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貞  （一九五四年九月七日）

一、反攻變成受降

1945年，已是抗戰進入第八個年頭，要從（九•一八）1931年算起，進入第十四個年頭了。

戰爭仍在進行，社會一般生活已艱苦之極，但軍民上下一心，沒有出現厭戰思潮，社會秩序，也大體穩定。

沉默的群眾心裏，只有一個“抗戰到底”的想法，不管“底”有多遠，也要走下去。

全國軍民，只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一個偉大期望。

這個期望，就激發出貧弱的中國人無窮的潛力、無比的忍耐，強韌堅定的民族性格發揮到最高峰。

這時期美國麥帥已在西南太平洋，逐島向日本進擊，返回菲律賓逼近日本本土，一般人不怎麼知道，因為沒有收音機。

我們中國第一批新軍，整訓已經完成，第二批36個師，正待整訓。

1945年4月，日本21軍自湖南寶慶西進，企圖奪取我芷江的空軍基地。這是日軍最後一次的攻勢會戰。因為日軍遇到了比日軍戰鬥力強大的國軍，日軍慘敗。

日軍達到了“攻勢頂點”，我們到了“戰略攻防轉換線”，中國新軍，已乘勝從湘西、廣西，向廣州開始反攻了。

在這之前，華北也成立了新戰區——第十一戰區——不平常地是新戰區的區域，遠在敵人佔領區之內的河北、熱河、山東。

名將孫連仲上將為戰區司令長官。預定配五個軍的勁旅。攻略華北三省，收復失地，其任務明確是一個“反攻戰區”。

孫連仲是河北人，蔣先生把侍從室兩個河北人，也派到十一戰區去服務。劉本厚為軍務處長，我為副參謀長兼作戰處長（上邊還沒有參謀長），讓我們一起打回家鄉去。

我們在西安，組織司令部，準備調集部隊，候命進出華北。

九月初，何應欽上將，忽然來到西安，召集第一戰區（胡宗南）第十一戰區（孫連仲）軍事會議，宣佈中國已接受日軍地投降，各戰區應速派出洽降人員，與日軍聯絡，越快越好。第十一戰區應速在北平，設立前進指揮所，接受日本洽降。

於是，我也接受個新任命，為“北平前進指揮所主任”，擔任一個從未夢想到的新任務——“受降”。

二、我到北平（北京）

1945年9月9日，我只能偕幾位參謀人員，飛去北平。——因為飛機小，只能容20人，尚有河北省政府幾位官員同行。

機上臨時湊合的一群人，既陌生又新奇，面對新經驗的挑戰，誰也不知道該做什麼。其實我也一片茫然。

當天下午，到了北京西苑機場，寂寂無人。知道和門司令的電報未聯絡上。時日已西斜，但天朗氣清，和煦宜人，一股家鄉味，陟上心頭。“祖國大地母親，你的孩子們回來了。”立刻想伏地一吻，又怕旁人生怪。正在猶豫之間，偽憲兵司令來了，“報告：軍部參謀長高橋坦，立刻來迎。”

我轉入場屋，門口適有一小長桌，我就在桌後椅子坐下。

高橋坦已由車上下來，正在拖刀跨步向我走來。

（這人就是七七事變前，駐華中佐武官。和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兩人，不斷用粗暴無禮、侮辱恫嚇的野蠻手段，對付中國政府高級人員的打手。）

高近桌時，趨步向前，伸出長臂，意欲握手。我順手一指桌前小凳，“請坐下。”並未和他握手。我是執行同盟國的共同規定，可是他覺得是到中國以來，第一次遭遇到的不幸。本能地，倒吸一口涼氣，真的，抽出聲來了。

我問了他幾句話，起身準備入城。

高橋坦中將，立刻走到他的車前，拉開車門，立正請我上車。

我以為受降人員坐日本軍車進城很不適當。回頭問那位航空先遣辦事員：“你有沒有車？”“有，小車。”“有沒有國旗？”“有。”“借我一用吧。”我就登上這懸有中國國旗的小車進城。

