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出身於一個紅色家庭，父親孔原為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母親許明

為國務院副秘書長。文革初期，他作為北京四中校文革主任。與陳小魯、董良翮一起，發起、組織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並成為主要負責人。“西糾”後被中央文革視為壓制群眾、幹擾大方向而勒令解散，他本人因此入獄，出獄後，赴陝北插隊4年，1978年考上吳敬璉的研究生，成為其開門弟子。畢業後，曾任國家經委主任張勁夫的秘書，後轉入光大集團和中信集團工作。2006年被任命為中信集團董事長，2010年年底退休。

風起於青萍之末

文革前夕，人們的思想狀態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中蘇論戰開始，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危機。這場論戰是非常公開的，中共方面採取連發九篇社論的形式，摘蘇聯搞修正主義。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國和蘇聯翻臉了。這對我們的觸動很大。我們很敏感地認為，與蘇聯的矛盾有可能最後導致戰爭，我們對此有很強的危機意識。這種外部環境和國內的政治環境結合起來，就好比是一個加速運動，像小步快跑，越跑越快。人在這樣一種狀態下，一切事情的焦點、重心、敏感點都集中在階級鬥爭上。人們的思想已經被這種理念統治7。

在我身邊，已經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其實我們家裏也有類似的議論，比如中蘇論戰，我父親就非常重視，讓我一定要認真讀“九評”。另外，我父親和康生有很深的淵源，解放前都從事過情報工作，建國後關系也很好。我們把他的夫人曹軼歐叫曹媽媽，顯得很親切。其實中蘇論戰和文化大革命一些跡象性的東西就是從康生那裏來的。在文藝戰線，這種跡象和意向也越來越明顯。比如一些文章從階級鬥爭的角度批判文學作品、電影，很早就開始了，《槐樹莊》《奪印》《千萬不要忘記》等作品也都出來了。這就是文革前夕的政治環境。

我記得1965年，曹軼歐的外甥蘇涵寫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其實就是被授意的。我的印象中，除蘇涵寫文章那事以外，康生還煽動說：你們這些學生也要關心文藝，要注意有人反黨啊，也可以寫些文章啊，這些可以說都是有風氣之先的。從我的感覺。就是中央要做些事情了。因此，文革的發動，對我而言，並沒有感到非常吃驚，好像是順理成章下來的。當然其內涵是什麼，那就不得而知了。

關于北京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給中央寫信要求廢除高考的事兒，是文革初我經歷的第一件大事。說起來，這又是高幹子弟得風氣之先的例子，四中高三(5)班就是我們班，是薄熙永先聽到消息，知道了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來了。當時，我們還都在積極准備高考。我們有個數學老師叫周長生，有天在他家裏給我們補課。參加補課的人有我、薄熙永等幾位幹部子弟。補課當中，薄熙永把這個消息講了出來。他說:現在中央有這個決心，咱們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籲一下呀？咱們爭取主動啊。乾脆發起廢除高考的倡議，中央一定會接納的。我也同意了。不過，女一中是怎麼回事兒我不清楚。

社會上把這說成是四中高三(5)班的罪過，提出廢除高考，使中央不得不接受。不是那麼回事兒，實際上是中央已有考慮，我們不過得了風氣之先，做了這件事情。高幹子弟幹事情，總想弄出這個風氣之先來。我們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發的，而且我個人心裏深處還有一種遺憾，覺得我們備戰高考了許久，摩拳擦掌，准備一顯身手一決高低，這勁一下子使不上了，很失落。那時，班上學習成績差一點的同學高興得要死，這下子解放了，以後上大學就不用考試了。但殘酷的事實是，以後連大學的教育都停止了，結果是什麼也沒有了。

接著工作組來了，成立了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校文革)。由於我在學生中的地位，順理成章地成為四中的校文革主任。在這個問題上，四中出過一個幹部子弟爭奪領導權的事件。有幾位高千子弟和我們有些矛盾，認為我代表的這批人是策略派，比較保守因此不應該由我來領導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我們晚上在大教室裏，還開了一個(內部)主要由幹部子弟參加的會，展開辯論。

