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後的兩年多以來，伴隨正常的幹部更迭和反腐行動，中國政壇從地方到中央都出現了較為密集的人事變動。在這輪調整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60後”官員被推上了政治舞臺，成為迅速崛起的新生力量。

以年代來劃分，“60後”橫跨10年，如今年齡最長者55歲，最年輕的45歲。作為一個群體，“60後”在政壇堀起，既是自然規律使然，也是中共幹部年輕化的結果。

就各級政府而言，在縣、市兩級領導中，“60後”已成為不折不扣的中堅力量。不久前剛評選出的全國優秀縣委書記中，超八成是“60後”；在更高級別的省部級幹部中，他們也已開始大規模登場。據《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統計，目前“60後”省部級及以上級別的幹部己超過500人，其中18人躋身正部級之列。

正部級共有18人

“60後”官員群體，受到關注大致始於二008年。那一年，他們中的佼佼者已經開始在中國政壇嶄露頭角。

據中國政法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教授王俊生統計，截至2008年鬥月，全國已有“60後”省部級領導幹部71人。其中，正部級幹部5人，分別是湖南省省長周強、河北省代省長胡春華、新疆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和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慶偉。

到十八大前，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換屆工作結束後，“60後”省部級幹部增加到161位，其中省委常委118位。“60後”正部級官員也增至7人，新增的兩人分別是福建省長蘇樹林和團中央第一書記陸吳。

在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胡春華、孫政才順利當選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標志著“60後”官員首次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近兩年，“60後”官員開始大規模進入省部級領導崗位。僅2015年上半年，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新晉的54名省委常委中，就有30人為“60後”。

今年1月，1968年10月出生的遼寧省委秘書長譚作鈞躋身省委常委後，更是刷新了此前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楊嶽保持的紀錄，成為目前全國31個省份中最年輕的省委常委。

據《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2015年6月，全國“60後”省部級官員共計525人，其中正部級領導幹部18人。

這500多人絕大部分(321人)分佈在地方，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出現了“60後”省部級幹部，最多的幾個省區是西藏(18人)、青海(16人)和浙江、四川(14人)，最少的遼甯和河南也各有4人。其餘204人則分佈在中央部委機關(132人)、人民團體(13人)、國企(35人)、高校(13人)和軍隊(11人)。

有評論認為，這種均衡分佈的狀況，不僅對各地各級領導幹部年輕化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同時也體現了中共中央對省部級領導幹部年輕化整體佈局的精密安排。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面對幹部隊伍普遍年齡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狀況，中共從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高度，提出幹部隊伍要年輕化。1982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把“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正武寫入黨章。從此，幹部隊伍“四化”方針就被作為一項幹部政策確立下來，並得到長期有效的貫徹落實。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為推進幹部年輕化，曾越級提拔了一些年輕幹部。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錢運錄，1982年9月從湖北大悟縣委書記升為共青團湖北省委書記，1983年11月又被提拔為湖北省委副書記，4個月內從正處升為副部級幹部。

這批“60後”官員很多也是“四化”方針的受益者。

1992年，為進一步推進幹部年輕化，中組部下發了《關於積極大膽地做好選拔年輕幹部工作的通知》。現年47歲的青海省委常委、西寧市委書記王曉1991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青島熱電公司工作。從公開的履歷可以看出，王曉在畢業兩年後就出任青島高科技工業園管委會主任助理，成為正處級幹部。彼時王曉剛滿巧歲，而按照公務員的常規升遷路徑來看，從大學畢業到副處級幹部最少也需要滿30歲。因此，他的破格提拔很可能與中組部當年這份《通知》有直接的關系。

另外，在省區市黨委換屆中，中共中央明確要求省級黨委班子中，50歲以下的要有3人；省委書記、省長、紀委書記任職年齡如果超過63、61、58歲，則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這一規定之下，領導班子配備呈現出“4、5、6”的三級梯次格局，即:既有上世紀40年代出生的，也有50年代出生的，還有60年代出生的，形成老中青搭配的官員格局。

據《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統計，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領導班子中，有“60後”常委158名，在大約400名省委常委中占比接近40％，他們正在成為政壇迅速崛起的新生力量。

文科生占比六成

“60後”官員出生的年代正逢三年困難時期的後兩年或文革期間，受其影響，有的未能接受正規的中小學教育。他們中的一些年長者還有“上山下鄉”的經歷，比如出生於60年代初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以及青海省省長郝鵬、陝西省委組織部長毛萬春、山東省常務副省長孫偉均當過知青，但時間都不長。

