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國籍問題對於政府來說諱莫如深，政府也從來不鼓勵學界研究討論。正是雙重國籍研究的缺失，致使政府很長一段時間內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

雙重國籍的糾結現實

2月10日，胡偉星案在廣州中院開庭第一天，辯方在法庭上和公訴人激烈交鋒。爭議的焦點是，胡偉星究竟是中國公民還是美國公民。

今年56歲的胡偉星被控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放火罪、故意傷害罪、開設賭場罪、騙取貸款罪、非法持有彈藥罪、綁架勒索罪等10項罪名。

胡偉星上世紀70年代偷渡進入香港，後來獲得香港居民身份。1994年舉家定居美國洛杉磯，入美國國籍。持有美國護照的胡偉星經常因商務往返於洛杉磯和中國。

開庭當天，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承認了胡偉星的美國公民身份，並且派官員列席旁聽。

胡偉星的兩位辯護人——律師王誓華和公民代理人李莊對胡偉星的身份提出了異議，表示胡偉星是美國公民，應適用涉外程序而不應適用普通程序審理。審判長回應稱，根據公安部對此的批復認定，胡偉星有香港居民身份證，是中國公民。

按照公安部胡偉星身份的回復，根據規定，因為他最後一次進入中國時使用的是香港居民身份證，所以他為中國公民。如果他入境時使用美國護照，則會按照美國公民對待。

但是胡偉星的辯護人則認為，胡偉星使用香港身份證入境，並不能否定他的美國公民身份。該案中關於國籍的爭議引發公眾對雙重國籍問題的再次聚焦。雙重國籍第一次被關注是1999年，當時12名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關於撤銷‘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規定的建議案”。2005 年，民建中央也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建議修改《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

隨後不斷有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就雙重國籍問題提出修改意見，但至今未見相關法律有鬆動跡象。原國務院僑辦官員丘進告訴《鳳凰週刊》，至今，雙重國籍問題對於政府來說諱莫如深，政府也從來不鼓勵學界研究討論。因此中國承認雙重國籍尚有時日。

但這並不能阻止雙重國籍者的大量存在。李家輝在十年前移民加拿大，他仍然看好中國的市場和機會，長期以來並一直打算在中國做生意。他並沒有放棄中國國籍，他向《鳳凰週刊》坦言：“更多時候，我仍然是中國人。加籍身份只在需要的時候才用。”

與李家輝抱有同樣想法的中國富豪不在少數，根據招商銀行聯合貝恩資本發佈的《2011私人財富報告》報道，中國內地近60%的千萬資產富人已完成移民或考慮移民，而27%的億元以上資產的富人已完成投資移民，47%的人正在考慮投資移民。

這些“非富即貴”的精英階層移民後大多也不會主動註銷中國國籍。“中國經濟充滿活力，有很多商機，難道他們會放棄嗎？”李家輝反問《鳳凰週刊》記者。

監管趨嚴

一面是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一面卻是移民者暗地獲得雙重國籍。民建中央委員會常委葉建農在2012年全國兩會上直言，“雙重國籍”越來越多地成為沒人管的“潛規則”現象。葉稱，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出國不用註銷戶口後，回國來一手一個護照，兩邊都沾光，“這是事實上的雙重國籍，每年每月每天都在不斷產生這樣的現象”。

因此，葉建農建議“雙重國籍”要麼使之合法化，要麼就要認真監管，按照《國籍法》嚴格“堵死”這種現象，“以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一個取得加拿大國籍同時未註銷國內戶口的北京男士，在網上描述如何獲得續簽中國簽證又不必銷戶的經歷，他承認，他在加拿大把中國名字換了，這樣中國不可能憑藉他在加拿大護照上的名字追查到他原來的中國戶籍，就更談不上銷戶了。

但是這樣做也並非毫無風險。加拿大華人證實，凡是在2007年以後新入加拿大國籍的華人，到中國駐加領事館申請赴華簽證時，必須攜帶原有的中國護照，由簽證官當面註銷該護照。這就杜絕了一部分入了外籍卻仍持有中國護照的情況。

一位不願具名的移民顧問稱，如果領事館發現兩本護照名字不一樣的情況，則會要求提供更多數據證明改名過程，然後記錄在案。該移民顧問認為，用“改名”保留雙重國籍的人，實際上可能會得不償失，因為改名後不但申請中國簽證手續繁瑣，說不定還會被拒簽，而且一旦返國，因為有記錄的關係，也一樣會面對註銷戶籍的要求。他相信未來內地有可能延長此規定的追溯時間，逐步清理所有雙重國籍人士。

