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抗日戰爭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身處這場戰爭中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如何逐步加深關於中國在這次戰爭中地位的認識，可從當時編寫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發現一些線索。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對中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描述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具有不同特點。
1931～1937年寄望外力説明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是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前的局部戰爭階段。當時，只有中國、朝鮮、埃塞俄比亞和西班牙等國在分別抗擊法西斯的侵略。中國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從寄希望借助國外力量化解中日危機轉化為認識加強自身力量的重要性。
二戰不是突然爆發的，它是由德國、日本、義大利三國先後挑起的局部侵略戰爭擴大為一場世界大戰的。最先發動戰爭的是日本，1931年，日本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隨之侵佔了中國東三省，並且炮製了一個“滿洲國”，揭開了二戰序幕。對此，20世紀30年代初徐映川編寫的《復興歷史教科書》中即有這樣的描述：中國“北伐完成，東三省努力建設，頗有新氣象。民國二十年（1931年），忽有萬寶山案發生，朝鮮又有屠殺華僑慘案，日人侵華益見露骨。不料到九月十八日的晚上，日軍發動進攻，攻佔瀋陽”，“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軍又進攻淞滬，十九路軍起而抵抗，血戰月餘，始由英、美出任調解停戰。我國軍民死傷二萬餘人，損失十五萬萬元以上”。“日本利用清廢帝溥儀當傀儡，造成所謂‘滿洲國’，掩飾世人耳目：東三省實權完全在日人手中”。
中日之間的戰爭爆發後，從國民政府到中國民間有不少人都希望通過國際聯盟來制止日本侵略，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雖然這後來被證明是一個幻想，但在當時的確在中國有一定市場。如有幾本教科書都比較詳細地談到了國聯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並對之抱有充分希望。在高博彥的《中國近百年史綱要》中有兩節專門講述了國聯關於中日關係的“調處”，包括“國際聯盟第一次決議案”、“國際聯盟之第二次決議案”和“國聯第三次決議案”，還有“國聯調查團之東來與上海之中日停戰會議”等內容。傅緯平在《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中也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國聯對日本的態度，包括李頓調查團的人員組成、國聯特別大會1933年2月24日通過的決議，其中特意說明這一決議投票的結果是42國贊成、日本1國反對、暹羅1國棄權、其他國家缺席，認為“可雲國聯活動史上最重要最當紀念的一件事”。
然而，國聯畢竟無法遏制法西斯的侵略擴張，日本侵華的方針已經確定，它當然不會善罷甘休，而是進一步決定積極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是1934年4月17日，日本當局發佈了不許他國染指中國的宣言。至此，“華盛頓會議以來的門戶開放局面，被日本打得粉碎”。也就是說，日本想獨霸中國，把中國變成其完全殖民地的企圖已經昭然若揭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自強”顯然比單純依靠外援要重要得多。隨著時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看到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
1937～1941年從自強中找出路
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中國歷史教科書編寫者的視野更加開闊，他們除了關注抗日戰爭在中國戰場的發展變化外，更多地開始從國際關係變化的角度去認識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這一階段是中國抗戰最為艱苦的時期。對這一階段的國際形勢，中國學者孫逸殊編寫的《高中新外國史教科書》是這樣描述的：“近來國際正有許多新事態，把世界分成兩個陣線。如義大利的侵略阿比尼西亞（即埃塞俄比亞）……日本的積極侵略中國……德並奧國（即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滅亡；德意且締結同盟。這樣一來，使英國為之警心，而有與法、蘇聯締結互助協定的主張。美國雖遠處西半球，始終呼籲和平，兩陣線對峙的局面，益以顯著……我國處此艱難時期，已上下一力以謀應對。”
1939年盧文迪編寫的《中華外國歷史》教科書在談及九一八事變以後的遠東形勢時指出：九一八事變及其後偽滿洲國的成立，表明日本“欲乘勢使全中國入其勢力範圍之下。”而1940年年底出版的《高小歷史課本》，也對近年來國際關係的變化進行了如下分析：“在東亞方面：自從日本侵佔我東北，一向由美國苦心維持的東亞局勢局面，便被破壞。英美兩國，在東亞雖然都有權益，因為兩國利害的衝突，不能合作，竟使日本得以獨力侵擾中國。但是英美為了保持在太平洋的勢力起見，又不得不和日本競爭造艦。太平洋的風浪，因此愈加趨於險惡。”
隨著這些變化的逐步深入，中國歷史教科書的作者也通過對國際關係變化的分析，看到隨著戰爭進程中國改變自己國際地位的時機越來越成熟。
1937年呂思勉在一本初中歷史教科書中寫道：“我國本是東亞的主人翁，可是因國勢陵夷，全立於被動的地位現今的國際情勢之下不論講均勢，說瓜分，都不過是為自己打算。國際間的正義公道，雖不說全然沒有，可是沒有實力的制裁，也就等於一句空話。”
回顧1937～1941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歷史，不難發現，正因為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打破了日本短期內征服中國、變中國為其進一步侵佔亞太地區戰略基地的侵略計畫，使日本陷於中國戰場而不能自拔，阻止了世界大戰首先在東亞爆發，從而為反法西斯各國加強軍備和應對法西斯的侵略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這正是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局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
