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現象”是抗戰期間中華民族最大的“痛點”。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多少民族敗類變節投降、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助紂為虐，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奇恥大辱的一筆。
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為漢奸“翻案”的奇談怪論，仍在挑戰我們的價值和道德底線。
沉渣泛起：民族抗戰中的一股歷史逆流
要說“漢奸”，顧名思義得從漢朝講起。作為一個王朝，“漢”成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帝國形武的穩定實體，作為帝國子民一個文化符號——“漢人”，其奸細自然被稱為“漢奸”。漢奸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按照(辭海)定義，漢奸原指漢族之變節敗類，後演變為“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
鴉片戰爭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漢奸。到了清末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時，媚美、英、法、意、葡、西諸列強之各色漢奸多了起來。中國近代史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歷史，也是一個出產漢奸的歷史。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對華侵略的屢屢得手，“漢奸現象”的歷史沉渣泛起滔滔濁浪。驚回首，1938年偽軍數量已達,78000人，汪精衛投敵後，大批國民黨軍部隊投入偽軍序列，偽軍數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抗日武裝殲滅偽軍將近120萬，日本投降時尚有偽軍146萬、偽員警40多萬，再加上偽滿洲國軍、偽滿員警等，總數至少在300萬以上，數量比侵華日軍還多。
抗日戰爭，中國是戰勝國。然而，我們的勝利卻只能說是一場“慘勝”。之所以付出耗時長達14年、死傷：3500萬人、財產損失達6000多億美元的巨大代價，漢奸猖獗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歷史“怪胎”中國的漢奸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個國家遭受外族入侵時，出現“有奶便是娘”的賣國賊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決泱大國為何冒出這麼多漢奸來？
漢奸，並非生來就是漢奸，也不都像影視片裏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個“皇軍”的樣子，那實在是小瞧了漢奸的水準。 想當初，曾經追隨孫中山的汪精衛是如何了得的熱血青年一一親赴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誰能想到，這個曾經有著荊軻刺秦般豪邁和勇氣的人，最終卻淪為出賣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誰又能想道，官居汪偽政權組織部長等要職的梅思平，當年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點第一把火的學生領袖，這個慷慨激昂大罵曹汝霖是賣國賊的人，抗戰期間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實的大漢奸。而陳公博、周佛海也曾是顯赫一時的中共一大代表。他們先是背叛了共產黨，又背叛了國民黨，死心塌地地將自己的命運牢牢綁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戰車上。
其實，看似偶然的社會現象，背後一定有必然的東西在支撐。“漢奸現象”的繁衍，有其複雜的社會歷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漢奸，一定是因為有外部敵人。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日本侵略者實施“以華制華”策略並與漢奸親日派相互勾結的結果。
日本侵華無異於“小蛇吞大象”，沒有漢奸，他們就是聾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視採取威逼利誘等各種手段，扶植漢奸偽政權達到自己的目的。
有學者研究“漢奸文化”時發現，在汪偽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石。特別是一些甲午戰後赴曰留學接受了“洗腦”的中國學生，輕而易舉被侵華曰軍所利用成了鐵杆漢奸。他們自以為對日本的瞭解比一般人準確，因而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破壞性。從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日本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留學生中培養親曰派的險惡用心。
所謂“小奸出於愚，大奸出於智”，汪精衛敢跳火坑做漢奸，與其野心勃勃、權力欲望膨脹有較大關系。汪精衛本來擁有優越的政治優勢，長期與蔣介石爭領袖地位而居於下風，只得到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虛名而無實權，自嘲為蔣記“賬房先生”“秘書處”。故此，另辟蹊徑，再起爐灶，企圖借助外力以滿足其“領袖欲”.成為汪精衛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被川島芳子勾引下水、身居偽江蘇省長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對其部下說，可以在河邊摸大魚，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魚。我李士群什麼都沒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說我是漢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現在有的是錢，有的是力量。收入優厚的汪偽頭子周佛海，當年竟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宣佈脫離共產黨。擔任國民党宣傳部長等要職後，對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仍不滿足，而做漢奸從事“和運”，自感“始覺與兩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從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靈魂是多麼肮臟、醜陋和低下。
漢奸的繁衍，反映出我們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問題。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專製造就了許多國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傳統文化的糟粕，對國人心靈造成極大侵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思想、“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處世哲學，忍氣吞聲、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等傳統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國難當頭時很容易叛國變節，跪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抗戰時期漢奸之所以大量出現，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漢奸的產生與中國近代長期不統一密切相關。曠日持久的內戰，使近代中國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致使一些民眾地域觀念很強，缺乏國家認同意識與歸屬感。這種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狀況，為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國建立後，並未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獨裁統治，吏治腐敗，軍閥混戰，外強淩辱，國運日衰，人民生活水準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加劇，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
當我們研究抗日戰爭史時發現，抗戰中投降日軍的國民黨將級軍官達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敵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六十萬人，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多人，並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而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降日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也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制投敵當偽軍的部隊。
