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名鵲起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地處太行山區黃土高坡，村域面積2平方公里，植被稀缺，水土流失嚴重。耕地主要集中在當地虎頭山一側的“七溝八梁一面坡”上。800畝耕地零零星星散佈成4700多塊，每塊耕地的面積平均不足0.18畝。這些山坡小地缺邊少堰，難以蓄水。三天不下雨禾苗就發黃，一旦下點兒急雨就會把地全都沖毀。耕地面積零散、土地資源貧瘠，糧食產量一度在低水平徘徊。

大寨村1952年建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陳永貴出任黨支部書記，帶領58名男勞力在白駝溝打壩24道，造地5畝。1953年在後底溝打壩25道，造地25畝。1954年在小背峪溝造地8畝。1955年起，先後三次在狼窩掌打壩180多道，總長7.5公里，把300畝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1956年建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依靠農民的生產熱情和集體經濟的力量，大寨人持續挖山填溝，修造梯田，改造耕地，農業連年取得豐收，糧食畝產量由1952年65公斤增長到385公斤，不僅村民自給有餘，還上交國家公購糧，大寨村因此被昔陽縣推薦為全省建設社會主義先進集體，陳永貴也被推薦為全省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

由於《山西日報》20世紀50年代曾經發表關於大寨人戰天鬥地事蹟的通訊報道，使大寨在山西省小有名氣。

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轉晉中地委關於學習陳永貴帶頭苦幹的事蹟和大寨的生產管理經驗的決定，號召全省農村幹部學習陳永貴，學習大寨經驗。《山西日報》又發表社論《陳永貴——黨支部書記的好榜樣》。由此，山西省掀起學習陳永貴、學習大寨經驗的第一次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全省農業生產發展。

《人民日報》1963年8月3日發表通訊《在農村陣地上——記昔陽大寨公社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稱陳永貴是“幹部參加勞動的典範”。

1964年3月27日，毛主席乘坐火車南下瞭解各地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28日到達邯鄲，專門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請上專列，聽取彙報。

在聽取陶魯笳彙報過程中，毛主席特別問起“農村幹部不參加勞動反而拿高工分”的問題。陶魯笳回答時，專門談到大寨經驗，說：“陳永貴領導集體生產年年都有新套套，很見效，不久前在太原做報告，趙樹理聽了報告很佩服，對我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但是他的觀點完全合乎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我認為陳永貴是一個傑出的農民。’大寨的幹部始終堅持在生產第一線參加勞動，管理上也有一套制度，幹部工分與社員工分有差別但不懸殊，防止了高工分現象。”毛主席當即稱讚道：“這個辦法好!能調動群眾的勞動積極性。”陶魯笳還特別提到：《人民日報》2月發表長篇通訊報道大寨的事蹟，還配發了社論，陳永貴1月份被北京市委請到人民大會堂向1萬多名幹部介紹大寨經驗。毛主席說：“《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北京市委請陳永貴講，我也不知道。你們現在有沒有關於陳永貴的材料？”陶魯笳回答說：“有材料，回頭送給主席。”毛主席問：“陳永貴仨字怎麼寫？他識字不識字？”陶魯笳在紙條上寫下“陳永貴”三個字，告訴毛主席：“陳永貴不太識字。”毛主席叮囑陶魯笳，一定要把陳永貴的材料送給他。

之後，毛主席在繼續南下途中，給周總理打電話，請總理注意一下陳永貴和大寨的經驗材料。

周總理接到毛主席的電話後，調來關於陳永貴和大寨的材料仔細閱讀，被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所感動，認為是個好典型，隨即打電話讓陶魯笳親自到大寨去搞一次長時間詳細調查。陶魯笳隨即到大寨蹲點20天，寫成一篇《大寨大隊調查報告》。

5月10日，毛主席在南京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彙報時，首次公開肯定陳永貴和大寨。說搞好社會主義教育的四條標準其中一條就是看增產還是減產，專門以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為例，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1964年12月下旬召開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介紹陳永貴的事蹟和大寨經驗，肯定大寨“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值得大大提倡”。這就表明黨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還把大寨介紹到國外，使大寨的名聲走出國門。

1965年初，全國農村按照周總理在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所概括的幾條，掀起學大寨運動。主要學習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不向國家伸手，依靠集體力量戰勝困難，奪取豐收的精神；在農業技術改造和農田基本建設方面，學習大寨興修水利、改造低產農田、建設高產穩產農田的經驗。