高橋坦臉上鐵青，隨著我車後跟進。

到機場時，我的參謀人員，已及閘致中司令（反正偽軍）聯繫，他不在家。只聯絡到何其鞏，反正兩人都不認識，我們一群人，就開到何府去了。

何其鞏曾做過馮玉祥的秘書長。現任民國大學校長，和日軍部關係很密切，是政治上的活動分子。設宴熱烈招待我們，然後把我們安排住到北京飯店。

北京飯店，停電，沒電梯；樓梯無地氈，滑滑地向上爬。真有點累，服務員向我們鼓掌，也無力招呼。

我住四樓413號。

三、北京飯店接見根本博司令官

1945年9月10日上午9時，聯絡參謀報告：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求見。我答應請他們進來。

根本博幾人入室，知道不可再握手，鞠躬為禮，我起立還禮。然後他們在桌前小凳上就座。

我真佩服年輕參謀的靈敏性，就在我命聯絡參謀引導根本博來見的一瞬間，他們已經把中國國旗和黨旗懸掛在我桌後的牆壁上，使我座位，增加了國權的氣勢。

根本博先介紹同來的高橋坦參謀長，渡邊渡參謀副長，及翻譯尾關正爾中佐，然後說昨天未到機場親迎，表示歉意；也詢問曾由重慶轉致孫長官電報，不知已收到否。之後接著說：

“貴官遠道而來，負責主持前進指揮所，敝官非常欽敬。”

“至於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等地之安全，本人絕對對孫長官負責。”

“今後，本司令部對前進指揮所的聯絡，敝官已指派高橋坦中將為全權代表，負責聯絡事宜。”

“須報告的是自從停戰後，即有不明系統的部隊，到處破壞交通，並要求佔領都市，解除日軍武裝……治安破壞，實與民生有重大影響……如能示之貴國軍到達時間，實為大幸。”

我告訴他，電報於出發前已收到。

“關於日軍，不准向任何遊雜部隊交出武器。並應維持社會治安等項。貴官應有由何總司令致崗村甯次將軍的備忘錄中，可以瞭解。”

“我國軍隊到達時間，爾後本官當另行通知。”

根本博把他擔心的事，已明白表達出來。但我只有十幾個參謀，當然解決不了問題，只有命日軍照備忘錄辦事。

另一件他們擔心的是中國對投降日軍的態度問題。我對根本博說：“勝利者對能悔改的失敗者之寬恕，為人類最高道德。我中國是有偉大文化的民族，在日軍正式納降以後，我政府對日軍及日僑必依國際公法，使日本軍民有安全的保障，決不報復。”

無論我說什麼，根本博司令官，始終微笑，保持大將的雍容氣度，可是當我說這段話的時候，渡邊渡少將，卻把眼睛閉上了。

高橋坦對我的態度是明白的，渡邊渡是怎樣想法呢？將對我的工作，有一定的影響。

（當日談話，雙方都有記錄存案，是照記錄摘下來的）（下同此）

四、北平前進指揮所洽降

1945年9月12日於北平定阜大街迎賓館

我很感謝參謀人員辦事迅速，進駐指揮所第一天，即對日軍下達命令，召日軍代表高橋坦中將來指揮所洽降，接受受降官的命令。

發出命令的同時，我指示日軍代表，不准佩刀、佩勳章勳表。當晚門致中司令受日軍部委託來見我。

“日軍很愛面子，可否給他們一點面子。”

我想日軍投降時，不得佩戴軍刀，是同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塞的共同規定，適用於中國戰區。能否執行，有關國格。我斷然地說：

“日本人的勳章面子，是流中國人的血換來的，我以勝利國受降人員的名義說，我不願意在洽降時，見到有損中國面子的東西——勝利者更需要榮譽。”

門司令二話沒說，轉身就走了。

他怎麼想法，我不知道，但習慣於服從日軍命令的人，驟然聽到中國人使用自己正當權利說話的聲音，似乎尚未習慣。

1945年9月12日在前進指揮所召高橋坦洽降。

這天中國出席的人員：

主任 呂文貞將軍

劉本厚少將

劉雲楷少將

初光中校（日文翻譯員）

列席人員：高卓東、劉漫天、施奎齡、何海秋、張伯駒、陳開疆、劉之澤、張家銓、楊海瀾、許紹莊、李競俊、王子恩、張廷樓、黃宗徵共十四員。

記者：中央社分社主任丁履進，江松年、馬在天、趙光賢、白進文、蔔青茂六人。

記錄：張養浩中校、秦澤民上尉。

日方人員：

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代表高橋坦中將

尾關正爾中佐

虎雄中尉

是日，高橋坦準時到達指揮所，候傳。經參謀報告，准召見後，隋承禮中校引導高橋坦中將進入洽降室，依指示就位，坐在洽降主任前方的對面。

我方洽降主官，先介紹自己身份。

呂：“我為中國戰區第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主任呂文貞將軍，代表受降主官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上將，辦理日軍投降事宜。”