何以出現如此迥然不同的結果？在國民黨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實力、暫時投降”的諭戒。與此相反，在共產黨的入黨誓詞中，有廣句近百年不變的錚錚誓言:“永不叛黨”。歷史上黨內雖也有叛徒，但終沒有形成氣候。
豈容“翻案”：把漢奸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抗日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但戰爭遺留的‘漢奸現象”依然橫亙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中國歷史上不乏奸人，諸如石敬瑭、秦檜、張弘范、吳三桂、洪承疇之流，這樣的人歷朝歷代都遭人唾棄。想不到的是，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竟然打著“解放思想”“言論自由”的幌子和“學術研究”的旗號，隨意“任性”地解構歷史、歪曲真相，為抗戰期間的漢奸、賣國賊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難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別是隨著社會思潮的多樣、多元、多變以及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影響，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意識形態領域不可小覷的一個問題。
其一，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應“以個人生存需求為最重要需求”“出於從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出發，則漢奸的選擇也不那麼不可饒恕”。這完全是一種為漢奸張目的歪理。誠然，人有維護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對一個國家、民族而言，舍生取義、捐軀為民，是必須始終不渝堅守的核心價值；對一支軍隊來說，精忠報國、視死如歸，是無論何時何地的惟一選擇。
倘若按照上述“漢奸理論”行事，活著就是“最重要需求”，為國捐軀倒成了“傻老冒”，中國人還能站起來嗎？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其二，有人公開宣稱，“殖民就是進步，殖民時間越長越先進，漢奸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歷史進步的作用”。這種論調可謂荒唐至極。作為十八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產物，“殖民”一問世，就是帶著血腥和掠奪印記的東西。一個國家進步與否，和有沒有被殖民沒有必然聯系。像非洲許多國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沒有什麼進步發展，反而成為這個星球上最貧窮落後的地區。一些人的“漢奸思維”只看到殖民者帶來的些許小利，卻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視、暴行以及所導致的種種惡果。世界上哪有一個國家完全靠殖民，實現經濟獨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其三，尤其令人憤懣的是，有的著名學者竟然辨稱:有些漢奸如汪精衛“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欺壓人民的緩沖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這種公然為漢奸翻案的言論，實際上已經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線。稍微懂得歷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夥叛國投敵給當時抗戰局勢造成“超級震蕩”，不僅直接削弱了抗日實力，打擊了抗戰信心，而且幫助日本人屠殺抗日軍民，籌糧籌款，掠奪資源，進行殖民宣傳和奴化教育，完全淪為侵略者的打手和幫凶。一個出賣民族尊嚴的人，怎麼會是“英雄”？一個出賣國家利益的人，怎麼會“沒有錯”？
想不到，當年漢奸賣國“視降敵為保民，稱亡國為和平”的陳詞濫調，今天居然成了為漢奸翻案的藉口和依據。英雄豈容褻瀆，漢奸豈容美化。泜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時尚，則離亡黨亡國真的不會太遠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車之鑒嗎？
痛定思痛:中國還會再出漢奸嗎
漢奸，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歷史上永難消除的一塊傷疤。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已經漸行漸遠，但曾給國家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漢奸現象”並末絕跡。
君不見，就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繼承了漢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
君不見，西方國家搞“顏色革命”和“政治轉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慾薰心的貪婪之徒，已經或正在成為敵刑勢力捕獵的對象。
君不見，今天的中國產生漢奸的上壤仍然肥沃，“漢奸理論”“漢奸思維”並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勢下有了某種“創新發展”。
假設八國聯軍、英法聯軍再進北京，大小漢奸們會不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假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重新打響，“維持會”“皇協軍”會不會再度登場？
一個非常現實的嚴峻課題擺在我們面前——應該怎樣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
——致力國家強大。漢奸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麼會遭到外敵的侵略？如果當時中國政府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又怎麼會有漢奸的大量出現？物質基礎影響或決定政治選擇。只是簡單地提“愛國”口號往往是蒼白無力的。中國夢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歸根結底是人民的夢。在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實現民族由大向強躍升的同時，更多地讓人民群眾從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中，體味國家理念，涵養家國情懷，從而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這就從根本上祛除了產生漢奸的條件和基礎，這本身就是一種震懾外敵的強大軟實力。
——砥礪民族氣節。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崇尚“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民族氣節。民族氣節，是一個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堅定的志氣和節操。作為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氣節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脊樑，這個脊樑彎曲了，整個民族都會低頭。人格是國格的基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個民族的站立。漢奸心態不除，民族脊樑難硬。沒有民族氣節，沒有民族精神，你經濟力量再雄厚，也不過是強盜手中的竊取之物。“一個民族只有從精神上站立起來、強大起來，才永不頹謝”。
一一高擎法治利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飽受漢奸之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個國家對“漢奸現象”採取了超過一般暴力的殘酷鎮壓和道義譴責。自詡是世界人權典範的法國，二戰勝利後，戴高樂政府成立了整肅委員會，一旦發現戰爭期間的通敵者統統依法槍斃，對於叛國者起到了強力震懾的作用。有的國家還專門立法，懲治那些“漢奸”及為“漢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歷史上深受漢奸之害、而今又厲行全面依法治國的中國，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對漢奸賣國賊及其為之翻案行為狠狠打擊，徹底整肅，決不手軟。
——鍛造忠誠品質。習主席強調指出：“對黨絕對忠誠，要害在‘絕對’兩個字，就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忠誠是當代革命軍人第一位的政治品格。只有保持純而又純的“忠誠度”，堅定政治信仰，不做“兩面入”，克服“偽忠誠”“亞忠誠”現象，才能塑造新一代革命軍人的好樣子。大是大非見忠誠。在新的征程上，面對不見硝煙的戰場，我們需要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和堅定的政治定力，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旗幟鮮明地同詆毀英雄、美化漢奸等錯誤思潮作堅決的鬥爭，永葆對黨絕對忠誠的政治品質。
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作為一種社會贅瘤，“漢奸現象”應時而生、應時而滅，而我們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同“漢奸現象”作鬥爭正未有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