那幾年，大寨的事蹟確實對中國幾億農民起到了榜樣引領作用。農民群眾普遍認識到：大寨人苦幹實幹，改造農業生產條件，奪取好收成，真正值得學習。學大寨運動很快就在全國鋪開，全國各地都產生了一批學大寨的先進典型。

1966年8月12日發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正式提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全國農村普遍持續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成為中國農業戰線的光輝榜樣。“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期，歷時15年。

扭曲變味

大寨被樹為全國農業戰線先進典型的1964年，正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大寨經驗難免被納入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鬥爭的框架中，總結大寨經驗時，人為地加上了一些“左”的色彩，把階級鬥爭與政治掛帥說成大寨經驗。當時山西省委總結大寨經驗時認為，大寨不僅是發展生產的典型，而且是在農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典型。 陶魯笳在《紅旗》雜誌1965年11期發表《讓大寨精神遍地開花——山西農村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初步總結》稱：大寨從建立互助組起到現在為止，從來沒有放鬆過對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學大寨，不僅是一次生產革命運動，實際上也是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中，大寨黨支部包括陳永貴在內，也有意識地跟“政治”拉關係，把本來是靠苦幹實幹取得的成績，說成是抓階級鬥爭的結果，是同資本主義道路鬥爭的成果。用階級鬥爭、政治掛帥等提法，去掩蓋大寨原本的精神實質。

1966年以後，大寨和陳永貴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1967年2月，陳永貴在昔陽縣“奪權”，成為昔陽縣的最高領導人，3月又成為晉中地區乃至山西省革委會負責人之一。陳永貴擔任昔陽縣、晉中地區、山西省革委會負責人以後，在抓農業生產及經濟建設方面提出一些好意見，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但在介紹大寨經驗和推動全國農業學大寨的過程中，拋開作為大寨經驗本質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突出強調階級鬥爭，強調割資本主義尾巴。

那時候，中央報刊也努力把大寨經驗向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上扯。《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的文章和社論，強調沒收社員的自留地，限制農民的家庭副業生產，並把這些措施形容成“割資本主義尾巴”，認定為“大寨經驗”。強調“批判工分掛帥”也是大寨經驗，把大寨“評工記分、自報公議”的做法，推廣到全國農村普遍學習。

大寨經驗被異化，在全國產生了不良影響。“文革”期間，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轉向突出強調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有些省提出：“學大寨就必須抓階級鬥爭，不抓階級鬥爭，學大寨就是一句空話。”還有些地方借“學大寨”的名義，搞生產隊核算向生產大隊核算過渡。有些地方打著“學大寨”的旗號，全部收回農民的自留地，甚至連農民自己開墾的小塊荒地也一併收回。有些地方乾脆不讓農民搞家庭副業生產，不許農民養豬喂雞。甚至規定：養一隻兔子、鴨子是社會主義，養兩隻就是資本主義。許多地方即使在學習大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方面，也出現了不顧本地實際而搞形式主義的傾向，片面強調增產糧食，不顧自然條件開墾荒山，搞圍湖造田，使自然植被受到嚴重破壞。

陳永貴1973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以後，深入全國大多數省份，用他概括的“大寨精神”抓農業生產，介紹大寨的生產管理經驗。

全國“普及大寨縣”運動中，雖然農田有效灌溉面積每年遞增110萬公頃，農業機械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但是帶有極“左”印記的大寨經驗，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大寨經驗被教條化公式化，導致全國農村大抓階級鬥爭，大搞政治掛帥，狠割資本主義尾巴，片面抓糧食生產，不允許搞副業生產。甚至有些平原地區，為了學大寨竟人為地修造梯田。

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後，農業學大寨仍然在原有軌道上運行，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強化。陳永貴繼續受到華國鋒的信任。1976年12月，華國鋒、陳永貴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陳永貴作題為《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強調：“在學大寨問題上，我們黨同‘四人幫’進行了一場嚴重鬥爭，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激烈大搏鬥。目前，在農村深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是建成大寨縣的根本保證。”陳永貴提出的目標是：“到1980年，把全國1/3的縣建成大寨縣。”華國鋒在會上提出：“學大寨，學大慶，就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

1978年5月，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農業部副部長楊顯東到大寨參觀考察後，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動員全國各地學大寨造成極大浪費，把農業引向歧途，把農民推入貧困的峽穀！”此言一出，頓時引發輿論開始強烈指責大寨1967年以來的極“左”表現，開始揭露盲目學大寨給農村造成的惡果。此後，各界人士開始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重新審視農業學大寨和“普及大寨縣”運動。各級幹部指出：大寨本來是個好典型，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把大寨搞成了在農業戰線推行極“左”路線的典型，使學大寨偏離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