繼介紹參謀主任劉本厚少將，高級參謀劉雲楷少將。

“請日方來官，說明身份及任務。”

高：“本人系華北方面軍參謀長中將高橋坦，代表本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辦理投降一切事宜。”

“左為尾關正爾中佐，負責與貴所聯絡事宜。”

“右為山內虎雄中尉，為本人的翻譯。”

呂：“本戰區司令官孫連仲上將，由電報交門司令轉致根本博中將第一號備忘錄是否收到？”……

“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在九月九日以前，即日本正式簽定降書前，歷次致崗村甯次將軍之備忘錄及是日以後的命令，貴官均已知照並遵辦否？”……

“貴官根據備忘錄，在繳降前，應準備諸項，是否已準備妥當？”……

每次發問後，高橋坦均一一作答，認為滿意後，呂主任即下達有關受降的訓令三項，每項命令均由呂主任宣讀，再交高橋坦代表領閱，詳看內容。

呂：“貴官對所受三項訓令，是否確已瞭解？”

高：“已全部明確瞭解，當轉致根本博將軍，迅予遵辦。”

我參謀請高橋坦在命令受領證上簽字。

呂：“貴官尚有其他事項否？”

高：“所有提出檔，擬作正一部，副二部，共計三部，日文為正本。”

呂：“三部可，應以中文為正本。”

高：“請准延十分鐘，尚有事陳述。”

呂：“以與備忘錄及訓令有關事為限。”

高：“是。”

“（1）我軍對平津、保定、石家莊地區，為期交代之完整圓滑起見，現正負全責，擔當治安之維持。”

“同時對於兵器及軍需品，及軍事設施，亦完整加以保存，並正準備逐次確實交代，以副貴軍之要求。”

“（2）在此區內匪團跳樑，長城內外，蘇軍之行動，未可輕視，敝軍已有一部變更部署，以防意外。”

“（3）蘇蒙軍及匪團行動，實為交代中極大障礙，我方為遵照備忘錄之規定，及保持東亞盟主之貴國與敝國之友好起見，當盡我最大之努力，以排除此種困難，以實行交代。”

“此後當竭誠遵行貴軍之要求，敬希垂察微衷。望對敝軍所陳之事項，還祈採納。”

“（4）在接收上所需資料，定遵貴軍命令準備，如數呈繳，如有所需，可隨時派員往詢。”

呂：對軍事受降各項，均照備忘錄一一置答。

唯對所提“此區匪團跳樑，長城內外蘇軍之活動，未可輕視。”及“蘇蒙軍及匪團行動，實為交待中之極大障礙。”事涉敏感的政治問題，實非我洽降主任所宜置答。

我胸中早有“雅爾達密約”的沉重壓力，而今蘇軍又進入我東北參戰，正是“事未可知”，豈止“未可輕視”而已。但我當時的直接反應卻是決不受日本人的挑撥，當即說道：

“蘇聯繫中國的忠實盟國，決不會做出不利中國的行動。”

“貴官适才所提蘇蒙軍在長城內外活動一節，恐系一般匪徒活動之誤。”

高似對我說的盟軍觀點，不表認同，只另說些保證治安的話，作為結束。

呂：“今天知貴官對應準備事項，已積極準備，對所領訓令，表示切實履行。此種積極態度，給我印象甚深，殊表欣慰。”

高橋坦三人退出。

我和列席諸友在室前，院內合照一像，大家都說有歷史意義，因為百年來，中國第一次是受降者。

五、黑影憧憧

高橋坦在機場，我拒和他握手，洽降時不准他佩刀，有點不服氣。口出怨言，意圖報復。適七•七事變前，和他共同逼壓侮辱何應欽的搭檔酒井隆與他唱和。酒井隆是煽動暴亂的黑手。頗有製造動亂，使我國軍到達北平前，發生點風波的意圖。不知會發生什麼事。

