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珠海，唇齒相依。”澳門僑胞對中國抗日戰爭伸出援助之手早在1931年日本侵佔東三省的時候就開始了。“吳流芳說。

澳門與珠海，唇齒相依。這片面積不過三十幾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全民抗戰時期湧現出了巨大的同情心與愛國情。而由於其在抗戰中的中立地位，被稱為戰亂中的“綠洲”，為中共領導的抗日活動提供了不少有利條件。

募集資金 抗日救亡

“澳門僑胞對中國抗日戰爭伸出援助之手早在1931年日本侵佔東三省的時候就開始了。最開始是民間自發地進行宣傳活動，組織捐款籌集資金給國共軍隊。”市博物館文物徵集顧問吳流芳翻開曾任澳門日報副總編輯的陳樹榮編寫的《籌賑兵災》，裏面詳細記錄了1931年11月起至1932年5月，澳門籌賑兵災的工作情況。

“在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的宣傳和推動下，短短7個月的時間裏，澳門僑胞共籌集了近十萬元。這在當年是一個非常令人驚歎的數字。按照當時的銀兩兌換計算，八十年前的十萬元，相當於今日的逾千萬元，而當時澳門的人工，不少人每人每月只有3到4元。”吳流芳告訴記者，捐款如此踴躍，不僅因為當時的富戶帶頭捐款，充當募捐員，還因為全民動員，全民支持。有不少是學生節衣縮食，將銀毫銅仙儲存起來，捐獻出去（164枚銅仙才換得一元）。那時的捐款者並非捐款一次半次，而是不少人長期捐款，直至上海戰事停止為止。

隨著日軍侵略範圍的不斷擴大，戰爭形勢不斷惡化，澳門僑胞也逐漸成立民間愛國團體，以多種形式支持中國抗日。珠海地方誌和黨史研究者羅祖甯所著的《珠海抗戰紀實》中對此也有記載：1937年8月，在黨組織的支持、發動下，澳門成立“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簡稱“四界救災會”），開展抗日救國工作。該會前期在澳門開展募捐、宣傳、動員和慰勞等活動，籌募所得全部支援內地抗日前線。並組織宣傳隊走出關閘，到南屏、下柵、洪灣等地宣傳抗日。1938年10月起，“四界救災會”組織以廖錦濤為團長的回國服務團到內地參加抗戰服務工作，至1940年，該會先後組織了11個隊167名青年到珠江三角洲、東江、西江、北江等地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其中不少隊員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廣施援手 救助難民

在抗戰期間，由於葡萄牙宣佈保持中立，因此，當時的澳門成為了珠三角等地區不少人員的避難所。1938年1月，日軍在三灶島蓮塘灣登陸，不久後便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三灶大屠殺，當時，便有一批倖存難民逃往灣仔、澳門。1940年正月初七珠海全面淪陷，又不斷地有人離開這片被日軍侵佔的土地，乘船前往澳門。根據吳流芳多年來數次赴澳門收集的史料和老人們的口述，在那段苦難的日子裏，數十萬難民蜂擁到澳門，當中不少人流離失所，饑寒交迫。有的難抵饑餓的煎熬，搶去路人正吃著的麵包或糕點，放入口中狼吞虎嚥。更為淒慘的是，有人拿兩根樹枝在路邊的糞便中挑揀未被消化的栗米粒，到附近的水氹清洗後嚼碎狂吞，情境慘不忍睹。幸而澳門不少慈善機構和醫療機構都對難民伸出了援助之手。同善堂爭取各界支持，每日派粥兩次，每次派八千多份，還設“難童餐”，讓很多難民不致被餓死。

當時剛辭去廣東省財務廳廳長職位的馬保羅還為一批三灶的倖存者建造難民營。1938年秋，在澳門聖公會等三個大教會籌款和美國華僑捐款的支持下。灣仔銀坑難民營建設落成，內設醫務處，經常有華僑醫生和外國人從澳門過來幫忙。難民營裏還辦起了銀坑村的第一所學校，村民不僅在難民營免費獲得麵包，還可以將自己的孩子送到難民營上學。

營救後援 並肩作戰

廣州、香港等地淪陷後，有大批愛國志士和文人、藝術家、學術界人士都在此，有的人通過澳門轉往內地未被侵佔的重慶等根據地，有的則被直接營救到澳門。如嶺南派國畫大師高劍父，在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後避居澳門觀音堂。澳門作為當時的中立地區，為營救、支援中國的抗戰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珠海淪陷後，中共黨組織發動民眾建立抗日武裝，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山抗日義勇大隊先後派員進入澳門，建立秘密據點，與葡澳當局協議建立合作關係。包括葡澳當局同意義勇隊在澳門進行不公開活動，例如募捐、收稅、籌集抗日經費等，購買醫藥器材，並將重傷病員送到澳門醫治。期間，從五桂山、鳳凰山至翠微、上柵、關閘到澳門，曾建立起共產黨的一條秘密交通線。從澳門購買的藥品、機械、電臺就從這條交通線安全運回根據地。義勇大隊則配合葡澳當局打擊擾亂治安的匪霸“老鼠精”等。

與此同時，澳門的一批批僑胞和熱血青年也先後投奔五桂山、鳳凰山抗日根據地，參加敵後抗日遊擊隊。澳門著名醫生劉光普、葉金彩夫婦曾積極參加根據地抗日活動，澳門的鏡湖醫院也派出醫護人員前往根據地支援戰爭。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大部分澳門僑胞的抗日活動情況，都將發起和聚集地選在珠海的灣仔，比如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的宣誓成立，銀坑難民營等。究其原因，吳流芳分析主要有幾個方面：首先，葡澳當局為穩定、維護澳門，不願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遂表中立。而日本方面也因其有大量的移民在葡萄牙的殖民地秘魯上，不敢輕易與葡萄牙交戰。所以正式的抗日活動不便在澳門進行的都選在比鄰的灣仔；其次，澳門當局雖不准僑胞等在本島進行遊行、集會，但並不干預愛國志士在灣仔的任何活動。且灣仔鄰近澳門，出行方便，又是當時國土安全之地，另外一處毗鄰澳門的拱北則因為來往的人比較少，而不做宣傳抗日活動的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