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災難

1966年馬思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與女兒馬瑞雪、夫人王慕理、兒子馬如龍乘“002”號電動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佈，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起被批准避難。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國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原文如下: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1949年4月，馬思聰與薩空了、歐陽予倩等百餘位愛國人士一起乘船，從香港北上，經煙臺到達北京，從此開始了為新政權工作的行程。這次離開香港時，馬思聰可謂“壯懷激烈”，他與當時的愛國藝術家們一樣，對即將建立的新政權寄予厚望，此時他當然想像不到，十八年後他會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偷渡來港。從香港開始，到香港結束，馬思聰的命運在新中國的十八年中兜兜轉轉，1967年1月15日，這條軌跡終於畫成了一個句號。

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確有許多知識分子僥倖逃脫，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在另一場更強大的風暴中被扭送到批判大會上。馬思聰就是其中一個。

不關心政治局勢，對行政事務沒有興趣，不與人爭論，只想努力寫作與盡力演奏，帶好小提琴專業的學生，這可能是馬思聰的理想人生，但他的沉默並沒有逃過政治風暴。該來的還是來了。

1966年6月，“文化革命”的“春風”喚醒了中央音樂學院的革命小將，學校裏出現了批判馬思聰的大字報，稱他為“反動學術權威”、“大吸血鬼”。當年8月9日，中央音樂學院革籌會將馬思聰囚禁起來，14日造反派沖進了馬思聰的家，他的夫人和子女在驚慌中逃離北京。

11月28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臺胞和東南亞僑胞廣播的開台音樂撤下了《思鄉曲》，換成了《東方紅》，馬思聰在批鬥會上挨了數次打，還被紅衛兵摁在地上吃草，憂憤難當。

被迫逃亡海外

1967年1月15日晚，在女兒的勸說下，他攜夫人、次女和兒子一起偷渡至香港，製造了“文革”中最轟動的一起“叛國事件”。對那一段歷史，任何描述可能都顯得蒼白，新版的葉永烈著《馬思聰傳》收錄了1967年4月馬思聰紐約演講的全文，文中說，“文革”剛開始時，他雖有點擔心，但也並不十分害怕，因為他沒有太多的文章，也沒說過什麼錯話，“我想我唯一的過錯，只是拿了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薪水，卻不在那兒上班。從1950年開始，我被任命為這所學院有名無實的院長，事實上學校的一切實權是在副院長手裏。”馬思聰描述了他與趙�1�7等人一同被毒打的場景：有一天一男一女兩個紅衛兵沖進他們的房間，“那個姑娘狠狠打我耳光，朝我臉上吐痰。比起趙�1�7來我還算好一點，他被打倒在地上，滿身都是血……”

這篇著名的文章曾被蘇聯、英國、日本等國的多家媒體以不同的篇幅轉載。其中蘇聯《文學報》在刊發時加了標題《我為什麼離開中國》，並加了按語。這篇文章也因此為中國國內的造反派所瞭解，當時數以萬計的紅衛兵曾為此衝擊蘇聯在北京的使館，革命小將們在使館外焚燒稻草人，更有激動的紅衛兵翻越障礙沖進使館，引發國際爭端。

馬思聰叛逃被公安部命名為“002號專案”，多位與此案有關的人遭到株連，其中掩護馬思聰離開北京的廚師賈俊山以出謀獻策等罪被判入獄五年，大哥馬思齊夫婦在尚不知馬思聰人已偷渡美國的情況下被雙雙打成“現行反革命”監禁三年，馬思齊長女馬迪華因被判現行反革命在監獄中心臟病發慘死，次子馬宇亮被判十二年徒刑，上初中的馬宇明也被判九年徒刑，馬思聰的妻妹王志理和他的丈夫因在南京收留姐姐王慕理，也成為審訊對象，馬思聰的六妹鋼琴家馬思蓀受到拘捕審查，最慘的還是馬思聰的二哥馬思武，他當時是上海外國語學院的教授，與法國太太過著安靜的學者生活，與三弟多年不來往，但就算這樣，他也受到紅衛兵的侮辱與毒打，最後離奇墜樓，他那本已加入中國國籍的法國太太不得不在晚年孤獨地回到法國……

那是一個不堪回首卻又必須回首的時代。知識分子自殺和殘害致死的事件一件連著一件，傅雷夫婦自縊、老舍自沉，在音樂界，有陳又新、李翠貞、沈知白、顧聖嬰、楊嘉仁等名家接連慘死，在重災區上海音樂學院，居然有十多位師生自殺。消息傳到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的革命小將深感羞愧，自認革命得不夠徹底，遂以更大的勇氣投入到新一輪的破壞中。

