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欲防“怪建築”

“建築求怪求異與對舊城的拆除,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反映了我們在文化自信上的缺失。北京舊城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要傳承北京的城市文脈,首先就必須停止對舊城的繼續拆除。”

在北京東二環西側,元大都舊城之內,成片的胡同被拆除之後,英籍伊拉克裔建築師紮哈‧哈迪德設計的四枚“巨蛋”——“銀河SOHO”建築群拔地而起。在其龐大而怪異的身軀之側,被譽為中國明代建築瑰寶的智化寺成了“渺小的存在”。

與改造舊城的腳步相伴,近年來,北京出現了一批造型奇異的建築,圍繞它們的爭論此起彼伏,紮哈的“巨蛋”便是近期的焦點。

“它位於二環路內側,在北京舊城之內。”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一位負責人對“銀河SOHO”予以激烈批評,“我們感到建築師這麼做是在與開發商沆瀣一氣毀滅老北京。”

新華社記者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援引了這位人士的評論,指出國內一些城市存在建造“雷人”的異形建築、破壞古城歷史風貌等現象,暴露出中國建築行業正面臨一場文化危機。

這份報告今年6月刊發之後,引起強烈反響。12月2日,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專家工作會暨建築文化傳承與創新座談會(下稱專家工作會)召開。旋即,消息傳出:北京擬細化建築設計規範,避免出現“怪建築”。

“必須停止對舊城的繼續拆除”

當地媒體在對這次專家工作會的報道中稱,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築”,北京回應:將在城市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對建築整體風貌提出要求,對建築體量、尺度、風格、色彩、形式、材料等基本方面進行必要的規定。

另外,北京將制定舊城人口、產業發展規劃,編制舊城建設“負面清單”。在城鄉空間中,將保持並強化歷史上形成的整體景觀格局。

北京市有關領導在專家工作會上表示,要挖掘首都歷史文化和建築文化資源價值。摸清家底,分門別類歸類總結,提出明確的保護思路和理念。按規劃先行的要求,針對不同層次、類型的歷史文化街區,有針對性地編制保護規劃和標準規範,完善房屋管理規則。要利用總體規劃修改契機,增加城市設計的內容。進一步細化建築設計的規範要求,提高建築設計水平。要注重城市公共空間的設計,為城市風貌和人居環境創造和諧宜居的場所。明確城市設計分區管理的原則,使北京既保持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風貌,又體現國際城市的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要用制度約束低俗粗糙的設計作品出現,完善方案審查制度。

此外,北京市還將創新名城保護和城市規劃管理機制。在城市規劃和設計管理中增加專業力量,推廣“協同規劃”機制,讓責任規劃師和責任建築師協助管理城市規劃,明確長期跟蹤服務、參謀決策和協助治理的責任。在繼承城市歷史文化和探索建築創作中,完善專家評審和公眾參與機制。探索建立建設項目後評估制度,對重要建設項目、民生項目、基礎設施項目進行後評估。

“最關鍵的是,舊城內的成片拆除項目必須停止,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一位應邀出席專家工作會的人士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說,“建築求怪求異與對舊城的拆除,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反映了我們在文化自信上的缺失。北京舊城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要傳承北京的城市文脈,首先就必須停止對舊城的繼續拆除。”

北京的文化容量

10月15日上午,習近平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築。人民日報政文微信發佈這一消息時稱:“北京市今後不太可能再出現如同‘大褲衩’一樣奇形怪狀的建築了。”

今年2月,習近平到北京考察調研,指出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一張金名片,傳承保護好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首都的職責,要本著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傳承歷史文脈,處理好城市改造開發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關係,切實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

古都北京被譽為“一個偉大文明的頂峰”、“人類在地球表面上最偉大的個體工程”。作為中國古代都城建設的最後結晶,北京在城市規劃、建築藝術方面有著豐富遺產,城市空間顯現中軸對稱、平緩開闊、節律有序、輪廓豐富的特色。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提出對北京舊城進行整體保護,措施包括:保護舊城原有的棋盤式道路網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保護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傳統的建築形態;分區域嚴格控制建築高度,保持舊城平緩開闊的空間形態。

這些措施在實施中遭遇挑戰。2005年4月,北京市政府對131片危改項目作出調整,決定35片撤銷立項,66片直接組織實施,30片組織論證後實施。這些項目集中在舊城之內,仍沿用“拆平建高”的高強度開發模式,對故宮形成包圍之勢。

自1980年代起,北京市不斷出臺相關規定,要求以紫禁城為中心,由內向外,分層次控制建築高度,以保護古都風貌。但在改造舊城的政策導向之下,開發項目追求高額回報,建築高度控制的規定被一再突破。

