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島內公民團體蓬勃發展,衍生出紅衫軍倒扁、白衫軍運動、反“核四”、“反服貿運動”、“割闌尾”等“公民運動”,成為島內政壇不可忽視的勢力,也是民進黨既想拉攏又心有顧慮的政治力量。如何經營與公民團體的關系,將成為影響民進黨問鼎2016年“大選”的重要因素。
公民團體綠化傾向明顯
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純粹的公民運動不追求政治權力,無政治力介入。但從島內公民團體的發展趨勢看,所謂的“公民運動”並非完全由公民主導,仍擺脫不了政治勢力幹預的窠臼。“公民運動”對外聲稱無任何政黨介入,表面看似去政治化,實則是“政治運動的社會化”,披著白色外衣,卻踐行綠色訴求。
回顧近年的“公民運動”,大部分為綠營煽動、暗中支援或刻意引導,以牽制當局施政,其中不少直接或間接地與兩岸、統“獨”議題關聯。2008年年底爆發的野草莓運動,以抗議員警對教師和學生示威不當執法為訴求,其背景為部分深綠人士對陳雲林參訪台灣的反彈;2012年爆發的反旺中運動,以反對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並購有線電視系統中嘉網絡為訴求,背後是一群恐懼“親中”媒體集團壟斷媒介市場的深綠人士的鼓動;2014年爆發的“反服貿運動”,以反對馬當局“黑箱操作”為訴求,實則是蔡英文的青年軍帶領青年學生維護台灣所謂的“主體地位”。“公民運動”表面看似追求正當權利,實則被民進黨假以對抗當局、撈取政治利益。
在綠營政治人物的引導下,島內新生的公民團體親綠色彩越來越濃,不少與民進黨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2014年新誕生的民間團體如“島國前進”、“公民組合”、“割闌尾”組織等均與民進黨的政治立場大幅重疊。其中“島國前進”由參與“反服貿運動”的人士組成,堅決抵制馬當局的“兩岸監督條例”,力推民間版本;其骨幹陳為廷、林飛帆均為蔡英文青年軍;陳為廷甚至在臉書上公開承認:“我主張台灣獨立”。“公民組合”也由一群親綠知識分子組成,其精神領袖林義雄為前民進党主席,屬深綠人士;理事長范雲為“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外獨會)”的要員,曾參與“野百合學運”;其他成員包括黃國昌、蔡培慧、陳惠敏、顏婉玲等,為“反服貿運動”的主要成員,已加入“島國前進”。從“公民組合”分裂後成立的“時代力量黨”也為類似台聯黨的“台獨”政黨。“割闌尾”組織則完全以除掉藍營“立委”為目的。可見,這些所謂的公民團體其實是綠營的衍伸而已。
民進黨一方面煽動社運為當局出難題,另一方面又挺進校園,以人權、民主、法治等極具誘惑性的理念綠化青年學生。2013年,民進党民意調查中心成員李拓梓等人在台灣搞大專院校生政治工作實習計劃,為公民團體暑假實習生提供薪資,培養親綠的公民團體後備軍。這些後備軍在“反服貿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民進黨意圖收編整合 隨著公民團體的聲勢逐漸壯大,民進黨開始思考如何與其合作,最終確立將公民路線作為未來政治道路的主軸之一,為日後選舉動員做鋪墊。
近年來,民進黨著手收編各類公民團體的力量。去年“反服貿運動”後,為回應社運民意,民進黨極力主張“修憲”,呼籲召開“國是會議”,並通過廣納意見向公民團體示好。今年1月,蔡英文會見由“人民作主”、“島國前進”、“割闌尾”團隊、“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等團體組成的“四一O還權於民運動工作小組”,對其政治訴求許下承諾。民進党秘書長吳釗燮也對外表示,該黨正籌劃搭建“國是會議”平臺,希望將公民團體納人。民進黨不僅僅拋出一些口惠,還端出政治蛋糕一起分享。去年“九合一”選舉中,民進黨對“白色力量”做出最大讓步,將臺北市長候選人提名讓與無黨籍人士柯文哲,同時打算將苗栗“立委”補選名額讓與陳為廷。此舉確實起到了拉攏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民進黨的形象加分。
民進黨一系列禮讓舉措並非不求回報,而是出於反復考量後的政治算計。概而言之,其收編公民團體是想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
首先是擴充實力,打破“基本盤”限制。民進党通過與公民團體合作或直接吸納成員的方式擴充實力,同時助力打破“基本盤”限制。民進黨在困難選區推出所謂的白色力量代表,勝算將會大增。“柯P模式”成功保住了綠營基本盤,還吸引了不少中間選民及對馬失望的藍營選民,最終奪得市長寶座。
其次是解決政黨轉型之困。民進黨出身街頭政治,以社運起家,但隨著政黨規模擴大,參政管道機制化,其親身參與社運的機會減少。此舉卻為党內不少人士詬病。謝長廷曾公開感嘆,“反服貿運動”中,民進黨被邊緣化,只能做後勤工作。可見,民進党高層部分人士仍留戀當年的街頭抗爭,而與公民團體合作即可滿足此類懷舊的黨員。同時,還可藏身公民團體之後,讓其沖鋒陷陣,自己收割果實,討得成熟政黨的美名。
政治風險無可避免
公民團體雖與民進黨走得近,但並不是其附庸,也具備獨立的政治理念及追求。民進黨在利用公民團體打頭陣時,還須滿足其需求,方能安定軍心。這對民進黨而言,實為不小的挑戰。
許多激進公民團體的政治理念偏綠,與民進黨趨同,且都覬覦政治資源,正向政治領域邁進。“公民組合”在成立之初便對外公佈,將備戰2016年的“立委”選舉;“福爾摩沙會社”社長劉敬文加人民進黨後,提出要向青年(實質上是公民團體)提供兩席“不分區立委”候選人,以及三席中執委名額;柯文哲正著手推出無黨籍“立委”候選人,複製“柯P模式”。這些政治訴求均對民進黨產生壓力。民進黨若處置不當,致兩者分道揚鑣各自為戰,必將分化綠營基本盤,對民進黨選情造成影響,讓國民党漁翁得利。兩者若結伴而行,則可實現“立委”席次最大化。這就要求民進黨提出可行的資源分配方案,讓彼此都心滿意足。
激進公民團體和民進黨雖然理念相近,但也並非完全重合,仍存在不少分歧。譬如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及“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上,民進党與公民團體的主張或行動策略並不一致,存在不少落差。民進黨作為准執政黨,自然希望能通過服貿協議和自由經濟示範區取得政績,特別是在“九合一”大選後,更傾向於在此議題上放軟,為自己留後路。公民團體則比較強硬,有的甚至走極端。民進黨收編的部分公民團體還具備“台獨”傾向,與台聯黨相差無幾,成為民進党向中間路線調整的障礙,不排除有被“綁架”的可能。如何處理與激進公民團體的政見分歧也是挑戰之一。
此外,若民進黨扶植部分公民團體取得政治資源,其是否履行約定的附加義務也值得商榷。前車可鑒,柯文哲當選後想擺脫民進黨牽制,切割與民進黨關系,讓部分民進党人士十分不滿。當然也不排除事後因資源分配不公,鬧得一拍兩散的結局。這些均是民進黨將面臨的政治風險。
總而言之,收編公民團體是一項機遇和挑戰並存的工作。對民進党而言,公民團體就像一塊魚肉,肉質鮮美,但卻帶刺。2016年“大選”在即,如何處理好與公民團體的關系,是對民進党高層的一大考驗。
(吳艷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