在海外的華人論壇上，不斷有網友發帖稱，自己在出境時，被查到有雙重國籍，海關要求，必須回戶籍所在地註銷以後才能離開。

中國駐外使館這一輪嚴厲清查雙重國籍的措施，始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出境入境管理法》2013年7月1日實施後，對雙重國籍的清查日益趨嚴。該部法律作出明確規定，“國家建立統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臺”。

過去，中國的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統是由公安、外交等不同部門分別建立的，信息難以共享，這為雙重國籍留下了操作空間。但根據《出境入境管理法》建立統一的信息平臺後，信息得以共享，有利於遏制雙重國籍現象。此外，這部法律還規定，中國人和外國人在出入境時，邊防警察將可採集、存儲、比對他們的指紋信息。這也意味著，今後，一個人同時擁有中外護照的情況將會更加難以隱匿。

雙重國籍利弊之辯

在政府對雙重國籍管控趨緊時，呼籲承認雙重國籍的聲音從未停止。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葛劍雄認為，應該在外交上實行“對等”原則。“如果對方承認雙重國籍，我們也應該承認。”葛劍雄告訴《鳳凰週刊》，目前，中國有不少政策讓外籍人士受到國民待遇，但是做法都並不規範。如果能夠通過雙重國籍的途徑解決問題，雙方都將更加方便。加之目前中國對國際化人才的需求很大，對願意為中國工作的外籍人才而言，也是對工作極大的便利。

但是，葛劍雄將官員排除在了承認雙重國籍的範圍之外，“政府官員不可以有雙重國籍，因為涉及到對國家和納稅人忠誠度的問題。”以臺灣為例，“臺灣目前繼續承認雙重國籍，但規定公務員一定等級以上的人必須是單一國籍。馬英九曾被揭發有美國綠卡，後來查證，他曾經拿過，後來放棄了。”葛劍雄說。

民建中央提出這方面的議案時認為，不承認雙重國籍在當時是必要的，但現在，應該處理好華僑與祖國的關係，讓他們更好地融入到祖國建設大業中來。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則持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如果承認雙重國籍，很可能出現的後果是，一些先富裕起來的和掌握權力的公民，利用雙重國籍制度逃避對中國的法定義務，中國的國家權力機關將會逐漸地落入取得外國國籍的人手中，中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將得不到保障。

對於一些學者擔心“如果不實行雙重國籍制度，一些高科技人才將會長期滯留國外，這對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極為不利”，喬新生認為，要求海外留學人員回國服務是在狹隘的人才觀指導下的一項留學政策。世界上鮮有國家採取如此極端的方式鼓勵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加之國內長期形成的官本位體制，不可能為海外歸國人員提供良好的科研環境。只有徹底改變我國的科學研究環境，真正打破官本位的體制，才能讓更多的歸國留學人員施展自己的才華。

在喬新生看來，如果實行雙重國籍，中國公民為了爭取平等競爭的地位，不得不千方百計地變換自己的身份。這對於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以及提高中國政府的公信力都極為不利。中國目前也在採用更靈活的策略來消除單一國籍制帶來的不利影響。譬如，在海外人才引進上，中國在2004年就仿照美國，推出了中國“綠卡”（永久居留權）制度。在2013年3月，中國外交部稱，將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並實施特殊政策，為海外華人辦理來華簽證、居留方面提供便利。包括為外籍高層次人才、投資者和知名人士（多為華人）頒發最長有效期5年、最長停留期180天的多次簽證，同時將對《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進行修改，將進一步擴大中國“綠卡”頒發範圍。

但是前國務院僑辦官員丘進認為，這依然解決不了現實問題。他考察了多個國家的雙重國籍的情況，根據中國的現狀，提出“重點考察、鼓勵研究、分類對待、順其自然、間接解決、部分默認”的做法。

丘進較為推崇印尼給海外僑胞發放“海外印裔卡”的做法，但他並不認為，這是最好的解決方式。“這僅僅是給相關部門的一個參考。”

丘進跟葛劍雄的觀點類似，提倡對等、承認雙重國籍的做法，“當對方和己方互相承認雙重國籍時才承認，否則都不承認。”

對於特殊群體的外籍僑胞，丘進認為，如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等，可以擴大發放長期居留證(綠卡)。而對於已經有了事實上雙重國籍的海外僑胞，可以“默認”其享受國民待遇，或至少享有華僑同等待遇。

丘進告訴《鳳凰週刊》：“有些官員非常忌諱雙重國籍的研究，怕惹麻煩，同時對研究的學者扣帽子，上綱上線。”丘進說，正是雙重國籍研究的缺失，讓很長一段時間內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

“不要害怕學者對國籍問題展開研究、探討，甚至國家行政管理部門也可以就此設定研究課題，對實行雙重國籍制度的典型國家進行考察和調研，為決策提供參考，這才有助於現實問題的解決。”丘進說。

（張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