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鄧小平110周年誕辰，從2014年8月8日起，央視一套8點檔播出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該劇一播出就引發收視熱潮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其中包括塵封多年的“大逃港”現象。

公開歷史資料顯示，“深圳歷史上共出現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據統計，從1954年至1978年，廣東省共偷渡外逃56.5萬多人，逃出14.68萬多人。其中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現了最為嚴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1978年4月，剛剛被平反的習仲勳被委以重托“看守南大門”時，正是廣東偷渡外逃最嚴重的時期。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勳傳》和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勳主政廣東》中，記述了習仲勳在主政廣東期間是如何標本兼治解決“大逃港”問題的。

視察寶安：把生產搞上去，不要反什麼主義

習仲勳到廣東之後，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考察，就選擇到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

寶安與香港山水連為一體，一橋（羅湖橋）相通，一街（沙頭角中英街）相連。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寶安偷渡外逃長期居全省首位。從1952年至1977年，寶安有偷渡外逃行為的達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8.7％，占總勞動力13.5萬人的29.3％。附城公社蓮塘大隊1200多人，出逃香港就有790多人；2200多畝耕地，就丟荒700多畝。這個大隊的徑肚生產隊原有24戶，108人，外逃了22戶102人。偷渡外逃對寶安的經濟、思想、政治各個方面造成了很大危害，嚴重破壞了生產。

1978年7月，大約在5日至10日之間，習仲勳在省委書記王全國、南方日報副總編輯張漢青等人的陪同下，輕車簡從，乘坐一輛七座的麵包車，前往寶安視察。據當時陪同視察的張漢青回憶：“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時候，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裏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裏只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沒有人收割。習老看了心裏很不好受。” 看到此情此景，習仲勳的心頭頓時蒙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

習仲勳到達後，不是先聽惠陽地委副書記、寶安縣委書記方苞等人彙報，而是讓他們陪同到處看看，瞭解實際情況。

習仲勳一行在方苞等人的陪同下，考察羅芳、蓮塘之後，來到沙頭角。在那條獨特的“中英街”，習仲勳看見幾塊豎在街中間的石頭，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粵港兩邊貧富懸殊，對比非常鮮明。習仲勳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人們忙忙碌碌，顯得一派繁華熱鬧。而屬寶安這邊卻是破破爛爛，很多荒地雜草叢生，顯得蕭條冷落，很多老百姓都往那邊買東西，不少人跑到那邊不回來。習仲勳心裏感到很難受。他感觸很深地和方苞等人交談了很久。他說：“解放那麼長時間，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習仲勳對方苞和沙頭角鎮的領導幹部說，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舊的框框多，特別是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許多本來是正確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比如在香港那邊幾千畝屬於寶安管的耕地的過境耕作問題；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采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復邊境小額貿易問題等等。他支持和鼓勵寶安的幹部：“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 在當時，林彪、“四人幫”流毒還沒有肅清的情況下，習仲勳講出這一番話，是很有膽識的。

從沙頭角回縣城深圳的時候，習仲勳在路上看到邊防軍抓了兩個外逃的人，把他們銬在路邊。他問方苞：“這些人抓了放在哪里？”方苞回答說：“蓮塘那裏有個臨時收容站，每天抓到偷渡的人就先安置在那裏，第二天再派人送他們走。”回縣城時天已經很黑了，習仲勳還是堅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裏，他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那個偷渡的人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訴習仲勳，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後很快就可以寄錢回家，家裏人一兩年以後就可以蓋新房。習仲勳給這個偷渡的人講了許多社會主義好的道理，希望能糾正他的思想。直到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招待所。

習仲勳這次寶安之行，深入邊境農村和邊防哨所，與十多位農村黨支部書記座談，耳聞目睹了內地和香港的差距。在聽取方苞彙報後，習仲勳就發展出口商品生產，建立外貿基地問題發表談話，他說：“外貿基地規劃好了就要幹，講求實效。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寶安，總的印象是香港九龍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就冷冷清清，很荒涼。一定要下決心改變這個面貌，要在全黨統一認識，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逐步縮小和香港的差距。你們反映在英界那邊有7000多畝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丟荒了。這些土地還是要很好地經營。因為這是我們邊境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徑，也是我們邊境地區逐漸繁榮起來的可以利用的一個重要資源。”

