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于1989年4月15日猝然病逝。中央有關部門很快成立了由喬石同志牽頭的治喪辦公室，下設秘書組、警衛組、總務組、新聞組、外事組、群眾組，從中央機關和北京市有關部門抽調人員參加各組的工作。各組均集中在人民大會堂辦公，分別佔用了大會堂西區二樓的6個廳。我被抽調到新聞組工作，辦公地點在山西廳，新聞組組長為曾建徽。

開明的安排被改變

胡耀邦同志時年73歲，原本身體很好，性格開朗豁達，為人正直厚道，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撥亂反正中，大智大勇，衝鋒陷陣，為挽救党和國家于危難，建樹了歷史性的功勳，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乃至海內外都有崇高的威信。他過早辭世，使群眾中敬重、懷念之情更為濃烈。因此，4月15日晚間央視《新聞聯播》播出耀邦逝世的噩耗，4月16日即有人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4月17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獻花圈的圖片。從4月17日開始，來自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許多人結隊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紀念碑周圍擠得人山人海，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在京的外國人，到廣場拍照，抄錄花圈上的挽聯和悼詞。4月18日一早，更有人大和北大的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靜坐提出訴求。這使胡耀邦同志治喪工作，一開始就處於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之下。

4月17日晚7時半，曾建徽在山西廳召集新華社、廣電部等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傳達了治喪辦公室當天下午在中南海開會確定的精神和有關事項。治喪辦的會議由喬石主持，胡啟立、宋平、溫家寶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決定耀邦同志的治喪事宜比照葉劍英元帥追悼會的規模舉行，即按照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規格辦理喪事。同時做出了很符合民心的意向性決定：允許各地群眾舉行悼念活動，各學校可以設靈堂，團委和學生會等組織都應積極參加；為使群眾感情和情緒正常抒發和分流，計劃於4月20日和21日在人民大會堂組織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眾10萬人瞻仰遺容；對群眾性的自發的悼念活動，也可做適當的報道。追悼會定於4月22日上午在人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實況轉播。按慣例不邀請外國人參加追悼會，駐外使領館也不專設靈堂，可以懸掛胡耀邦同志的遺像。在香港的新華社分社內可設立靈堂。對外國領導人發來的唁電，如金日成、昂納克、西哈努克等人的唁電，應及時摘發刊登。很多人都感覺，這是現任領導比較開明的表現。

據悉，提出組織群眾瞻仰遺容的安排，出自時任總書記趙紫陽。中辦副主任楊德中、徐瑞新等領導在4月17日上午即徵詢總務組、群眾組的意見，都認為可行，隨即擬訂了初步計劃，在下午由喬石主持的治喪辦公室會上確認了這個方案。

新聞組就此意向做了一些準備，確定中央電視臺近日重播胡耀邦在總書記任上視察青海、新疆、西沙群島的電視紀錄片。新華社選發胡耀邦生平照片40張，供各報選用。新影和央視用資料製作胡耀邦生平紀錄片，片長10至20分鐘，定名《胡耀邦同志光輝的一生》，爭取4月20日即請相關領導人審查，23日即播出。報紙宣傳方面也都做適度反映，儘快組織一些回憶和悼念文章，如考慮商請習仲勳同志談耀邦與真理標準討論；請宋任窮同志談耀邦與解放幹部；請胡啟立同志或鄭必堅等身邊工作人員談耀邦的工作作風；請項南同志談耀邦與青年工作；請杜潤生同志談耀邦與農村和農業改革；請徐向前元帥談耀邦與軍隊政治工作，等等。各地各報，如耀邦工作過的地方，也可自行組織采寫回憶、悼念的文章。近日電視臺的節目亦須做相應調整，減少娛樂性節目，在追悼會當天，中央電視臺廣告節目停播一天。

新聞組的會還沒開完，17日晚9時，忽然傳達了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的電話通知，除4月22日上午較大規模的追悼會之外，其他一切活動都不搞了，對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也不報道了。即實際上改變為完全的低調處理了。

喪事安排比照葉帥後事規格

一錘定音後，胡耀邦的治喪工作即在事務性層面展開。但中央高層確已比較敏銳地從學生的行動中察覺到群眾的情緒，並不斷在尋找化解的由頭。針對不少群眾認為有些同志態度淡漠的不滿，中辦不斷向治喪辦提供些情況，以期通過媒體公佈，能得到些諒解。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徐瑞新連日打電話告：鄧小平同志在胡耀邦臨終時，派秘書到醫院探望；胡耀邦逝世後，卓琳和鄧朴方親到胡家，向李昭同志及胡家人親屬表示慰問；鄧小平表示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但沒同意由他主持追悼會的提議，提出請楊尚昆主持，由趙紫陽致悼詞。耀邦病重時，李先念同志在外地，幾次打電話向在醫院治療的胡耀邦表示問候；胡耀邦去世後，李先念直接打電話給李昭，請她多加保重。陳雲同志亦在外地，胡耀邦逝世後，馬上從外地發唁電表示哀悼。徐瑞新還指示：陳雲同志在外地，暫不回京，無法參加追悼會；其他有些老同志，如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等，亦因身體狀況無法參加追悼會；而李先念、彭真同志是否參加，也難以確定。如這些老同志不參加追悼會，為避免外界的猜測，應在有關的新聞報道中提及，或發表陳雲同志的唁電，總之，要有所表示。

