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風雲變幻，決定中國後來走向的崢嶸歲月，值得回顧和反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如果沒有對於歷史真實的挖掘和重現，沒有對於以往抉擇和政策的研究和評價，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有益的經驗教訓，無法看清未來奮鬥的方向。

楊奎松的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以下簡稱《研究》）是一本書名平實、內容豐厚而有啟發性的著作，2009年年底中國有幾家媒體舉辦年度書評活動，它都當之無愧地獲獎。

該書是2009年9月出版的，那時正值《建國大業》等一批輝煌片被炒得如日中天。此書是史書，彌補了虛構類藝術作品的不足。那一段風雲變幻，決定中國後來走向的崢嶸歲月，值得回顧和反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如果在六十周年隆重慶祝時只有宣傳而沒有對於歷史真實的挖掘和重現，沒有對於以往抉擇和政策的研究和評價，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有益的經驗教訓，無法看清未來奮鬥的方向。

對於有一定頭腦、閱歷的人來說，不但影視作品，而且許多教科書對於歷史的描述和解釋都存在不少空白、縫隙和斷裂，存在難以理解的神話般的故事，存在隨著權力變換而產生的對於同一歷史事件說明的不同版本。真正的歷史著作需要負擔起填補空白、消除神話、辨析真偽的任務。我以為，楊奎松的這部著作在這方面是人們所能見到的書籍中做得最好的之一。

我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就開始了讀內部書籍的生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獲得多次、較長期的在海外（包括香港、臺灣）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會，一直沒有斷過從非正統來源獲取資訊，自以為對於中國的現代史有比一般同胞更豐富多樣的知識。我清楚記得當年讀《杜魯門回憶錄》時的震撼，因為從幼稚園開始，我便得到一整套關於朝鮮戰爭的說法。綜合整理了各方面的觀點之後，我對於哪一方開第一槍、哪一方跨越三八線向對方進攻有了自己的判斷，從四十多年前起我就使用與國人不同的概念和辭彙，比如不說“抗美援朝”而說“朝鮮戰爭”，稱敵方軍隊為“聯合國軍”。但這次讀《研究》掃蕩了我的優越感，我發現自己頭腦中竟然還有那麼多歷史知識的空白，那麼多未經反省、人云亦云的成見，閱讀楊著，對我算得上是一次啟蒙。

左傾路線和政策是常見病

鄧小平曾說：“對‘左’的錯誤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這是得到歷史事實證明的經驗之談。

《研究》一書記載了我黨在建政過程中多次、反復執行的左傾路線和政策，這種現象出現在每一個重要的階段和運動中，其特徵是並非沒有正確的、平和的認識，但在爭論中，總是“左”的傾向占上風，總是要發展到亂子大了，完全搞不下去了才來糾偏。

抗戰勝利後，面臨農民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於1946年下達了關於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考慮到中國廣大人民的覺悟水準、外界觀感和統戰需要，“五四指示”並不主張沒收地主土地和徹底平分土地，而是提倡通過“佃權交換”、“清償負欠”等有償形式迫使地主自願出賣土地，而且要對惡霸地主和中小地主作出區分。但這種比較平和的政策很快就變成“要在政治上打垮地主，教育農民同地主撕破臉鬥爭”，用鬥爭、沒收財產、掃地出門、逮捕、吊打、處決的方式對待地主、富農，甚至中農，以及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黨員幹部。結果，在1947年的暴力土改中，被消滅的地主、富農加上一部分中農共有二十五萬人。

1950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剛開始時，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擊、樹敵太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支持，工作的重心是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奮鬥。但緊接著爆發朝鮮戰爭，毛澤東馬上改變看法，認為這是鎮壓反革命的千載難逢的時機，主張“大殺幾批”。劉少奇解釋說，抗美援朝的鑼鼓一旦敲響，就會響得很厲害，鎮反的鑼鼓聲就不大聽得見，就好搞了。為了達到放開手腳大殺的目的，政務院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否認“已遂”、“未遂”概念，忽視“意圖”和“現行”的差別，使得對“反革命罪”的解釋和定性隨意、寬泛，並用含混不清的“惡霸”和“民憤極大”的概念來判處死刑。在此過程中採取大規模逮捕和群眾性公審以及大批槍決的做法來達到震撼性效果。這種一瀉千里的狂潮既產生了徹底打擊反革命的結果，也產生了擴大化、濫捕濫殺的副作用。

