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繼山西“十二月事變”之後發動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其基本史實在史學界早有公論。可是，近期關於皖南事變的某些歷史事實卻有相反的說法，比如“小朝”整理的曾任項英秘書、已故揚帆同志的口述，以《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為題，在《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發表。該文稱，揚帆認為皖南事變後周恩來滿懷悲憤地發表“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是指責毛澤東對皖南新四軍不公道。文章是這樣描述的：“周恩來同志在皖南事變以後，親自寫了幾句話：‘千古奇冤，江南一葉。’‘一葉’是指葉挺。葉當時被俘還在獄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變。為什麼說‘千古奇冤’呢？國民黨反革命打我們，這能叫千古奇冤嗎？千古奇冤照我現在的領會，主要指我們內部，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不公道。”

列寧曾經說過，“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這確是研究歷史、弄清真相的唯一有效的科學方法。要搞清楚周恩來題寫的“千古奇冤”究竟是針對誰，毫無疑問必須設法回到歷史現場。這就必須借助史料，讓史料告訴人們真相。

第一，周恩來秘書童小鵬的回憶。

皖南事變發生時，童小鵬擔任周恩來的秘書，周恩來那幾天的活動特別是他發表題詞的前前後後，童小鵬都伴隨在周恩來身邊，因此，童小鵬可以說是這段歷史的直接見證人，最清楚周恩來是在什麼樣的心情下寫下這四句題詞的。2006年出版的童小鵬回憶錄《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其中在“怒斥皖南事變”一節中，詳細回憶了周恩來奮筆疾書該題詞時的情形：

1941年1月17日晚，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通過中央通訊社發佈通令，反誣新四軍“叛變”，悍然撤銷新四軍番號，聲稱要把葉挺軍長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周恩來在曾家岩50號獲悉這一情況後，義憤填膺地打電話痛斥何應欽，隨後又驅車前往張沖處質問和抗議。之後返回紅岩村時夜已經很深了，周恩來與辦事處的全體黨員講話後，已經是18號的淩晨。他又作了一系列的佈置，把童小鵬等人叫到他辦公室佈置保密工作，準備對付國民黨的突然襲擊。這時，《新華日報》的同志來向周恩來彙報說，《新華日報》寫的關於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和評論文章，被國民黨的新聞檢查所全部扣壓，禁止刊登。新聞檢查所的人仍不放心，還在報社坐等要看第二天的報紙。周恩來聽後略有所思後對來人說：“你回去告訴章漢夫，把被檢扣的兩個地方用別的消息補上後，印好幾張報紙送檢查；我要另寫東西放在那兩個地方，不送檢，大量印發。除報丁報童外，動員工作人員出去散發。”報社的同志走後，周恩來便憤然揮筆，寫下了舉世聞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的題詞。 童小鵬的回憶很明確地證實了一個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史實，那就是：“千古奇冤”是在周恩來知道原先要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的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文章被國民黨扣壓、報紙面臨“開天窗”的情況下，為了衝破國民黨當局封鎖皖南事變真相，決定用“千古奇冤”這幾句題詞來揭露國民黨的陰謀。很顯然，周恩來的題詞就是抨擊蔣介石國民黨當局頑固派的。

此外，原《新華日報》在京部分同志的回憶文章《圍繞“皖南事變”展開的尖銳鬥爭》一文，對周恩來題寫該題詞挽詩細節的敍述，基本情節與童小鵬的回憶大體相同，這也進一步印證了童小鵬回憶的可靠性和真實性。