經過具體研究，治喪辦公室確定，迎靈在4月21日晚進行，由喬石、胡啟立、宋平、溫家寶陪同家屬，晚9時從人民大會堂出發，集體乘麵包車，進出均由大會堂東正門，走長安街至王府井路口拐向南往北京醫院。原路返回後，遺體直接安放在追悼會會場，用液氮等防腐降溫的保護措施。

胡耀邦追悼會基本比照葉劍英追悼會的規模。葉劍英元帥于1986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90歲。10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葉劍英追悼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主持追悼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致悼詞。當時報道，首都各族各界人士5000人參加了追悼會，實際參加的人數為6000多人。胡耀邦追悼會最初預計參加人數為4000人，實際發出的請柬超過5300張。胡耀邦追悼會確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致悼詞。追悼會于10時開始，9時50分入場完畢，老同志晚入場，早退場。追悼會及向遺體告別時間，不超過一個半小時，致悼詞時間大約為20分鐘。向遺體告別時，中央領導人包括四副兩高大名單上的共110名負責人與家屬握手，其他人員一律不握手。在保證現場嚴肅、安靜、有序的情況下，把人員組織好，排成四路向遺體告別，適當走快一些，時間不能拖得太長。追悼會舉行的當天，天安門廣場上的毛主席紀念堂停止瞻仰一天。

追悼會後即送靈火化，仍由喬石、胡啟立、宋平、溫家寶陪同家屬前往。靈車隊出人民大會堂東門，經十裏長街至八寶山革命公墓，在告別室舉行最後的告別儀式，即行火化，家屬等到京西賓館午餐並略事休息，下午到八寶山挑選骨灰。23日上午9時，再由宋平、溫家寶和治喪辦公室其他負責人到八寶山，舉行一個簡短的骨灰安放儀式，把胡耀邦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新骨灰堂。後得知胡家提出將骨灰安放在江西共青城的要求，遂轉報中央請示。

治喪辦公室再次確定，不安排外國代表團參加喪禮，由外交部發言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夫婦要求來華弔唁胡耀邦，還有些國家提出派代表團或特使參加喪禮，並有日本友人、女作家山崎豐子已來京，要求參加追悼會或到胡家慰問，都予婉謝。中國駐外使領館於4月22日下半旗一天，仍不設靈堂，但可接受官方和友人的弔唁。外國和外國駐華使團送花圈，均予接受，集中後於21日下午送到大會堂北門。在北京的越南黃文歡同志提出送花圈，可以擺放到追悼會會場。

突發事件對治喪工作的影響

鑒於4月18日在大會堂東門外和天安門廣場裏圍聚了越來越多的人群和越來越複雜的形勢，喬石於18日下午在中南海召集緊急會議，要求治喪工作認真負責，高度警覺，嚴守崗位。在肯定大多數群眾舉行悼念活動是正常行為的前提下，也指出有少數人對當前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不滿，借題發揮；極少數人在幕後策劃，煽動鬧事。要求各級黨政領導切實負起責任，做好群眾工作，對借題發揮的要善為疏導，對上街遊行的要耐心勸阻，對借機鬧事的要提高警惕，但只要不搞打砸搶燒，就儘量避免正面衝突。警衛組的同志透露，為應付突發的不測事件，已做了一些準備。

4月18日和19日，連續發生了衝擊新華門的事件。4月19日淩晨，新華門受到4次衝擊，有人已進入新華門，到了”為人民服務”的影壁下，是前所未有的舉動。淩晨2時，中辦主任溫家寶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商討對策，草擬了北京市政府名義的公告在現場廣播，調派大批武警，至淩晨5時，才使人群散開。19日早，溫家寶將情況向趙紫陽做了彙報，趙紫陽指示，要公開報道事實真相，由新華社配發評論，揭露這個行動干擾中央的治喪工作，也違背廣大群眾的意願。

4月19日，中共中央發佈公告宣佈：1989年4月22日上午10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向遺體告別。屆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進行實況轉播，各地可組織群眾收聽收看追悼大會實況。公告刊登在4月20日《人民日報》報眼位置。這天下午，天公落淚，下起了雨，雨勢時大時小，延續至晚未停。這場雨解了難，起碼在天安門廣場的純粹的圍觀者沒有了。但晚間仍有北大、人大的學生近千人整隊進城。由於受到沿路阻截，又有雨，終未成氣候，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前難得的清淨，一夜平安無事。

4月20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中蘇高級會晤的正式議題前，與會者聽取溫家寶就新華門事件的彙報，對形勢做了議論，認為性質已發生了變化，提出訴求者的悼念氣氛已退居次要地位，7條要求沒有一條涉及悼念活動，因此需採取斷然措施，壓下這股空氣。趙紫陽明確指出，儘量不發生流血事件，以免在五四時出現更大的鬧事，但不能讓人以為我們軟弱。常委們議決，大政方針已定，集體負責，第一線由喬石具體負責，要千方百計保證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