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4日，臺灣台南縣佳裏區好望角公園內的蔣介石銅像遭潑漆，還留有“二二八兇手”、“真戒嚴、假行憲”等字樣，銅像的嘴上甚至被套上情趣用品。蔣介石銅像被汙事件在臺灣屢見不鮮，特別在選舉年、“二二八”紀念日更是屢屢發生。一段滄桑史，一尊舊人像，何以仍會引發今日如此的憤恨情緒？

“銅像悲歌”打著“民主”反民主

2013年3月25日，“獨派”團體“臺灣國家聯盟”等與八個地方團體舉辦“紀念二二八，勿忘三月大屠殺”遊行，遊行民眾打著“中正公園改名、蔣介石銅像遷移”的訴求，赴中正公園向園內的蔣介石銅像潑灑油漆，“獨派”人士甚至扮成蔣介石演行動劇下跪“向人民道歉”。2014年2月28日，臺灣政治大學圖書館內的蔣介石坐姿銅像被噴上白色的“威權遺害，歷史兇手”八個字; 8月27日，基隆中正公園內蔣介石一整身銅像及半身銅像均被潑漆。整身銅像塗上紅色漆，令人毛骨悚然。身上還有鬥大紅字髒話，基座也被噴上“殺人兇手”、“下地獄吧”、“匪”等字樣。

孫中山銅像也屢有同樣的遭遇。2014年2月22日，“獨派”團體“公投護臺灣聯盟”出動兩百多人群聚台南市湯德章紀念公園，五十多名成員合力用繩子將三公尺高、六百多公斤重的孫中山銅像扳倒，並在銅像背面噴上“ROC OUT！KMT DOWN”！（“中華民國”滾蛋，國民黨下臺）

盤點汙損蔣、孫像當事人的說法，基本都歸結為，這些銅像是“威權統治的象徵”，臺灣落實民主容不得威權象徵存在。如基隆中正公園蔣介石銅像潑漆者稱，“蔣介石威權統治下，基隆是經歷慘痛屠殺壓迫之地，現在臺灣回歸民主，臺灣人民不能接受該銅像”，並呼籲馬當局盡速拆除所有銅像，揚言未來不排除在各地的蔣介石銅像上“持續創作”！而在臺灣解嚴27周年紀念日，全台多所高中學生以“反對威權、追求轉型正義”為訴求，拍攝的“7/14 近代民主的開始 蔣介石銅像退出校園”影片，也是主張“1987年7月14日是解嚴令頒佈的日子，是臺灣近代民主的開始，也是威權時代的結束，然而威權時代的遺留物‘蔣介石銅像’仍然在各校佇立著。我們認為是時候請蔣介石銅像移駕、撤出校園，落實轉型正義”。還有人將潑漆行為冠上“進行裝置藝術與粉刷，是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的名義。

雖然國民黨當局認為經過臺灣民主化，銅像已不具政治色彩，但從上述行為和理由，分明呈現了潛藏在部分民眾包括學生的史觀，以及反國民黨、“反中”、“台獨”的意識形態，且都打著“民主、自由、正義”的旗號。島內《聯合報》社論明白指出：“這出‘銅像悲歌’，恐怕只是凸顯了‘台獨’的反民主心態吧！”

與“台獨運動”結合、“反中”、

“反國民黨”――臺灣民主的顯著特徵和宿命

臺灣發起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目標在於反對國民黨堅持“中華民國法統”而導致的島內政治資源分配不公，而當民進黨所獲政治資源已經轉質為執政資源後，民進党則利用民主運動成果進行了首次“台獨”實踐，雖然實踐證明了“法理台獨”之路行不通，但卻收到“臺灣主體意識”的成果。在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的實施過程中，一方面兩者獲得結合，“台獨”成功地嫁接在了民主運動的根基之上;另一方面則不同程度出現滯礙，“法理台獨”運動雖完全碰壁，但“台獨”勢力並不甘心，“台獨”理念也並未消失，“台獨”要重新尋找新的達成目標的可行路徑。而以獲取政治資源為目標的民主運動則完成了階段性目標，同時也看到階段性成果並未能根本解決統“獨”矛盾、藍綠惡鬥，需要獲得新的“深化民主”的動能。

在這種背景下，2008年國民黨的重新執政，中斷了民進党“法理台獨”的運動進程，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也推進到大陸對臺灣社會全方位的影響不斷彰顯，到了經濟整合必須碰觸政治層面的階段，並已經影響到臺灣最高領導人的選舉。這大大加深了“台獨”勢力的恐懼和焦慮，而多年來民進黨的路線轉型嘗試更讓“獨派”不滿與擔心。此時，作為2016年“大選”前哨站的2014年地方選舉、國民黨執政滿意度的低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以及奠基其上的島內新的社情民意，都讓“台獨基本教義派”尋到了新的動能。因此，2014年開年，“台獨”勢力借選舉年進行了強勢反撲，並以一些具有“台獨”理念的年輕世代為先鋒，打著“民主”的旗號，開啟第二波島內“民主運動”。而這波“民主運動”的目標直指“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其內涵則是“公民對臺灣前途走向”的“政策參與”和“監督”。如果說島內第一波民主運動要治的是政黨政治資源分配不公的“表”，則未來島內第二波民主運動要達成的目標則是要改變“中華民國的體制”之“本”。蔣、孫銅像被汙損，正是循此“台獨民主運動”的脈絡而發生。