在鎮反、土地改革運動和朝鮮戰爭期間，毛澤東又發動了“三反”（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這場運動是必要的，因為黨員幹部中的腐敗苗頭已經明顯，而且發展勢頭很猛。但對於“怎樣算是達到標準”的問題，毛的回答是“就是‘發燒發熱，上吐下瀉’，否則火力不夠。”“成績就是要交數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榮，應有盡有。”在運動中他還說，任何在報告中說貪污情況不甚嚴重，貪污人數少，款數不多，都是不真實的。其結果是，各地、各單位競相爭取打“老虎”（即貪污犯）的高數字，相互攀比、層層加碼，搞打、罵、捆、凍，車輪戰、上肉刑，只要數位，不管證據。最後的統計資料表明，“三反”運動中全國打出一千萬元以上貪污分子二十九萬零兩千多人，經甄別減少65%。

政治運動中的百分比指標傳統

1957年“反右”鬥爭中最荒謬的事情，是上級規定了每個單位的右派分子須占單位總人數的5%，沒有達到這個指標，就要拿單位負責人是問，以至於有的單位黨支部書記自願或不自願地把自己加上去以便達標。這種政治運動中要滿足某個百分比指標的概念，其實由來已久，幾成通例。

在1947年的土改運動中，許多地方拘泥於毛澤東關於“地主、富農占農村總人口的8%”這一論斷。如果運動擴大化了，這個數字有時可以起到糾偏的作用。如果被劃為地主富農的人數沒有達到這個指標，則要被說成右傾，要繼續搞，以達到或超過指標。其實，8%這個比例是毛澤東以前在江西做調查確定的，只有一個地方的地富比例是這樣，其他地方的比例是在4%—6%。而在1947年土改時，老解放區的地富比例比一般地方低很多，通常為2.4%，在老解放區仍按8%指標劃成分，明顯地造成了擴大化。

《研究》指出，在建國後土改和劃剝削階級成分時，“並不在把握剝削形式和剝削量等具體標準，而在嚴格控制8%—10%的量化規定。各上級主管部門嚴格要求下級部門按比例辦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傾，必須補劃；比例超了，就是‘左’傾，必須糾偏。不少地主富農的帽子其實是由當地的比例數，而非由剝削不剝削或剝削量多少來決定的”。

在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也提出了應殺人犯的比例數，即一般城市殺人至少應達到當地人口總數的0.5％。，敵情嚴重的地區可以達到1％。。他在給上海、南京等地的指示中，都下達了應殺數字。有很多地方沒有達到0.5％。至1％。的殺人比例，只能不講證據，濫捕濫殺，勉強湊數，或者追求突破指標。其結果是，整個鎮反運動全國共殺七十一萬零兩千人，達到總人口數的1.24％。，大大高於毛澤東原定的比例，關一百二十九萬，管制一百二十萬。

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指示各省按人口數制定“打虎”計畫，他非常重視比例數位，而不太考慮單位的性質，即是否與大量的錢物有關。他曾指責華南軍區打虎計畫少了十倍，規定大虎、中小虎各應有多少。他還拿打虎數位高的單位去促進數位低的單位，說“各級軍區和各軍打虎預算和打虎成績不及66軍的，須說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則其負責人一定有問題，不是思想右傾，或方法不對，就是自己是貪污犯。”在他的要求下，各地一次次提高打虎數字，把任務分派到下級地區和單位。

毛澤東對於比例數位的拘泥和執著可以從這件事看出來：他曾批復中南軍區的計畫，認為軍區直屬機關部隊計畫打大虎一百零六隻，中小老虎三百五十七只是適當的。但當中南軍區接著報告除直屬機關部隊外還準備打大虎一百零七隻，中小老虎一千一百多隻時，他批評“計畫太小”，大中小老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大虎不是一百零七隻而是五百多隻，中小虎不是一千一百隻而是五千多隻，其理由是，中南軍區直屬機關部隊和全區部隊的人數比例是一比五。