最不爭氣的是“中國人污蔑自己人的劣根性，也會隨時犯病”。我到北平不夠一周，情報組報告說：市上頻傳“呂主任和名伶言慧珠往來頗密”消息來源不明。待查。

忽然，言慧珠不堪社會指責，因而自殺入院，更助長謠言的傳播。

後來，張家銓送來一份有名大報，頭條新聞，竟然是“呂文貞攜名伶招搖過市，王鴻韶懷仁堂白晝宣淫”（王是北平行營的參謀長。懷仁堂是中南海裏的“戲臺”，作開大會所用的。）這更助長了高、酒的氣焰。

日人加以從中煽動，立刻傳遍九城，家喻戶曉。酒井隆、高橋坦再散出日軍不穩的消息，於是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指揮所人員，每天埋頭十二小時的工作，晚上也忙著辦公，對外邊事，本不太清楚，可是關心我們的人，卻不斷來報告外邊的消息。有天晚上，有位在北平地下工作人員，竟來對我說：“外邊風聲很緊，主任最好換便衣躲一躲。”

“我是主人，主人怎可離開自己的家呢？我是代表中國主權來的。我是軍人，寧可死，也不應該做出使中國國家蒙羞的事。怎會躲開呢？”

“你放心，今天不同往日了。他們不敢！”

當時在外人看來，好像指揮所已陷入危境。果真如此麼？我有點不相信。

六、何其鞏密約根本博

第二天，何其鞏打電話來，約我到他家晚餐。說，根本博也來。晚上，我準時到南池子何府，門口已有人守候，接我下車便說：“何先生請主任先到書房，何先生在那等著呢。”

他引導我到書房落座之後，何先生便對我說：“高橋坦說很多閒話，市面不好。司令官來了，彼此談談好。”最奇怪的，他突然說“如果有什麼大的集會，請你給我個面子，讓我做首席說話。”我自然會的。但這時候，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是讓我感激他約根本博的用意嗎？我沒作聲，就去會客室了。

和根本博彼此招呼之後，立即入席，何先生名廚名菜，的確出色。敬酒之後，何先生開口：“近來市面不好，謠言多，人心浮動，與治安不利，你們兩位指揮官，應該好好談談。”

我聽了這話，真有點摸不著頭腦，事先也沒有談什麼的思想準備，並未說話。

根本博於是發言：“何先生所說，我也感到憂慮。但自停戰以來，敝官的統帥權下落，對所部確有監察不周之處。軍中違反軍風紀之事，頻有發生。甚至有人來誘說士兵向八路軍逃亡之事。目前如發生使人不滿意的事件，請貴官見諒敝官之處境。”

根本博處境的困難，是可以理解的，投降之後的軍隊，能維持這樣的紀律，已經難能可貴了。但他說話之意，恐不在此。他似乎是在傳遞一種消息，“如果有什麼不滿意的事情發生，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在這敏感的時刻聽來，就覺得暗含著威脅的意味了。也許他並無此意，但我手無一兵一卒，國軍什麼時候到達，尚未可知，就不能不偏這方面想了。我總要說服他對備忘錄維持治安條款的執行，負全責才行。

於是我對他說：“對貴官所說，我有充分的瞭解。對貴官的處境，我也十分的同情。但我們兩個都是軍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們兩都在執行自己國家的命令。

“我今天負責指揮所的責任，主要就是要服從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戰區受降主官孫連仲上將的命令，來貫徹執行同盟國的共同規定，忠實地嚴格辦好我們受降備忘錄各項事項。

“貴官亦應諒解本官所代表的立場。而且我可向貴官再說一遍，我國必能依照國際公法，保障日軍日僑的安全歸國。與貴官第一次會晤時，已懇切表明此意了。

“貴官今為貴軍投降代表。貴國天皇已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天皇冀望于閣下者，必為圓滿完成投降事務，使日軍民早日安全歸國。

“將軍之任務，今昔異趣。今日圓滿辦好投降，即為將軍之業績。如出現與天皇意旨相悖之遺憾事件，既違軍人服從之義，恐將軍亦難光榮歸國。”

我最後一句話，的確是有意的“一語雙關”加上點威脅的意味。

我談，日外務省那文官翻譯。根本博集中精神，靜靜地認真聽著，但他抹去了他的招牌微笑，似乎心裏在沉重的思考。

過了一刻，根本博經過深思，然後意味深長的說：“敝官必當竭誠盡力圓滿完成投降的任務。

“我絕對會滿足何應欽上將，孫連仲長官的要求。請貴官瞭解敝官的誠意。”