工作組組長當時非常緊張，因為這內方面都有來頭。以我為首的是多數，四中的學生黨員基本都在裏面，而且擁護我們的有一大批學生，在學校裏很有影響力；另外一有的那幾位則頗有背景地位。後來，外邊把這叫做四中下部子弟內部的一次“爭權奪利”，至少旁邊的人是這麼看的。這件事大約也就持續了很短的時間，工作組撤出學校後不久，就不了了之地消解了。

工作組從各個學校撤出後，學校就出現了權力真空。校文革由於是工作組主持成立的，幾乎就失去了權威性。這時，我提出來用年級支部的方式掌控局面。每個班都有團支部，在各班團支部基礎上產生年級支部，由各個班的團支部書記參加。在學校層面，由高三年級的年級支部負責。高三的團支部書記大多是党員，高三(2)是李三友，高三(4)是秦曉，高三(5)支部是我，也就是我們這幾個學生黨員在起主要作用。四中的各年級支部之上，再有一個聯合的機構，我是負責人。我那時是校團委的學生副書記，書記由老師擔任。實際上。高三的年級支部就控制著全校的文革運動。再有，就是利用以前的輔導員制度，由高中的學生負責輔導初中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的指導思想就是:一個大的運動已經來臨，根據“四清”中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一定要有序、有組織地進行。而我們是有這個條件的，我們年紀相對成熟，又都是黨員。這種結構，在當時北京的中學裏可能是獨一份。

我在文革中，不是像北大附中彭小蒙、清華附中蔔大華那樣通過造反，自己沖殺出來的；也不像我們原來“四清”運動中那幾位高年級學生是挑頭“鬧事”的，而我是自然產生的一個學生領袖。面臨群眾運動。你跑不掉，就得出來做事情。所以我說，我在文革初期的作為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這是我的宿命。

批鬥校長老師

我們在文革中的表現，簡單說就是經過“四六八學潮”之後，我們這些黨員學生的行為很像政工幹部。從我個人來說，我的思想軌跡，從初中到高中一直在組織的關心下成長。家庭教育也是這個要求，不能違反組織原則，不能違反政策。因為這種思維慣性，在“四六八學潮”中我沒跟上，落在了後面。正因為我落在後面，結果被人說是妥協、投降。又因為“被招安”，所以我就人了黨。再因為我是學生黨員，我就更加注重組織紀律和中央的政策。在這樣一個因果循環之下。到文革初期，我們就格外強調組織領導，強調政策。腦子裏一面是跟著主席，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一面是要講政策。強調組織和有序。我覺得革命就革命，但不能亂來。我們經常學習和研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尤其對政策性的問題比較敏感。其他那些學校的學生，人家誰管《十六條》是幹什麼的。文革時揪鬥老師，有些學生上來就打。因為我阻止了一些過激行為，又被人說成是策略派、保守派等。

關於四、六、八中在中山音樂堂批鬥李晨、楊濱(當時二人分別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四中校長)的事情，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陳小魯口述史說是他提議，找我商量，那可能就是這樣。因為我是四中的頭兒嘛，幾個學校要聯合安排這些事情，一定會和我們大家協調的。那次我肯定是在主席臺上，應該還有六中的董良翮等。文革中用批判大會和群眾發言這種方批鬥一些領導，在當時是很尋常的事情。我記不清那次有沒有掛牌子，我印象中沒有，也沒有戴高帽子。那時周堅是四中校文革副主任，他跟我年齡一樣大，但因病留了一級，當時是高二的學生。他是一個行政能力很強的人，說話做事都很清楚。當時，他是根據我的要求，參與批鬥大會的組織工作。如何上車，如何到達會場，如何佈置維持秩序的人。

後來，有人動手打人，臺上當時一下就亂了。我們急忙阻止打人，維持秩序。但是已經有很多低年級同學蜂擁而上，沖上臺亂打一氣。我只記得李晨花白的頭發，被皮帶扣打到頭上，流著血，看著很慘。後來我們只好把大會停了下來，把批鬥對象都帶下去，就散場了。

