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時節的延安，延河水靜靜流淌。萬木蔥蘢間，高聳的寶塔靜謐如常。

70年前，日寇鐵蹄踏我神州，中華大地滿目瘡痍。這座偏居一隅的陝北小城，卻從未與烽火隔河相望。瓦窯堡的窯洞中、洛川的會議室裏、鳳凰山麓的煤油燈下，中國共產黨擎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促成全民族覺醒與團結。

一份份宣言、一封封電報，從延安的山山峁峁間飛向全國。無數志士仁人從四面八方湧入這裏，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從延安的“窯洞大學”裏汲足營養後，他們又義無反顧地奔赴抗日前線殺敵衛國。

巍巍寶塔，成為照亮抗日戰爭走向勝利的燈塔。

外辱當前，共產黨人從民族大義出發，卷起蘇維埃的旗幟，高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從此，窯洞裏的小油燈點燃了全民族的希望，延安的寶塔照亮了抗日戰爭勝利的方向

三孔窯洞，隱藏于延安子長縣瓦窯堡鎮的鬧市中，這是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毛澤東轉戰於此的住所。就在這幾孔窯洞裏，在一張窄小的書桌前，毛澤東寫出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科學預見到抗日戰爭的持久性。

此前幾天，瓦窯堡會議剛剛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執行建立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宣言一出，神州上下為之一振

“當時，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主要力量集中在‘圍剿’紅軍上;我們也把推翻反動的國民黨統治作為抗日的先決條件但兩家互不相讓，有利的只會是野心勃勃欲滅亡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所以，在這次會議上，我黨首先宣導並舉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中國延安幹部學院特聘教授劉煜說。

瓦窯堡革命舊址內，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記錄了1936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鋒隊渡過黃河東征時的場景。這場東征歷時75天，宣傳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讓外界看到了中共抗日的決心和行動，也為紅軍贏得“抗日救星”的稱號。

“作出這樣的決議絕非偶然。”長期研究中共黨史的延安大學教授曾路平說，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即通電全國，號召人民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侵略者。1933年1月，毛澤東、朱德等人發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國工農紅軍願意在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三個條件下，準備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這一宣言成為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發展的基石。

回望70年前的那場戰爭，我們看到了共產黨人的寬廣胸襟。

從長征途中喊出“北上抗日”的口號，到瓦窯堡會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再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將共同抵禦外侮作為自己行動指標。劉煜說：“窯洞裏的小油燈點燃了全民族的希望，延安的寶塔照亮了抗日戰爭勝利的方向。”

“七七事變”後，日寇開始全面侵華。翌日，中共中央即通電全國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在此後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成為人民軍隊的軍事戰略方針。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東渡黃河星夜兼程奔赴華北抗日前線。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這是基於國情、敵強我弱的現實做出的正確選擇。同時，中國共產黨放手發動群眾，要將敵人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這與國民黨不敢廣泛動員群眾，信奉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並依賴外援的片面抗戰路線有著本質不同。”延安革命紀念館研究員霍靜廉說，“中共的抗日要領就在於，最大程度地宣傳、組織、發動和武裝人民群眾。”

抗戰初期，在正面戰場遭遇極大挫折之際，“亡國論”與“速勝論”一時甚囂塵上。在延安鳳凰山麓的一孔窯洞內，毛澤東寫下了光輝的軍事著作《論持久戰》，以極具歷史性的戰略眼光，勾勒出抗日戰爭發展演變的三個階段，並指出抗日戰爭的勝利終將屬於中國人民。

這本小書，也引起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注意。時任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副總參謀長的白崇禧從周恩來手裏接過《論持久戰》後一氣讀完，並將其概括為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在征得周恩來同意後，他還將此書以國民黨軍委會的名義通令全國，作為抗戰的戰略思想。

抗戰中的延安，物資匱乏，精神力量卻從不貧瘠。在這座“歌詠之城”，從清晨到傍晚，漫山遍野，到處回蕩著歌聲。慷慨激昂的歌聲成為延安城一個特有的文化景觀

五星照耀下的紅軍戰士躍馬開赴前線，腳下是奔湧的母親河——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舊址內，一面抗大校旗上展示的形象，成為那個年代戰鬥圖景的真實寫照。

延安，偏居中國西北一隅，彼時卻成為抗戰的政治指導中心。從這裏發出的戰鬥宣言，制定的戰略決議，成為感召無數愛國青年、鼓舞全民族抗日士氣的慷慨號令。

在黃土高原的山山峁峁間，抗大、魯迅藝術學院、陝北公學，一批培養抗日軍事、政治、文藝幹部的學校先後建立，廣大革命青年和抗日志士從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彙聚到延河之濱，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