主人何其鞏先生，靜聽著兩客的交談，從未發一言。

我們最後以和諧的微笑結束，並未爭論。也不負他一番苦心，日軍不穩的謠言，也從此可以掃清了。

七、逮捕酒井隆

次日，我問情報組，“酒井隆鬧事的情況怎樣？”

張家銓（軍統成員）說：

“我們在日軍裏邊有人，知道高橋坦和酒井隆，態度惡劣，想鼓動日人同意他們鬧事，對內煽動，對外散佈謠言。的確使市面上緊張。

“我們也知道了，渡邊渡參謀副長，是反對高橋坦、酒井隆反呂的。

他說：‘我們以前遇到的中國人，對日本人惟命是從——那是偽中國人。’

‘今天我們遇到的呂將軍，才是“真中國人”。以後日本就要和真中國人打交道了。應該改變的是日本人對呂將軍的態度。’

“渡邊渡這一番話，使高橋坦、酒井隆洩了氣，才沒鬧起來。”

我接到張家銓這個報告，知道風波過去了。我感謝第一次聽我話時閉起眼睛的那位將軍。（隨後他介紹日本政、經、新聞專家和我談中日未來問題。）

我們早知道，酒井隆、高橋坦企圖製造混亂，破壞社會秩序，並妨害投降圓滿進行，遂下令把酒井隆逮捕。

酒井隆此時，已為退休的中將。被捕後來見我，用繃帶掛起一條胳臂。我問他“你做什麼來著？”他說“我什麼也沒做。我在養病，什麼也不知道。”

我們把戰犯酒井隆送到南京戰犯法庭，判處他死刑，1946年，槍決。

戰犯高橋坦，受降後，也送到南京受審，死在獄中。

順便提一筆，川島芳子（金碧輝）也被捕了。她對我說：“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我想中國永遠不敢接受這樣的“愛國者”。這個冒牌愛國的真正罪犯，也在北京處以極刑。

八、美軍登陸

（第三兩栖兵團，秘密來華，協助輸送日軍民歸國。最高統帥授權美軍代表中國在天津受降。）

1945年9月30日，忽有美軍華德少將來訪。

他自我介紹為美國第三兩栖兵團副參謀長，負責外事聯絡，現在該部已在中國海上，預定由塘沽登陸。

“特專機來接你到海上和洛基司令會面。”

“我未接到中央命令，外軍在我區領土登陸，我有權拒絕。”我說。

“我知道你不知道，這是蔣委員長和我們總統兩人達成的‘密約’，特別來華協助中國遣返日軍的。事前連何應欽也不知道。”

（我瞭解，美國羅斯福總統雅爾達出賣了中國，現在又怕紅軍進入東北，不肯撤軍。而史大林既從中日戰爭中撈取中國領土的利益，又防美軍來支援中國。我接受他的解釋。）

於是我約施奎齡（河北省財政廳長）作臨時翻譯，和我一起搭美機去天津。複由華德駕車一起去塘沽，登上第三兩栖兵團旗艦。華德領我會見了洛基司令。當向他致歡迎詞：

“我代表中國第十一戰區長官孫連仲上將，歡迎貴軍來我戰區，執行聯合任務。希望爾後合作愉快。如有需要中國方面任何幫助之處，請華德和我聯絡。”

洛基司令正在和在座的一位四星上將研究問題，我們隨即退出。那四星上將，當然也是秘密人物，華德沒說，我也未問。

不同國家的軍隊聯合作戰，現代已成常事。但我們是受過傷的國家，內心深處，總覺得外國軍隊到中國領土上作業，不是滋味。可是如果沒有美海軍來協助，戰後日軍民的遣送，恐怕幾年也辦不完。

幸而是一般美軍很容易相處，我們之間，從來也沒發生過摩擦。只是他們的聯絡軍官黑格上校，在我長官部住著有閑，把所有人都給起了個綽號，可惜我沒有。還有一件事，是孫連仲表弟王君，為討好美軍官，借給那個人一筆法幣用。後來那位美國軍官堅決不還，說他當初是贈與的。我相信王君的外語能力，是很有問題的。

九、美軍駱基少將在天津受降

1945年10月5日華德又來接我，說他們部隊要在天津受降。我心裏有點意外，怎麼外國人到中國區受降來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別授權代表中國受降的。是原來的密約，還是臨時決定，不得而知。總之在全中國分區受降的命令上是沒有的。