從1967年1月17日，馬思聰一家通過在香港的親戚到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此時，馬思聰一家偷渡到香港的消息已經在報紙上炒得沸沸揚揚，他們偷渡時使用的那條船被香港水警拖上油麻地，照片登在了報紙上。馬思聰是與毛澤東、周恩來都有頻繁接觸的高層音樂家，偷渡事件引起軒然大波。美領館工作人員迅速地將馬思聰引渡至美國，1月21日清晨，他們飛抵華盛頓。那天華盛頓剛剛下過一場大雪，國際機場銀裝素裹，肅穆而整潔，馬思聰、王慕理、馬如龍、馬瑞雪四人被暫時安頓在弗吉尼亞的一座鄉間別墅裏。

異國生活

初到美國，馬思聰一家的行動仍然受到限制，這是因為英國政府的要求，馬思聰在香港“過境”，港英政府自然擔心會受到“牽連”。1967年“文革”已經影響到了香港，當年5月爆發反英工人暴動，激動的中國工人高舉“文革”式標語沖上街頭，持續幾十天的抗議活動導致數十人喪命，英國政府要求馬思聰一家在美國儘量低調，應該也是出於對香港時局的判斷。

馬思聰一家的生活被照料得無微不至，王慕理與女兒馬瑞雪曾一同觀賞魯賓斯坦的音樂會，在別墅的客廳裏，一位姓麥的華裔工作人員負責放映新上檔的電影，韓敘歐負責安排馬思聰一家的生活。

三個月後，馬思聰在紐約召開了新聞發佈會，他雖然已躲過“文革”一劫，內心卻遠不能平靜，他說：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較起來，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出走了……

從此馬思聰開始了在異域的生活，而在中國大陸，經過一年的調查，1968年1月公安部“002號專案組”已經組織起全部的材料上報中央，經康生、謝富治圈閱，馬思聰被定性為“叛國投敵分子”。但馬思聰此時已經開始了在美國的新生活，1968年3月31日，他受臺灣音樂年的邀請，赴台舉辦獨奏音樂會，在那裏他遇到了民國時就相識的許多老朋友。蔣經國的秘書鄭彥芬代表“總統”宴請馬思聰。馬思聰分別在臺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舉辦音樂會，此後馬思聰又於1972年、1977年、1981年、1984年、1985年多次訪台，其中1981年兩度訪問，他的舞劇《晚霞》也由臺灣方面投資二十五萬美元首演。馬思聰每次訪台都會受到媒界的廣泛關注，報紙還多次報道他到金門“勞軍”演出。 　　1979年，馬思聰的九弟馬思宏突然收到文化部的邀請，邀他回國訪問演出，馬思宏在解放前就已定居美國，是海外頗具名望的華人音樂家，此前從來沒有回中國大陸參加過演出，這次受邀似乎給了馬思聰一個信號，關於他的“叛國”問題有瞭解凍的傾向。1980年6月3日，馬思宏飛抵北京，與中央樂團合作演出，時任統戰部部長的烏蘭夫與馬思宏晤談。馬思宏在香港接受採訪時曾透露：馬思聰的問題經烏蘭夫出面已經解決，當年他出走是被迫，過些日子便會回國走一趟。這一說便是好幾年。1984年10月，中央音樂學院給主管部門提出報告《關於我院原院長馬思聰先生落實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當月月底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吳祖強應邀訪美，報告中說：“我們考慮，吳作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對馬（思聰）置之不理似不妥。擬在我駐美使館的幫助下，創造合適的條件，主動與馬見面，向他致意、表示慰問。”

當年的11月10日，吳祖強拜訪了在費城家中的馬思聰，此前已有數位來自大陸的私人朋友探望過馬思聰，但帶有官方色彩的會晤還是首次。吳祖強在回憶這次會面時說，馬思聰先生當時已有七十三歲，但精神十分矍鑠，他問了許多國內文藝界的情況，對“文革”中的遭遇卻隻字未提，會見只有一個半小時，臨別時還笑著問吳祖強：“你們現在還開那麼多會嗎？當年我當院長時是見會就躲。”這讓吳祖強倍感親切。

平反昭雪

馬思聰正式平反是在當年年底，中央音樂學院“平反結論意見”，其中的四條意見為：馬思聰在“文革”前的表現是好的；他的出走完全是因為極左路線殘酷迫害；建議中央和北京市統戰部邀請馬思聰回國，如他本人有要求，可以安排回國定居；對馬思聰與臺灣方面的交往不予追究。

公安部迅速批示，對“結論意見”完全同意，1985年1月25日，中央音樂學院根據文化部、公安部的批復，公佈《關於給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決定》，2月12日正式致函馬思聰本人，此時距馬思聰出走已整整十八年。3月1日，馬思聰的作品開始在廣播電臺播出，“馬思聰”不再是一個回避的名字。

馬思聰被平反後心情非常激動，他準備於當年秋季返回大陸訪問，甚至一度有過回國定居的想法。與此同時，尚與大陸處於敵對關係的臺灣方面，卻加緊了對馬思聰的“勸告”，臺灣《世界日報》曾發表《寄語馬思聰》的社論，《青年日報》也發表了《馬思聰強調絕不會回去》等文章，加上一年前《中央日報》刊登的《馬思聰絕不會再上惡當》等，可以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