“舊城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母體,毀掉了它,北京就失去了文化容量。”一位建築專家對本刊記者說,“相比之下,巴黎也建設了蓬皮杜中心、盧浮宮玻璃金字塔等造型前衛的建築,可是,巴黎老城保存完整,文化容量巨大;這些前衛建築在數量、高度、體量上也受到嚴格控制。新舊建築的協調,首先得在尺度上協調。可是,北京的許多新建築在尺度上失去了控制,有的甚至在造型上也失去了控制。”

是否需要這樣的地標

2003年,設計中央電視臺新址大樓的荷蘭建築師瑞姆‧庫哈斯在清華大學推銷他的方案,遭到這樣的質疑:“悉尼歌劇院在結構與預算方面都是有問題的,但人們又認為它是成功的。央視大樓是否也是這樣?如果真是這樣,北京是否需要這樣的地標性建築?如果北京不需要,又如何解釋要花這麼多的錢來解決它的結構問題?”

庫哈斯的回答頗為曖昧:“我的回答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第一,我不是給北京建一個標誌性的東西;第二,北京也不是悉尼。如果這幢大樓會成為一個地標,那它也只是北京的一百個地標中的一個。”

他接著表達了自己的不滿:“把央視大樓與悉尼歌劇院類比,可能產生無意的誤導。50年前悉尼歌劇院方案出來後,全世界是一片歡呼,認為新的可能與商業機會到來了。而現在,建築師的生存環境是險惡的,留給你的空間已越來越狹窄,你已很難表達自己的價值,而更多的是在替業主說話。如果在今天,誰敢提出悉尼歌劇院那樣的方案,它壓根兒就不會被接受!”

北京還是接受了庫哈斯的這個看似要傾倒的摩天大樓方案。施工中,自從它那巨大的、斜著向上的結構露出地面之後,北京商務中心區管理委員會就不斷接到市民電話:“喂,給你們提個醒,那兩幢樓給蓋歪了!”

在許多人看來,文化積澱深厚的北京擁有足夠的底蘊,不需要像悉尼那樣以一個形式主義的歌劇院來定義自己的形象;或者說,也沒有任何一個建築師能夠在紫禁城面前,以他的作品來定義北京這個歷史文化名城。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然而,這樣的論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論的演繹。現實中,老北京已被肢解,它的文化母體——北京舊城,經歷持續大規模拆除,幾成碎片。這個城市還有多少文化容量來承載庫哈斯式的地標,成了一個問題。

“大屋頂”會否重來

有人擔心,傳承北京的城市文脈會不會導致新一輪“大屋頂”熱?

所謂“大屋頂”熱,在新中國成立後北京的城市建設史上出現過兩次,一次發生在1950年代,一次發生在1990年代。

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築學家梁思成主張完整保存北京舊城,在舊城之外的西郊以現代建築手法設計新的行政中心,舊城之內的建築高度不能超過三層。這個建議未獲採納。眼看高樓大廈在紫禁城周邊拔地而起,梁思成轉而寄望通過實現“中國建築的輪廓”來保全舊城,遂繪製兩張有著中國傳統屋頂的高層建築想像圖以作示範。

彼時,在蘇聯專家的要求下,民族形式建築風格被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執行。可是,1955年初,風雲突變,“大屋頂”建築被視為鋪張浪費和復古主義,遭到批判。

1993年,北京市提出“奪回古都風貌”,大量新建築被安上了中國傳統式屋頂、門樓、亭子、垂花門等“飾物”,這一時期此類新建築的代表作即北京西站。實踐證明,僅靠給新建築“穿靴戴帽”,古都風貌是奪不回的。恰恰是在這一時期,北京市啟動了大規模改造舊城的計劃。紫禁城東側,體量巨大的新東安市場突破了建築高度的控制,儘管它也戴上了“大屋頂”,依然對紫禁城的天際線形成衝擊。

在梁思成看來,中國傳統建築與現代建築均以框架承重,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只要領會中國建築之“文法”,就能夠將二者融合。他生前認為設計得最好的新建築是北京兒童醫院,它並沒有戴上“大屋頂”,但建築師抓住了中國建築的基本特徵,不論開間、窗臺,都合乎中國建築傳統的比例,因此就表現出中國建築的民族風格。

北京兒童醫院被收入了世界權威的《弗萊徹建築史》第二十版。可是,2008年1月,不顧建築界人士的強烈反對,有關部門竟將北京兒童醫院的標誌——被譽為中國現代主義建築紀念塔的“水塔煙囪”夷為平地。

2011年底,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被開發商夷為平地。這是一個普通的四合院,1930年代,梁、林夫婦一次次從這裏出發,發現了隋代趙州橋、唐代佛光寺等中華建築瑰寶。

這處被毀掉的“中國建築史的搖籃”,與紮哈的四枚“巨蛋”相距不遠,它的命運為後者的崛起寫下了注腳。□

(王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