他們是時代的幸運兒，文革結束後中國高等院校很快恢復了招生，他們也成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受益者。據劉俊生2008年統計，在當年71名“60後”省部級領導干部中，100%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其中，95％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

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正是“60後”考大學的時期，而那個時候的大學仍是精英教育，有機會上大學的人要比現在少得多。因此，可以說這些“60後”省部級官員在大學時代，就已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胡春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79年他被北京大學錄取，曾在他的家鄉湖北五峰縣引起轟動，因為在此之前該縣還沒有一個人考上過北大。

從專業背景看，在“60後”官員中，傳統的“工程師治國”的局面正在改變。統計顯示，在2008年“60後”省部級幹部中，文科和理科背景的占比分別是46％和54％。到十八大前，這一比例變為6l.39％和38.61％。這表明，具有文科背景的“60後”官員越來越受到重用，更容易得到提拔。

在具有文科背景的“60後”省部級官員中，管理學、經濟學和法學是最受青睞的三個專業。一個有意思的現像是，他們中有些人甚至畢業於同一個學校。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中紀委原副書記陳文清都是西南政法大學的校友。

眾所周知，中國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被稱為“工程師治國”，這是因為他們當年在大學接受的是理王科教育，知識結構和思維更多呈現理工科的思維特點，帶到國家的治理中，就形成了“工程師治國”。如今，更多有人文社科背景的官員得到提拔，他們在經濟、管理、法律方面的知識背景。與中國國情和發展需求相適應。因此，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60後”領導幹部群體崛起，符合現代國家治理的趨勢。

由於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很多“60後”省部級幹部都是學者型官員，有些在從政前還從事過系統的科研工作。最典型的是目前國務院x個組成部門中唯——位“60後”部長——51歲的陳吉寧。在出任環保部部長前，陳吉寧一直在清華大學工作，是國內知名的環保專家，擁有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環境專業的理學博士學位。

另一位典型是貴州省委委員、貴陽市委書記陳剛。在北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陳剛便進入北京玻璃研究所晶體室任工程師，從事了10年的科研工作。至今，我們仍可在網上檢索到他在上世紀90年代發表的論文。由於研究工作出色，1996年陳剛還獲得了第二屆中國青年王作科技創新獎，成為科研工作者中的翹楚。

從政履歷完整

與“40後”“50後”相比，“60後”官員的從政路徑也更加趨於多元化。劉俊生在2008年的研究顯示，在擔任省部級領導幹部之前，“60後”官員的任職經歷大致可以劃分為六類:機關、共青團、國有企業、大學、研究所以及新聞媒體單位、作家協會和軍隊等其他路徑。其中，從機關起步的最多，超過三分之一。

但無論哪種路徑，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與同齡人相比，他們很早就顯示出追求政治進步或從政的願望。據劉俊生統計，“60後”省部級官員入黨的平均年齡在22.85歲，最小的只有18歲，最大是33歲。很多人的黨齡比工齡還要長，90％都是在高三、大學本科以及碩士階段的幾年裏就入了黨。

“由此可以推測，這些‘60後’的領導幹部在年輕時候就立志從事政治事業，或者他們在早年就確立了他們的政治信仰。”劉俊生說。

除了入黨早外，不少“60後”官員在青年時期就開始顯露出出眾的領導才能。比如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曾在學生會任過職，陸昊曾是北大校學生會主席，福州市委書記楊岳曾是清華大學校學生會主席，西寧市委書記王曉曾是中國科技大學校學生會主席。

或許正是因為這些有利因素，從政後他們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據劉俊生統計，“60後”擔任副部級領導幹部時平均任職年齡是43.8歲，從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到晉升為副部的平均年限是21.3年，晉升到副部級領導幹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晉升到正部級領導幹部的最短年限是22年，幾乎每一位都有破格提拔的經歷。

但不論是否破格提拔，這批“60後”官員都具有完整的從政履歷，絕大部分都是從基層幹起，逐步晉升為省部級幹部的。陝西省委組織部長毛萬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82年，毛萬春從河南大學政教系畢業後，即回到河南湯陰縣五陵鄉從普通鄉幹部做起，從鄉到縣，再從縣到市、到省，一步一步拾級而上，先後當過副鄉長、鎮黨委書記、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地委副書記、市長和市委書記等職，直到升任省委組織部長。

1995年6月，時任河南林縣縣委書記的毛萬春因表現出色，還榮獲丁“優秀縣委書記”的稱號，在中南海懷仁堂受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接見。