這次寶安之行，習仲勳感觸很深：香港人80％以上是廣東人，為什麼在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在廣東卻不行。通過對如何搞好生產、發展經濟、改善群眾生活和制止非法外逃等問題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對他認識廣東和考慮解決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談偷渡：是人民內部矛盾

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是廣東偷渡外逃之風最為嚴重的時期。偷渡的不僅有農民，而且還有幹部、職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幾歲的中小學生也結伴偷渡。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收入卻是13000港元，差距實在太大。因此，邊防地區普遍流傳“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幹一天”的說法。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已超過10萬（包括港英當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萬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總數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頭收容中轉站容量只有400人，但當年經常收容人數在1000人以上，最多達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滿為患，生活設施無法適應，收容間過於擁擠，時值夏天，衛生條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時部分收容人員沒有飯吃，開水供應不足，有時飲生水也困難，受傷的收容人員不能及時醫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跳車逃跑、群眾圍觀和搶走偷渡人員，以及多次發生偷渡人員毆打押運人員，搶奪押送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押送人員從安全考慮，曾採用手銬和繩索捆綁的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

習仲勳瞭解情況後，立即召集省委有關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他認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問題的實際情況，明確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當成敵我矛盾看待，大部分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偷渡的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不能把他們當成敵人。他嚴肅地批評說：“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習仲勳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當作敵人，要統統放走的做法，當時由於很多人仍然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束縛，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習仲勳的反復教育和引導下，省委常委最後統一了思想認識，實現了“偷渡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一觀念的轉變，這對省委認清解決偷渡問題的正確途徑，進行改革開放，繁榮邊境經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據習仲勳夫人齊心回憶，當時“有人反映習仲勳對反外逃不重視，實際上，他不是不重視外逃問題，而是反對以‘左’的方法處理外逃問題，認為把偷渡的人一律當成犯人對待，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令他深思的是這種沿用以往‘左’的觀點、方法和措施是不能從根本解決外逃問題的。必須清理‘左’的遺毒，採取標本並治的積極態度，從源頭抓起，把經濟搞上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逃問題”。

習仲勳派出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前往深圳貫徹落實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黃靜波到達後，聽了方苞等人的彙報，說：“民政部對你們很不滿意，把那麼多人關在收容站那裏，條件又差，這樣不行。省委已經決定了，你們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運走。”方苞說：“一個晚上不能放走那麼多人，要不三天內就會像1962年那樣出現外逃高潮。我們剛剛開始搞改革開放，如果在這時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會造成不好的國際影響。投資者會覺得我們的政策和環境不穩定，喪失來內地投資的信心。這樣不僅中央會批評我們，改革開放也不能順利進行。” 雖然黃靜波覺得方苞說得有道理，但是他組織性極強。他是帶著省委的命令來的，一定要完成任務，堅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運走或放走。最後，深圳市委服從省委的命令放人。結果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聽信謠傳，誤以為開放邊境，紛紛湧向邊境前沿，強沖邊防，“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由於深圳市委事前已動員一切力量做好圍堵工作，結果深圳市20000多偷渡群眾只跑出800多人。後經深圳市委和邊防部隊全力以赴勸阻教育，才將事態平息下來。不久，習仲勳在瞭解到邊境實情後，覺得當時還未做好防範措施，就倉促做出統統放人的決定，和邊境實情不大相符。他贊同方苞提出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評。

建特區：要解放思想，當孫悟空

廣東毗鄰港澳，兩地人民生活差距大的現實，使習仲勳深刻地認識到，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儘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地刹住這股偷渡外逃風。在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就向中央建議，給予廣東更多優惠政策，讓廣東能夠優先發展，在對外開放中起到龍頭作用。

習仲勳在向鄧小平彙報時，提出在鄰近香港、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