能如願。對於這些人來說，通脹不是一個數字，而是實在的壓力。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社會分化是通脹的原因，通脹是工資上漲的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2004年之後，“民工荒”越來越嚴重，推動了農民工工資上漲。但實際上，CPI上漲是領先於工資的。從1998年到2002年，CPI是負增長或增幅小於1%，2003年則增長了1.2%，2004年增幅達到3.9%。物價連續較快上漲，外出打工成本增長，農民工要求更高的工資，一部分人成功加薪，農民工平均工資上漲；還有一部分人沒能加薪，只能返回家鄉，於是農民工數量增長減緩，“民工荒”出現—這才是完整的邏輯鏈條。在這個鏈條中，貧富差距、社會分化是肇因，這是之前就埋下的。這個鏈條同樣適用於中等收入者工資增長與房價上漲之間的關係，房價上漲是中等收入者工資上漲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說，很多中低收入者的工資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動地追趕物價和房價，這往往意味著更辛勤地工作與更吃力地生活。這就是說，一部分人製造通貨膨脹和房價上漲，另一部分人被動承受。

被動承受的壓力會比CPI漲幅顯示的程度更大。對於低收入者來說，食品支出占的比重很大，其他收入群體比較輕鬆地拉動食品價格，使之漲得最快，導致他們實際承受的通脹壓力最大。對於中等收入者來說，更高收入群體的示範作用令他們主動（出於更多欲望）或被動（出於攀比心理）地“消費升級”，追求品質更高價格也更高的產品和服務，導致他們實際生活成本的增長遠高於CPI的漲幅。

貧富差距對房價上漲的拉動作用遠大於對通貨膨脹的拉動作用，這在2008年後表現得尤為明顯。房價只漲不跌的神話在2008年之後形成，高收入群體喜歡上了這種安全而且收益非常高的資產，於是投資投機性需求佔據了房地產市場，住宅具有了金融屬性，未來平均收入的增長很快就會反映到當前房價中，未來10年收入倍增的預期會導致房價短期內就倍增的現實。中等收入者要按未來5年甚至10年的收入水平去承擔購房壓力，這當然超出了他們當前的能力，要麼不堪重負成為房奴，要麼徒呼奈何只能觀望。他們的“超額支出”，變成了對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