1941～1949年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
第三階段從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隨著爭局勢的變化，教科書作者對中國國際地位的轉變有了新的認識。
到了戰爭後期，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已經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聯繫，迫使日軍面臨陸海兩面夾擊之中，兵力分散，守島兵力嚴重不足，為盟軍反攻作戰創造有利條件，加速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的進程。
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了越來越有利於中國抗戰的局面，中國的國際地位也相應逐漸地發生了有利變化。在一本由教育部組織編寫的國定教科書《初級中學•歷史》中特別指出中國戰場的重要性，其中有三課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和“國際現勢下我國的地位”，後者包括“我國長期抗戰與國際地位的提高”、“不平等條約的廢除與新約的訂定”、“我國參與國際政治活動”（含開羅會議和反侵略宣言、聯合國家宣言、四國關於普遍安全之宣言、開羅宣言等）等內容。
中國人民的鬥爭，大大地有利於擊潰日本侵略力量的事業。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以反法西斯國家的勝利而告終。一本40年代晚期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是這樣描述這一歷史事件的：“在原子彈和蘇聯宣戰的雙重壓迫下，日本國內即時陷於混亂狀態，遂於（8月）11日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實行無條件投降。而降書之正式簽字，則系九月二日在米蘇裏艦舉行；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乃告結束。自七七事變至日本投降，其間歷時計八年又一個月。”作者在這裏特意用黑體字標明這八年多的時間，可以想見這八年間中國人民經歷的苦難與犧牲是多麼巨大、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貢獻是多麼巨大。
反法西斯戰爭的結束也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榮譽感和責任感，金兆梓在一本通過教育部審定的《高中外國史》教科書中，這樣總結了反法西斯戰爭對維護太平洋地區和平的重要性：“向為太平洋中心問題的中國，自從中日兩國展開全面戰爭後，本其無盡藏的人力物力……以弱敵強，愈戰愈顯其自謀生存的力量，亦成為野心無厭的日本之勁敵。果能聯結中美英蘇四國共同制裁此擾亂東亞和平之侵略勢力，那末太平洋上險惡的風波或因之而慶安瀾了。這固然不但美英蘇的責任，我面臨太平洋的中國，責任可說是尤大了。”
讓歷史告訴未來
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中小學教科書作者和廣大的中國教育工作者一樣，在身處抗日戰爭的惡劣環境下，仍然以完成自己的工作為使命，在教科書的編寫過程中不斷地完善自己，逐步深化對歷史的認識：
首先，他們回顧歷史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認識現狀。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者在編寫教科書的同時也在不斷地追蹤中外重大事件的最新進展，捕捉在當時的重要資訊，及時作出自己的分析，並把它們傳授給中小學生。30年代，有的歷史教科書作者在回顧歷史時這樣描述和評價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迄清代與外國締結不平等條約，正如烈風雷雨之驟至，受軍事、政治、經濟等種種壓迫，所以我國民族漸淪於‘次殖民地’地位。據孫中山先生所解釋，次殖民地更低於殖民地。因為殖民地不過作為一國的奴隸，次殖民地卻要作多國的奴隸。所以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為目前第一要務。”這是以回顧歷史為契機，讓學生認識到現實的中國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當肩負的歷史使命。
其次，他們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目的主要為了傳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特別是教育學生通過理解歷史以認識未來。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取決於如何認識它的歷史和現實，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歷史認識未來。對這個問題，民國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編者實際上都在不斷地探索，並不斷地在教科書中抒發自己的認識和想像力。
未來的中華民族向何處去，在世界上要走哪一條道路？對這個問題，有的學者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即中國的抗日戰爭剛剛開始、中國還面臨巨大困難的情況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王鐘麒在《新時代本國歷史教本》的“中國與世界”部分做出了這樣的展望：“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帝國主義，中國將來如也走相同的路，豈不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濟弱扶傾’的政策……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列強帝國主義要抵抗他。這樣，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才可算是治國平天下。……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芮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