站在中國大歷史的角度上看，臺灣民主與“反中”、“反國民黨”有著緊密關係，這是臺灣民主運動的歷史發源決定的，可以說，“反中”、“反國民黨”是臺灣民主運動難以擺脫的歷史宿命。

臺灣民主的本源一是黨外勢力反對國民黨“中華民國法統”以及與臺灣實際統治權的不相符而造成的政治資源分配不公，二是全社會在國民黨專制高壓統治下人生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桎梏，這些導致了國民黨與黨外勢力民意的敵對狀態。這一敵對狀態雖然隨著國民黨的解除戒嚴、開放政治資源給台籍人士，以及本土化、七次“修憲”而有所改變。但迄今，在“民主”的旗號下，有關“中華民國法統”的有或無，國、民兩黨仍然進行著“不獨”與“獨”的路線鬥爭，而這兩條路線又都針對著大陸堅持的統一之路;加之國、民兩党都要迎合西方“普世價值”以換取國際支持，於是，“民主”、“反共”（“反中”隱藏其後）遂成為一體兩面。這一合體始終是島內民主的底色，堪稱臺灣民主難以擺脫的宿命。

蔡英文將“台獨”、“反中”、“民主”相結合而“公民路線”化

“反中”與“民主”的緊密結合也歷來是“台獨”團體與民進黨共同的鬥爭策略。在“法理台獨”已被邊緣化的情況下，民進黨不敢昭示“台獨”目標，但以“民主、自由、人權”來暗渡陳倉，並將這些“普世價值”與“反中”、反國民黨緊密結合，成為一體兩面。於是“民主、自由、人權”遂取代“台獨”成為臺灣社會的神主牌，也成為一切政黨政爭、統“獨”鬥爭操作的幌子。 　　民進党核心人物蔡英文與王丹等大陸“民運分子”合作，在島內大學校園就展開了多年的“民主反中”教育。王丹在2009年5月赴台期間，與蔡英文兩人針對“兩岸民主與人權發展現況”交換意見，雙方不僅在“反共”、“民主”的理念上契合（只是蔡英文在“反共”與“民主”的幕後隱藏著“反中”），而且都重視以兩岸“公民社會”交流“促成中國民主化”。為此，2010年年底“五都”選舉後，蔡英文捐資在民進黨“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成立智庫，專責研議兩岸交流的“第二軌道”。接著，民進黨中生代重要人物羅文嘉與王丹成立了策劃已一年的“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作為每年一次推動兩岸民間社會對話的平臺。王丹強調，“接觸共產黨，是接觸中國的今天;接觸公民社會，是接觸中國的明天”，認為兩岸交流“不能被國與國、黨對黨壟斷”，而是要“加入公民對話聲”。2011年王丹在台創辦雜誌《公共知識分子》，並成立“華人民主書院”，赴各大學舉辦講座，宣揚“反共”、“民主”理念，還對島內學運提供其自身的“大陸經驗”予以指導。長年宣導，對學生的影響極大。從2012年島內大學生團體組成“反媒體壟斷巨獸同盟”、發起反“旺中案”學運，到2014年3月以學生為先鋒的“反服貿運動”，都彰顯著“民主”、“反中”、“反國民黨”的觀念訴求。

可以說，蔡英文宣佈競選民進党主席，承接的正是“台獨”實踐與島內第二波“民主運動”的進程。“台獨”運動與島內第二波“民主運動”的目標不僅是一致的，而且與蔡英文的理念相合，兩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有機銜接，加上“民主、反中”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世代展現的政治能量，因此她對承接第二階段的“民主運動”信心滿滿，也就在2014年4月宣佈競選民進党主席時，蔡英文拋出了“公民路線”。“公民路線”的拋出預示著在蔡英文主導下的民進黨完成了“台獨”、“民主”、“反國民黨”、“反中”多面一體的“民主台獨”路線，它將嚴重阻礙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超越藍綠”――臺灣民主的深化？

2014年11月27日的臺灣地方選舉，臺北市長無黨籍參選人柯文哲大勝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柯文哲這一“政治素人”迅速在島內卷起偶像般的政治旋風，島內媒體冠之以“柯文哲現象”，其中，柯文哲拒絕加入民進黨卻保持與民進黨的曖昧關係，並在選舉中打出“超越藍綠”的口號、 表示期望“九合一”選舉中更多無黨籍人士當選等，衍生出藍綠之外的“第三勢力崛起”的話題。

筆者認為，與其說“柯文哲現象”是“第三勢力的崛起”，不如說它極具綠營內部政治生態變化的指標意義來得更為貼切。它不僅折射出綠營內部鐵杆“獨派”的最新動向，更考驗著未來蔡英文“公民路線”的實效。

跟蹤考察“台獨”勢力未來的政治佈局，在目標上，是要先徹底打垮國民黨，同時扶植民進黨壯大，並對民進黨的“台獨”立場進行嚴格監督，嚴防民進党政治精英層被兩岸紅利“引誘”而喪失“台獨”立場，最終建構“本土”的具有“台獨”理念的兩黨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態。在策略上，一方面以“臺灣主體性”引領島內民意，重塑島內民意共識――“臺灣共識”，以佔據選舉及未來執政的道德高地，進而強化其正當性、號召力。另一方面則要擴大並深化所謂的“公民運動”，其目標與蔡英文的“公民路線”相向而行。但作為“公民路線”所追求的雙方的“合作夥伴關係”，未來“台獨”勢力在與蔡英文的合縱連橫中，誰能掌握主導權，卻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