許多人或許並不知曉，“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一流傳甚廣的教育方針，原是毛澤東為抗大題寫的校訓。抗日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在抗大得到了完美結合。抗大同時明確要求學員，“學好本領，好上前線去!”“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指示抗大二期學員立即結束學習，於8月畢業奔赴抗日前線。毛澤東在畢業證上題詞：“勇敢、堅定、沉著。向鬥爭中學習。為民族解放事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

“到1938年底，已有1.5萬人湧入抗大學習。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幾十名、上百名的新學員，其中不乏國民黨東北軍、西北軍的愛國將士。”抗大舊址工作人員楊默說。

抗戰中的延安，物資匱乏，精神力量卻從不貧瘠。延安魯藝文化園區辦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劉妮說，當時延安號稱“歌詠之城”，學校裏唱、部隊裏唱，工廠、機關都在唱。從清晨到傍晚，漫山遍野，到處回蕩著歌聲，歌聲成為延安城一個特有的文化景觀。這些廣為傳唱的激動人心的歌曲，多半出自魯藝。

1939年春天，延安的一間窯洞內，詩人光未然低聲誦讀著自己根據兩次渡過黃河時的所見所感創作的400行長詩，一旁的冼星海沉思不語。朗誦結束後，冼星海突然站起一把抓過詩詞，激動地說，“我有把握把它譜寫好!”

冼星海用六天六夜時間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譜曲。4月13日，《黃河大合唱》在陝北公學禮堂的首演獲得成功。5月11日，在慶祝魯藝成立一周年的音樂晚會上，冼星海親自指揮100多人組成的合唱團演唱《黃河大合唱》。剛一唱完，毛澤東就連聲稱讚“好!好!好!”此時的冼星海，已眼含熱淚。不久，回到延安的周恩來也為冼星海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心聲!”

自此，《黃河大合唱》從延安傳遍全中國，傳向世界，一次次奏響民族危亡時刻的時代最強音。

在魯藝，以《生產大合唱》《延安頌》《八路軍進行曲》《白毛女》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文藝作品的誕生，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也讓延安成為愛國志士心馳神往之地。

“1938年5月至8月，僅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到達延安的知識份子、進步青年就有2288人。有人唱著延安創作的歌曲來到這裏，看到寶塔山的一刻，跪下來親吻這片土地。”劉妮說。

始終相信人民、發動人民、依靠人民、服務人民，延安的燈塔，就這樣照耀著深陷民族苦難的中國走向勝利

行走在今日延安，幾乎所有與抗日相關的遺跡，都深藏於山峁之間。眼見一孔孔簡陋的窯洞、極為簡單樸素的陳設，遊人多有感歎，“當年如此艱苦的延安，緣何會吸引眾多仁人志士前赴後繼來到這裏?延安又因何被視作‘中國的希望’?”

回望歷史，在1940年愛國華僑陳嘉庚的一次延安之行中，人們或許能夠找到答案。

訪問延安之前，陳嘉庚心中甚是不安，他聽到的，都是外界流傳的關於共產黨的種種流言和污蔑。

到達延安後，他卻被眼前的一幕幕深深震撼——十幾個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一個舊式的木桌，便是毛澤東所居窯洞內的陳設;有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澤東身邊略有空隙，便擠身坐下。毛澤東把身軀移開一點，以便讓他坐得更舒服些。

據陳嘉庚回憶，抗大三分校舉辦母校成立周年會，抗大學生要表演球賽，一位學員當場邀請在座的朱德上場，朱德二話不說脫掉外衣，上場與學員搶球……

沒有苛捐雜稅，沒有貪污腐化，延安軍民的平等地位，良好的社會風氣，進步的政治理念，與陳嘉庚此前到訪重慶時所見之滿目奢靡、腐敗，天壤之別。這才有了在考察結束回程時，陳嘉庚的疾呼：“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4年之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出的美軍觀察組在到訪延安後所寫的考察報告中，直言不諱批評了合作夥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得出了與陳嘉庚當年同樣的結論。抗戰後期，美國駐華使館工作人員在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中國之命運不屬於蔣而屬於他們”。

“那麼多人之所以來到延安，是因為只有在延安才能找到救國的道路。他們如星星之火，播撒在全國各抗日根據地和前線。延安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瓦窯堡革命舊址紀念館原館長王志厚說。

（劉書雲 陳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