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在學校裏。突然一群學生就把楊濱圍起來了。我們正在開會，有人報信：出事了，楊濱被他們押到操場的跑道上去了!我趕緊把會停了，說快走。過去一看，楊濱已經被連打帶踢，衣衫不整了。我說:大家不能這樣，要有秩序，要按照《十六條》辦事，可以批判，但不要動手。這些學生要求遊街，我和趙勝利就架著楊濱，邊上還有秦曉等人，在操場上轉了一圈。這過程中，我身上也挨了好門下，當然還不算狠。因為這些學生也不敢真惹我們，我們翻了臉也不客氣。由於我們在旁邊，火力馬上就弱了，扔點兒土疙瘩、潑墨水什麼的，沒有多少殺傷力。原來都是用皮帶抽、木棍打的，那後果不得了，我想老太太用不了多長時間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楊濱對此印象很深，她後來對兒子宋新魯說：孔丹救了我一命啊!要不是孔丹、趙勝利他們，那我這條命就沒有7。

四中還有一次突發事件，發生在四中的小院裏，也是一幫學生突然就鬥起了老師。我聽說後，就趕緊趕過去了。當時在場的大多是初中的學生，可是這些初中的學生很凶。他們點著名地叫，xxx上來!點一個老師的名字，就往臺上拉一個，拉上來一個就剃一個陰陽頭，剃完一個就往“牛棚”裏送一個，下面的老師們都嚇得哆嗦，眼見得上去一個就是一剪子，一推子。點了名、被推了頭的老師，已經站在那裏好幾個了一我看見後就趕緊上臺，給大家念《十六條》，不准再鬥。告訴他們這種行為是不對的，很不客氣地批評他們不能用這種方式對待老師，有什麼缺點錯誤可以批評批判，但不能用這種侮辱人的方式。後來有的老師說:當時我的心都揪到嗓子眼了，知道快輪到我了。你孔丹當時能這麼站出來，不容易啊。那年頭，有些人進了“牛棚”就出不來了。我講了一通後，這些老師就沒被關押。

在當時那種潮流下想到去保護校長、保護老師和同學，並不是偶然的做法，而是我們實實在在地努力要去做的事情。像我們班的老師顧德希等，對我們來說是亦師亦友，很早就被我們給保護起來，根本不讓別的學生碰。我們好幾次，就是直截了當地保護校長。批評可以，批鬥也可以，批她過去執行錯誤路線什麼的都行，但是不准動手，不准打人。所以四中就始終沒人敢像在師大女附中那樣，像在八中、六中等學校那樣，在公開場合就公然劈裡啪啦動手打老師。四中始終沒有，沒人敢，因為我們的權威在這兒擺著呢，我們壓著台呢。文革後的1982年，我到張勁夫那裏做秘書，中組部要審查我文革中的表現。他們到四中請當年的老師們開座談會，老師們都明確地表態說孔丹講政策。

我們的批判不是採取一種有組織的暴力行為，所以有些四中低年級的學生後來對我及我們這一批人不堪忍受，他們跟我們鬧，說我們站在了革命和鬥爭的對立面“你們就是不能像紅衛兵運動那樣發展我們受到了你們的壓制。”大字報也出來了，給校文革委員會提意見什麼的的。

被動成立紅衛兵

文革初期，我對紅衛兵的興起是有看法的，認為過於激進了一點。王銘是我初中的同學，高中去了清華附中，他也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主要發起人之一。那時，我還專門到圓明園找他談過。他說他們要成立一個什麼組織，這在我看來是過激的，至少是不妥的，我堅決反對。我說:你搞什麼組織啊？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判資產階級路線嘛，你就按中央的指示做唄，按中央的政策要求來推動。從當時我們之間的關系來講，我的心態和口氣是比較居高臨下的。我說:你們根本就不能這麼做，就我們在學校裏參加“四清”運動的經驗，一定要在組織的領導下，要靠黨的領導。當時中學生的鬥爭矛頭基本上都是對著學校黨支部的，但是只是批判他們的修正主義傾向，批判17年來教育路線的問題。這完全是可以有序進行的嘛。雖然我對他們有一定的理解，像王銘說的：我們受壓制，工作組整我們，我們沒有辦法，我們只能和他們鬥。我勸他們多溝通。不要採取這種方式。不過，當時他們已經聽不進去了。