劉俊生將這一路徑定義為基層機關路徑，與之相對應的是高層機關路徑，即主要王作經歷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級政府工作，這一路徑的代表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他23歲即在國務院港澳辦工作，歷經科級、處級、司級和副部級幹部，2012年起擔任現職，成為為數不多的“60後”正部級官員。

在高層機關路徑中，有一類“60後”省部級官員較為特殊，因為他們主要為領導服務，從事秘書工作。比如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陳世炬、山東省常務副省長孫偉、江西省贛州市委書記李炳軍等都屬這一類。

陳世炬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錦濤辦公室主任。2014年12月，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陳世炬成為正部級官員，官方評價其大局意識強，政策理論水準比較高，考慮問題周全穩妥，處事嚴謹細致。

生於1962年的孫偉，28歲調入國務院辦公廳從事秘書工作。自2000年6月起，開始擔任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的秘書。2003年3月，吳邦國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孫偉也隨之續任委員長秘書，並於2003年7月擔任吳邦國委員長辦公室主任，官階升至副部級.

今年7月剛剛出任贛州市委書記的李炳軍，2013年調往江西前在國務院辦公廳從事了22年的秘書工作，曾擔任朱鎔基辦公室主任。這類專設辦公室並非只存在於領導在職期間，李炳軍正是朱鉻基卸任後的辦公室主任。在李炳軍擔任主任期間，朱鎔基辦公室組織出版了多部朱鉻基的著作，李炳軍本人還是《朱鎔基答記者問》等著作的總協調人。目前，52歲的李炳軍是江西省委常委班子中最年輕的一位。

輿論認為，有過秘書經歷的官員在任職期間，往往處在決策核心層，全局觀強，具有頂層設計理念，與單純地方基層出身的幹部相比，在準確理解、把握中央決策上具有優勢。

受惠於改革開放

與幼年處於戰亂中的“40後”和青年時期遇上“上山下鄉”和文革的“50後”相比，“60後”官員生活在一個社會更加穩定、物質條件相對富裕的年代。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吃過苦。

有報道稱，胡春華少時生活艱苦，為求學每天徒步十餘裏，磨爛草鞋無數，腳生厚繭。孫政才為准備研究生考試，連春節都沒有回家，在學校圖書館裏挑燈夜讀；晚上為了禦寒，他披著大衣，再用毯子包裹著腿和腳，堅持夜夜苦讀。

幸運的是，他們趕上了改革開放，通過努力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工作後，他們更是改革的親歷者和參與者，親身感受了改革前後中國的差異，領略了改革帶給中國的實惠。輿論普遍認為，這些特殊的經歷會使“60後”官員更堅定地堅持改革開放，不會把走回頭路作為執政的思路，而是更可能從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角度來思考前進的道路。

由於“60後”高宮絕大多數都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很多人還是管理學、經濟學、法學專業畢業，知識結構更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對國際社會發展的潮流也有瞭解和把握。因此輿論認為，在執政方式上，他們更注重制度建設，而不是依靠個人權威。

這方面，周強主政湖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位法律專業出身的“60後”官員，在其任內強調建設法治湖南。2008年鬥月湖南推出的《湖南省行政程式規定》便是周強力主之下的依法執政的一次重要創新試驗。2011年7月，湖南省委還頒布了《法治湖南建設綱要》，被認為是法治制度化的標志。

從執政路徑看，這批“60後”官員大多從基層起步，作風務實，知道中國百姓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很多都是“實幹派”。有報道說，毛萬春在河南許昌擔任市委書記時，曾將一位區委副書記的發言打斷並趕下台。他毫不留情地說:“你的發言都是空話，你根本不知道問題在哪兒，不要再念了，你下去吧。”

但也有輿論指出，盡管有些“60後”官員在其早年成長階段有過吃苦的經歷，但他們畢竟沒有像“40後”“50後”官員那樣歷經磨難，因此，他們的意志力可能還需要更多磨練。

據《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統計，在十八大後落馬的省部級幹部(軍隊系統除外)中，“60後”官員就有19人之多。這其中還包括許多“明星官員”，比如廣州市原市委書記萬慶良、南京市原市委書記楊衛澤、內蒙古自治區原常務副主席潘逸陽等，都在仕途看好的情況下因腐敗被拉下馬來。

輿論認為，未來30年將是中國崛起的關鍵時期，而這30年又恰恰是“60後”官員在中國政壇活躍的黃金時間。能否引領中國完成這一歷史使命，“60後”官員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蔡如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