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他的策劃，達賴的叛逃不會如此順利；上世紀，他曾遊走於美國、印度等國際力量之間，企圖借助國際勢力來顛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主權；但他也是中央政府與達賴集團接觸商談的重要參與者、見證人，作為達賴的私人代表受到党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他就是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

今年4月，嘉樂頓珠在美國出版了回憶錄《噶倫堡的麵條商人》。據《環球人物》記者瞭解，該書出版後，引起美國社會一片譁然，因為從沒有藏獨分子如此真實地披露中情局在西藏編織的陰謀。今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在此背景下，嘉樂頓珠的那一聲歎息，顯得格外意味深長——“與中情局合作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遺憾”。

分裂西藏夢碎

據嘉樂頓珠在回憶錄中記述，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前夕，他因西藏原地方政府內部權力鬥爭而滯留臺灣。不久，他收到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邀請，讓他去美國和他的大哥土登諾布會合。

同年秋，23歲的嘉樂頓珠到達美國華盛頓，見到了土登諾布和時任美國國務院對華事務專員安德森。其間，他為爭取支持，對拉薩的形勢作了虛假彙報，稱“反對漢人之勢如若1911年”。1952年2月，他放棄在美國學習的機會，離開美國經印度回到拉薩。儘管在美國的時間僅5個月，卻開啟了他與美國中情局勾結的序幕。

回到西藏後，嘉樂頓珠一方面勸說達賴出走國外，另一方面密謀赴印度開展反漢抵抗運動。在拉薩活動3個月後，他謊稱到藏南視察莊園，秘密逃到印度。他認為在國外利於他煽動國際輿論、爭取國際援助及建立軍事反抗組織。此後，美國中情局在每一步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54年，美國中情局通知土登諾布，讓他轉告在印度的嘉樂頓珠開始招募藏獨分子。土登諾布隨後和中情局女特工特裏飛往印度的加爾各答，與嘉樂頓珠會面。特裏介紹了美國的立場，保證美國將“全力以赴”支持西藏分裂勢力。有分析認為，當時美國干涉西藏的實際目的是為了建立包圍共產主義發展的冷戰鐵幕，試圖從內部瓦解新中國。但嘉樂頓珠當時認為美國會全心全意支持西藏獨立，對特裏給予的口頭協定十分認可。

事實上，直到1956年，中情局特工霍斯金接替特裏工作後，才真正行動起來。霍斯金表示美國中情局願意通過空投提供武器與物資，並在印度大吉嶺秘密建立連接西藏與美國的情報站。為了給情報加密，美國中情局要求藏獨分子把藏語翻譯成摩斯密碼，傳到美國後再由藏語分析師破譯。同時，美國中情局開始在西藏周圍召集逃亡的藏獨分子，並秘密訓練他們。

1957年春，美國中情局和嘉樂頓珠合作，挑選人員送往美國軍事基地接受特工訓練。嘉樂頓珠常深夜開車接送訓練的藏獨分子出入印度邊境。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在西藏製造混亂，從而幫助達賴叛逃。

1959年3月17日晚，達賴和隨從偽裝成平民，扛著防身的步槍，在美國中情局的護送下從拉薩向印度邊境逃亡。到印度後，美國通知嘉樂頓珠與印度總理尼赫魯會面，並安排達賴的政治庇護。1960年，達賴在印度達蘭薩拉安定後，西藏分裂勢力在美國中情局的支持下，聲勢日漸強大。

達賴順利叛逃後，美國中情局的援助項目持續了數年，包括為西藏分裂勢力培養骨幹，提供槍支、彈藥和電臺等。但在嘉樂頓珠看來，美國中情局的幫助遠遠不夠。他回憶說：“這些槍支很多都是二戰淘汰的次品，而且沒有裝備是美國原產的，因為中情局怕出事後會影響美國形象。”

劣質的武器與並不充足的補給，再加上解放軍的不斷打擊，使西藏分裂勢力迅速潰敗。1960年底，在嘉樂頓珠和美國中情局的操縱下，2000名藏獨分子從印度轉移到尼泊爾的木斯唐地區。但到達尼泊爾後，中情局提供的資金只能支援一半人員的生活。許多藏獨分子無法熬過冬天，紛紛逃回印度。這時嘉樂頓珠開始意識到，中情局的幫助並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大。

1967年，在中美關係轉緩的國際背景下，因擔心美國中情局會從西藏問題上抽身，嘉樂頓珠拜訪了中情局局長格雷斯密。會面時，格雷斯密始終不願給出任何承諾。“看到他嗤笑的眼神，我意識到，美國馬上要撤銷援助，而我只不過是個棄子。”

事實正如嘉樂頓珠預想的那樣。不久，他接到美國中情局撤銷援助的正式通知。而他的分裂夢在1969年徹底破碎——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並積極和中國改善關係。在沒有美國的援助後，藏獨勢力開始瓦解，分佈在西藏邊境的武裝分子被清除殆盡。從尼泊爾逃往印度時，嘉樂頓珠的得力下屬旺堆措桑被尼泊爾邊防軍擊斃。

前文中，嘉樂頓珠在回憶錄中所“遺憾”一事，就是認為當時美國政府及中情局這個靠山“沒有靠得住”。

不滿足“原始的富裕”

今年87歲的嘉樂頓珠，或許是感到老了，開始回憶往事。

嘉樂頓珠全家命運的轉折是因弟弟丹增嘉措被選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之後，全家從青海遷往拉薩。