四中像我這樣的，不是一個是那麼一批人。我們作為能夠掌控四中文革運動的這批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紅衛兵的，認為它是一個非組織的行為。實際上，我們對於當時海澱區學生比較激烈的做法也很不以為然。我們認為它不是一個正常的、像以往中央推動政治運動所需要的那種組織。所以我在內心深處是抵觸紅衛兵的。葚至我多少有一點點認為，我們這些學生党員所代表的四中學生的水平，和海澱區這些起來造反的學生水平是不一樣的。我們認為，我們更有政策水平，更瞭解黨的意圖和黨的安排，更能有計劃地推動這樣一個有序化的運動。上面派工作組，我們就聽工作組的；上面有政策文件，我們就按政策文件辦。我們當時的思想就是這樣一種狀況。所以我們學校從文革開始，運動都是有序進行的。

從另一個角度說，後來的四中紅衛兵在造反的意識上，也遠遠落後於海澱區的這些紅衛兵。這和當時不同學校的學生成分構成有關系，和學生群體中的不同思想積澱有關系。如果不是其後潮流的推動，我本人是反對成立紅衛兵的。在某種程度上，我視這種組織為革命運動中的“勇敢分子”，我今天說這話完全沒有為自己開脫的意思，這已經是久遠的歷史了。從一開始，在“四清”運動中和入黨之後，我已經被一些同學視為保守派，我也知道是哪些人、有什麼樣的看法。但我對此不以為然，始終認為我走的路是正確的。就是堅持在黨中央的領導了，有系統、有組織地開展運動。這不僅包括“四清”中解決基層領導班子是不是變質的問題，也適用於文革中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問題，至少我認為應該如此。

現實情況是，工作組一來，學校黨支部就癱瘓了。工作組就是依靠四中的這些學生、依靠團組織進行領導。後來四中成立了學校文革委員會我又是主任，周堅是副主任。可以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成立什麼紅衛兵。紅衛兵這個概念，它和我們的思想主張、和我們的年級支部這種體系都不相符。

這期間有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不過開始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我腦子裏從來都是要聽中央，實際上後來才知道，中央已經分裂了。或者可以說，中央本來沒有分裂，是毛主席硬生生地把它撕裂了。1966年7月29日，劉少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市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我還記得鄧小平說了句四川話:“坐倒起講”。意思就是坐下來講。結果，毛主席突然從主席臺側幕處走出來了，帶著中央文革的一群人，在臺上走了一圈。你說毛主席走出來少奇、小平能夠不過去恭迎嗎？這毛主席太厲害了，他就是不理人家，根本不和劉、鄧講話。他們表現得完全無助，一點面子都沒有，再鎮定的人也受不了。這些，下麵坐著的人都看到了，這是個很強烈的信號。不過，我的反應還是有點遲鈍，沒有意識到中央已經分裂了還是循著維護一個領袖、一個中央、一個組織的信念來考慮問題。

四中成立紅衛兵比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我們還沒有成立紅衛兵呢。那天在天安門廣場，我們從高年級每個班抽調了5到10個同學，在金水橋附近維持秩序。這時，四中還沒有正武打出紅衛兵的旗子，也沒有袖章。後來聽到擴音器的廣播，要四中的負責人上天安門，我就上去了。在這次會上，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紅衛兵小將，局勢明朗了。

從天安門回來以後，我們覺得不能落後於形勢，於是在四中成立了紅衛兵。劉輝宣當時批評說，我們沒有成立紅衛兵是落伍7。他這話雖然對我們有促進作用，但不是決定性作用。我們之所以成立紅衛兵，主要是由於毛主席公開表態支持了紅衛兵，我們就不能繼續按照原來的想法做事了。紅衛兵被毛主席肯定以後，既有整個大形勢的要求，又有內部的壓力，包括劉輝宣這些激進同學的壓力，也包括幹部子弟內部紛爭中認為我們保守、妥協的批評，所以在四中，我用一個說法叫一一“不得不”成立了紅衛兵。

但是，四中紅衛兵沒有一個完備的組織體系，沒有實際上的紅衛兵總部，沒有設紅衛兵的運行機構，實際上還是利用年級支部、文革委員會、各個班的文革主任等這樣的一些組織形式。可以說，紅衛兵不是我們那個時期參加文革運動的主要方式。

當時，我們一方面必須要說自己是紅衛兵，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血統論和暴力行為。於是，我們就走向了紅衛兵的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