10月6日美軍受降，就在司令部前一個小廣場舉行。投降代表是118師團司令內田銀之助中將。儀式簡單隆重，升旗，簽字，獻刀，很快結束。

賓客入室祝酒，羅馬主教蔡甯首先舉杯向洛基司令致賀詞，第二個我也舉杯致簡單賀詞。

中國參加受降儀式的，除我代表第十一戰區外，另一個就是天津副市長杜建時，只有我們兩個中國軍人。

受降時，聚集圍觀的中國人，大概有二三百人，眼神都有幾分疑惑。

升旗，先升美國旗，奏美國國歌，群眾的臉色立刻沉下來。是不是日本走了，美國又來了呢？

接著升中國旗，奏中國國歌。一下子像火山口大爆發，沉默的群眾，臉上突然展開笑容，情不自禁的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之聲震耳不絕。愛國情緒的強烈感人，使我幾乎落淚。

祝酒出來，有些群眾，叫著萬歲，向我這邊擁來。當我上車欲行時，也許他們猜測我是後方來的什麼人，一些年輕人立刻把我車圍上，不讓車動。更有一些青年竄到我車棚上去，不肯下來。這是什麼感情！這感情蘊育著什麼力量，誰能把當時的感受複製出來，傳遞給大家感受呢！

祖國的強大，就憑這種力量，你們的熱情，我永遠感謝你們！

洛基司令帶著屬下師長，曾來北平拜訪孫連仲長官，孫長官也曾去天津回拜洛基司令。那是我們受降以後的事。

十、太和殿受降 萬民觀禮

1945年9月7日，我回到北平，跟劉本厚說：“原定中南海懷仁堂室內受降的計畫取消。”——“美軍公開受降，我們也要公開受降。”

劉辦事謹慎，可是對這意見，他並未反對。

“走，跟我一塊找新場所去。”劉和我帶個參謀，駕車直奔故宮。我第一個念頭，是“午門受降”。

可是到那一看，門上地方太小，門前平地上，後邊看不見前邊的儀式，否定了我的預想。

接著向宮內走去，邊走邊看，邊選擇。

“啊！這個大廣場好，可容十幾萬人吧。”登上玉墀，太和殿前也有好大空間。回頭向廣場一望，下邊也可以望到上邊。“好，就在這兒受降吧！”他也同意。

我就把美軍受降的節目，介紹一遍，然後把自己預想的受降規模和程式說了。

“孫長官到後，咱們就在太和殿受降，一切由你佈置吧。”

劉本厚是個好參謀人員，這大規模的準備，兩天內，他都辦好了。

——使我們在太和殿進行了輝煌的歷史性的受降典禮。

——使我們北京市民在“皇宮”為勝利而歡呼，把八國聯軍的恥辱，也洗刷一下。

我這“獨斷專行”的決定，自願承當上級的譴責，幸好上級根本沒問這件事。

1945年10月10日早晨，故宮太和殿前大廣場，已灌滿了學生和市民群眾，受邀請的中外嘉賓數百人，也紛紛入場。

准十時一到，司儀宣佈典禮開始。

首先受降主官就位，我陪著孫連仲上將，自太和殿內步出，到既定的位置。我站在他左後邊，長官部的幕僚人員，排隊站在受降官後邊。

舉行升旗禮，奏國歌，全場人員，向國旗敬禮。

受降主官宣召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根本博中將率其幕僚入場。

日軍人員已準時到門外候命。此時由中方引導參謀，導日軍進入廣場。

根本博司令官，率領參謀長高橋坦以下廿二人列隊，自群眾中間甬道步向太和殿。

夾道兩旁群眾，見日軍入場投降，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歡聲雷動，聲徹雲霄。青少年展開歡顏，中年老年人多含熱淚。

根本博領隊到太和殿前，在受降台旁，列隊候命。

司儀宣佈：

“日本投降代表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簽字。”

根本博到台前之兩份降書上簽了字——退回原位。

“中國受降主官簽字。”

受降主官孫連仲上將在“受降主官”下簽字——退回原位。

“日本投降人員獻刀。”

根本博司令官獻刀，高橋坦獻刀，渡邊渡以下逐次獻刀。獻刀後均退回原位。

簽降、獻刀之後，日軍退出，群眾歡呼若狂。

奏國歌，全體向國旗致敬。

禮成——嘉賓入太和殿祝酒致賀。

（多簽的一份降書，受降所用的桌椅文具均移送北京故宮博物館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