大國博弈影響中國政治

建國前後，中國的政治、中共的政策受到英、美、蘇大國政治博弈的影響和制約，這種因素在以往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教科書的表述中很少得到反映，或者只有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描述。實際上，建國前後的許多重大事件、變故和決策，是在二戰勝利前英、美、蘇三大國的雅爾達秘密協定和戰後美蘇之間冷戰的大格局之下發生的，《研究》一書首次給讀者勾畫出了一個大致輪廓。

歐洲戰場問題解決後，消滅日本法西斯力量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美國為了減少自己士兵的犧牲，求助於蘇聯的力量消滅日軍，其交換條件是滿足蘇聯對於外蒙古、中國東北、日本領土和日占領土的要求。蘇聯總的來說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即是說，承認國民政府的合法性與主權，不支持中國共產黨。美國和蘇聯是打算認真執行這個協定的，因為雙方都有求于對方，而且落實協定意味著維護自己的利益，也沒有用本國利益去滿足對方。史達林利用《雅爾達協定》強使蔣介石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滿足於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安排，於是致電毛澤東，要求他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統一問題。

蘇聯出兵東北後，美國判斷蘇聯在中國有野心，而且實現野心的方式是支援中共，於是加緊支持國民黨軍隊佔領戰略要地。而蘇聯不滿美國拒絕自己參加對日本的佔領和管制，為了與美國對抗，史達林改變政策，鼓勵中共武裝進入東北。在蘇聯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重要方針，在東北的蘇軍則把繳獲的大批日軍武器、裝備轉交給中共。但是，當這種支持日益明顯，有可能使英美抗議蘇聯違反《雅爾達協定》而乾脆推翻這個協定時，蘇聯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又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蘇軍通知中共東北局撤出長春路和沿線城市，於是中共中央修改了剛確定的奪取全東北的戰略方針，改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

美國特使魏德邁在他發回國內的報告中說，美國與蘇聯在東北和華北爭奪實力地位的鬥爭已經展開，中國事實上已經變成美蘇兩大強國的競技場。不過，畢竟美國的戰略利益在歐洲，而且不願意冒與蘇聯軍事對抗的風險，於是才有派馬歇爾到中國來調停國共衝突一事。調停註定不會成功，史達林要國民政府在美蘇之間做出選擇，他告訴來到莫斯科的蔣經國，只要有一個美國士兵在中國，東北問題就解決不了。

當美國內部主張遏制蘇聯的意見占了上風，美蘇在朝鮮、土耳其、伊朗等地的對抗加劇，美英公開雅爾達密約激起了中國民眾的反蘇輿論之後，蘇聯又改變了態度。駐東北的蘇軍代表向東北局的負責人轉達了莫斯科的意見，說支持中共奪取東北，願意為共產黨軍隊組建炮兵和坦克部隊。當中共中央和在重慶的和談代表團沒有下決心佔領所有蘇軍從東北撤離的城市時，蘇方表示強烈不滿，問為什麼對美國人客氣，促使中共下決心控制東北大部分地區。

有一個情節重要而說明問題。1946年5月，爆發了決定東北命運的四平之戰，國民黨軍隊以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攻下四平，向北追擊林彪統領的部隊，一直打到哈爾濱城下。就在東北軍事占得優勢的時候，蔣介石下達停戰令，給了林彪利用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重整旗鼓的機會，為後來林彪在東北的勝利，並為全國的勝利奠定基礎。白先勇（其父白崇禧，時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長，在四平督戰，力主乘勝追擊）撰文抱怨蔣介石是現代宋襄公，重蹈驕兵必敗的覆轍。而楊奎松在《研究》一書中告訴我們，蘇聯政府為了阻止國軍向北乘勝挺進，通過其駐華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國發出警告，說蘇聯將不會坐視不管，這引起美國方面的高度重視，馬歇爾隨後力壓蔣介石停止追擊。

（徐友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