第二，周恩來本人寫此題詞前後的主要言論和活動。

周恩來寫此題詞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現象，只要考察周恩來在此前後一系列相關的言論和活動，就可以從中得出其題詞的真實含意。1941年1月17日晚，為了表達對國民黨頑固派蓄意製造皖南事變的強烈憤慨，周恩來打電話痛斥何應欽：“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為了駁斥國民黨對新四軍的污蔑，19日《新華日報》發表由南方局軍事組起草並經周恩來修改的文章《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同時周恩來又指示將該文作為傳單秘密散發。該文對所謂“新四軍違抗命令不受調遣”等8個關鍵問題，以大量的事實進行了有力的駁斥，進一步揭露了國民黨當局頑固派的內戰陰謀。之後，周恩來又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一方面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的鬥爭，另一方面向國民黨元老和抗戰派、國共以外各黨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聞界人士，以及蘇聯、英國等國外交官，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和頑固派製造磨擦、妄圖消滅異己的陰謀。為了進一步在國際社會戳穿國民黨頑固派的謊言，周恩來還致函回到紐約的斯特朗，建議她發表她所知道的情況。斯特朗隨即在紐約一些報紙和《美亞》雜誌上發表文章，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

此後，周恩來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同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嚴正提出嚴懲皖南事變的禍首等要求，中共7位參政員還為抗議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而拒絕出席二屆一次國民參政會。從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所發表的一系列言論和工作看，周恩來始終站在同國民黨反共頑固派鬥爭的最前線，立場和態度都是極其鮮明的，與黨中央和毛澤東高度一致，根本不可能用“千古奇冤”去影射指責毛澤東。

第三，《新華日報》刊發周恩來的題詞後蔣介石和國民黨重慶當局的反應。

載有周恩來該題詞的《新華日報》突破國民黨新聞檢查的封鎖，報紙發行量大增，從平時的2000份激增到5000份，並出現在重慶大街小巷的閱報牆上。蔣介石看到18日的報紙後，大發雷霆，把陳佈雷、戴笠罵了一通，說周恩來的題詞比一篇社論還重要。⑤ 1941年1月18日的《新華日報》，不僅發表了周恩來義憤填膺譴責國民黨反共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的該題詞，而且拒絕刊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通令及軍事委員會發言人所謂新四軍叛變解散的談話，遭到了重慶國民黨當局的嫉恨和破壞。2月1日，重慶市當局派遣報業職業工會常務理事鄧發清誣衊《新華日報》“目無政府、目無統帥”，“喪失其報格與國民應有之人格”，並且要求嚴懲《新華日報》，聲稱“自即日起，對該報一致拒絕派送”⑥ 。3日，重慶市商會主席周懋植上書重慶市政府指責《新華日報》“字題‘奇冤’，是非莫辯，綱紀蕩然”。並且污蔑《新華日報》“假自由之名以顛倒是非”，應當“嚴加糾繩，予以懲處，方足以儆效尤，而正中外之視聽”。隨後，國民黨當局變本加厲地加緊了對《新華日報》的迫害，甚至悍然查封了成都分銷處等報社營銷機構。從國民黨當局對周恩來這兩則題詞的反映來看，當時他們對“千古奇冤”所針對的對象其實心裏是很清楚的，假設是指責毛澤東，那麼當時國民黨當局怎麼可能要急於封鎖、“拒絕派送”《新華日報》呢？很顯然，正是因為周恩來的題詞揭開了皖南事變的真相而觸怒了國民黨當局。

第四，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

皖南事變後中共南方中央局處境困難，根據黨中央“駐渝幹部要儘量減少”的指示，1941年2月1日，葉劍英奉命從重慶啟程回延安，2日抵達延安，不顧疲勞，立即到楊家嶺見毛澤東，將周恩來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信、鄧穎超送給毛澤東的照片以及刊有周恩來該題詞的《新華日報》親手交給毛澤東，並彙報了皖南事變前後我南方局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當晚，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稱“報紙題字亦看到，為之神王” ⑦。“報紙題字”即指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的該題詞，“為之神王”中“王”通“旺”，則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的該題詞高度讚賞，認為周恩來和南方局組織反擊是有力量的。如果周恩來的題詞是指責毛澤東的，那麼毛澤東怎麼可能還會對此大加稱讚呢？顯然，說周恩來的題詞是指責毛澤東的，這不合正常的思維邏輯。

上述四個方面的史料共同指向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千古奇冤”真真切切是周恩來為揭露和斥責製造皖南事變的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悲憤之作。

（李方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