嘉樂頓珠的父親曾是養馬師，後被人尊稱為聖父，每天和官員、高僧共用早餐，而目不識丁的母親也進入了拉薩的上層社交圈。他們的家庭財富隨之增加，作為達賴的家人，在西藏各地擁有5塊地產。但隨年歲增長，嘉樂頓珠不再滿足西藏沒水、沒電、沒醫療的“原始的富裕”，開始對外面的世界抱有強烈的好奇心。

1945年底，在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安排下，嘉樂頓珠進入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學習。南京的一切都顯得新鮮有趣，他回憶說：“我是個不安分的學生，常週末請同學喝茶、吃飯、看京劇，日子過得很奢侈。”他還不時受到蔣介石與宋美齡的邀請，與他們一起吃飯。根據《事實與真相——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其人其事》一書的介紹，國民黨曾想把嘉樂頓珠培養成“心向中央”的地方領袖。1948年，他迎娶了國民黨將軍朱世貴的女兒朱丹，從此成為一個政治人物。

畢業後，嘉樂頓珠想回西藏，但受到母親的反對，“西藏內部政治鬥爭太激烈，回來會威脅到全家”。當時，與他父親交好的熱振活佛和當時西藏代理攝政王達紮正進行殘酷的權力鬥爭。嘉樂頓珠在南京學習時，噶廈（西藏原地方政府）曾採取多種辦法要他回到拉薩。

全國解放後，嘉樂頓珠分別在印度和臺灣滯留了一段時間，直到收到杜魯門的邀請，從此踏上了分裂祖國的不歸路。

失敗的“信使”

嘉樂頓珠長期住在印度，但美國卻是他跑得最勤的地方。與從事分裂國家帶給公眾的暴力激進印象不同，和他認識的人認為他“有一種西方人習慣的莊嚴，和他弟弟達賴那種宗教上的莊嚴不一樣”。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學研究系主任巴奈特曾與嘉樂頓珠有過多次接觸，他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他每次見我，都穿著西裝三件套，就算在休閒場所遇到，也會穿個半正式的夾克。儘管表面隨和，但他是個城府很深的人，說的話都經過精心設計。與達賴集團的很多人不同，嘉樂頓珠是他們中愛冒險的另類。”也許是因為這樣的性格，嘉樂頓珠在前期分裂西藏夢碎後，轉變尤為迅速。

1979年，嘉樂頓珠在香港與美國“大學生服務中心”負責人多爾芬結識。嘉樂頓珠當時希望同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李菊生會面。在多爾芬的安排下，他與李菊生建立了聯繫。

嘉樂頓珠通過多爾芬向中共港澳工委透露，他在1978年曾給鄧小平寫過信。根據中央爭取達賴集團和外逃藏人回歸的精神，中央統戰部和中央調查部指示港澳工委同嘉樂頓珠繼續接觸，並邀請他回國參觀。在獲得達賴允許後，嘉樂頓珠決定以非官方身份去見鄧小平。達賴告訴他：“你這次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多聽中國領導人的建議，多觀察中國發展的情況。”

在李菊生的陪同下，嘉樂頓珠來到北京，住在圓明園附近的招待所。1979年3月12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嘉樂頓珠。在多年後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這次會面被嘉樂頓珠再次提及，稱之為“一個甜蜜的回憶”。會面中，鄧小平果敢的作風、充滿魅力的身影都給嘉樂頓珠留下深刻印象。一見面，鄧小平就握著他的手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為瞭解西藏的真實情況而來。”由此，開啟了中央政府與達賴集團的接觸，而嘉樂頓珠也樂於以“信使”自居。

巴奈特認為，嘉樂頓珠的“信使”工作有不少水分。他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嘉樂頓珠堅稱鄧小平在和他會面時說過‘除了西藏獨立不能談，其他任何問題都可以談’。但鄧到底有沒有說這句話，其實有很大爭議。毋庸置疑的是中共黨史並沒有這句原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專家在中央檔案館找到了當年鄧小平與嘉樂頓珠的談話記錄，鄧小平確實沒有講這樣的話。

與鄧小平會面後，嘉樂頓珠與中央政府有過多次接觸。巴奈特告訴記者，嘉樂頓珠與中共另一位高層人物閻明複的接觸是“典型的達賴單邊的交涉失控”。1988年，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複告訴嘉樂頓珠，中央願意再次開啟跟達賴集團的交涉，交涉地點願和達賴共同協商，希望他向達賴傳達。但達賴在德里的代表紮西旺堆得知後，無視國際交涉的基本流程，在不跟中央政府協商的情況下，向媒體高調宣稱，達賴將於1989年1月15日在日內瓦和中央政府代表會晤。結果可想而知。最後，嘉樂頓珠把交涉失敗的原因怪罪到一個匿名的印度官員身上，稱是這名官員慫恿紮西旺堆做的。事實上，中央政府對達賴談判的大門始終敞開著，但一個根本的原則是，達賴必須放棄他的分裂主張。

1991年，嘉樂頓珠被達賴扶上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即首席部長）”的位子。1994年，他收受臺灣當局賄賂的醜聞曝光，遭到達賴集團各派勢力的猛烈攻擊，不得不黯然“下臺”，從此失去了往日的影響力，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1999年，嘉樂頓珠回到自己10多年前開在印度噶倫堡的麵條作坊。回顧漩渦般的一生，他發現，噶倫堡也許很好，但這裏畢竟不是他的家。

（王小彬 張之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