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我去澳門看望原國民黨軍將領呂文貞先生。

呂文貞是先嚴韓練成在國防研究院時期的好友，曾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高級參謀、第十一戰區參謀長、華北受降區北平前線指揮所主任、北平行營參謀長等職，陸軍中將。1990年，出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

呂老思想進步，曾和郭汝瑰將軍一起，邀先嚴共同組織同情共產黨的小團體，當時先嚴已經建立了與周恩來之間的單線聯系，不能發展橫的關系，所以溫和地提醒他們：“汝瑰、石如，要掉腦袋的喲！”他們遂中止了行動。

然而革命大勢所趨，愛國軍人身隨心動：解放戰爭中，郭老在南京、在西南，與地下黨建立了秘密聯絡關系﹔呂老在北平，從“三人小組”初期就開始聯絡李克農，且不說呂老直接情報工作的成績，僅在呂老親自兼董事長、夫人任校長的“惠中中學”裡，就有許多中共地下黨員以教職員身份出入京畿。他們各自都用不同的方式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大陸解放，呂老隨軍去台，后有暴露跡象，便於上世紀50年代初秘密撤回香港，不久轉去澳門。從我看望他的第一天起，他就很動情地和我講述與先嚴的一些往事：

在國防研究院的一年多時間內，郭老、呂老和先嚴交往甚密。他們生活清苦，先嚴卻有大把經費，經常請他們和夫人一起到第十六集團軍重慶辦事處的招待所搭伙吃飯。先嚴說：“我那裡是三山五岳，群賢濟濟，談笑有鴻儒，往來有大兵。”

1945年2月，蔣介石乘“桂柳會戰”失利、追究責任之機，下令撤消了第四戰區、第十六（先嚴時任第十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參謀長）和三十五兩個集團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七軍番號，撤換了包括夏威在內11名將級軍官的職務。春節期間，呂老夫婦曾來拜訪先嚴（呂老時任侍從室參謀），呂老對先嚴說：“第十六集團軍撤消，對你來講，並不是壞事……”

先嚴知道：自己曾在陸軍軍官學校六分校（桂林分校）第十六期當過教育長，現已內定新疆九分校教育長，估計春節之后就該到任了。呂老卻說出了一個秘密：你快有當軍長的機會了。就在前幾天，我去委員長辦公室，他正在寫什麼。還沒等我向他作匯報，蔣夫人來了。我剛要退出，蔣夫人好像不經意看到委員長寫的內容，說：“韓練成？韓練成能當軍長？那麼粗野的，能當軍長？”我慢走了幾步，多聽了幾句。委員長說：“能，怎麼不能？他有腦筋，又忠心。怎麼粗野？粗野又算什麼？———哦，他頂撞過你，我已經訓誡過他了嘛。再說，他連你都敢頂，這樣忠心的人不用，我用誰？”

那一天，呂老還談到了一些涉及共產黨的“大內”機密：“史迪威被撤回之前，曾有美軍觀察組去延安、晉察冀、晉綏幾個共產黨根據地考察，組長是包瑞德上校。考察報告是給他們美方高層的，僅從給我們的簡本來看，且不說內容，光憑感覺：那些美國人全被共產黨洗了腦，全赤化了。———他們一字不落地，用了葉劍英在1944年6月22日延安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宣布的數據：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抗擊了侵華日軍的64%和偽軍的95%，在敵后創建了共有1億人口的15個抗日民主根據地。這就等於告訴羅斯福和美國國內的決策者們：在中國戰場上，共產黨是一支不能假裝看不見的抗日力量！”

1945年3月，呂老又向先嚴透露一項機密：雅爾塔會議之后，駐英國軍事代表團傳回來的情報稱：英美蘇秘密簽訂了有關中國的一個協約，據說事關外蒙古現狀、蘇聯在東北的利益、租用旅大軍港等等。 面對昔日的盟友（包括社會主義蘇聯在內）對我國的欺辱，他們深感國弱無外交！這個情報是桂永清、郭汝瑰直接向蔣介石報告的。

呂老曾留學日本，對日本武士道欺弱怕強、隻講忠孝不講仁義的本質有深刻的認識：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與咱們老祖宗講的武德太不一樣啦！日本的武士道不講忠、恕。為了取勝，他們可以在兵器上施毒，勝者可以隨意處置敗者，敗者可以毫無尊嚴地屈從勝者。日軍的作戰早已不是政治行為的延續，而是對交戰國一切生靈的屠殺！”

作為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接收北平的親歷者，呂老對抗戰各個戰略階段的“形”與“勢”，都有深刻、精辟的分析。老人記憶驚人，語言精練，論據充分，論點明確，實在令人敬佩。但他從未提及自己對新中國的特殊貢獻。

1995年春的一天，我正好在澳門，呂老問我是否有軍方關系？我答：我是珠海市委台辦的干部，和軍方沒有關系，但有些軍方的朋友，不知您要找誰？他說：要找李克農的人。我不解。他說：“我和你爸爸一樣，也是李克農的好朋友啊！”我問他具體要找誰？他說：“你知道羅青長嗎？”我不便直接回答：“我聽說過這位老前輩，但您跟他是什麼關系呢？”他說：“我和李克農之間，就隻是通過羅青長這一條線聯系。”我知事關機密，便沒有隨便作答。

我當夜返回珠海，次日用機要電話把呂老的話報告了羅老。羅老說：“叫呂文ZHEN的人有兩個，一個叫呂文震，一個叫呂文貞，你說的是哪一個？”我答：“呂文貞。”羅老說：“呂文震是個特務，呂文貞是我們的人，你不要搞錯了。你怎麼知道他是哪個呂文ZHEN？”我答：“他的電話、地址是郭汝瑰老伯給我的，不會錯﹔他是河北口音，說的全是和我父親有關的事，不會錯﹔他說是李克農的好朋友，是您直接聯系他，我想特務不敢開這麼大的玩笑吧？”羅老說：“‘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就沒有呂文貞的消息了！如果確定是呂文貞，請你馬上去告訴他，我也一直很想念他，他什麼時候來北京，或者我什麼時候去珠海，我們一定要見面。”羅老告訴我：“我曾受李克農部長之托與他保持單線聯系，他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

第三天我再去澳門，向呂老轉達了羅老的問候。呂老當時就流淚了：“‘文化大革命’嘛，羅青長也一定受過不少委屈吧？”

當年夏天，呂老和夫人一起到北京，住在長女湘秋家。不久，湘秋大姐打電話給我說：“羅老來看爸爸了，爸爸特別高興。爸爸媽媽都讓我謝謝你。

不料，由於對氣候的不適應，呂老9月份生病，11月便突然病逝於北京。

呂老在京期間我在珠海，呂老逝世之后我才接到湘秋大姐的電話。她說：“爸爸去世的時候，羅老和幾個老同志都來為他送行。爸爸去得很安詳。”

（韓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