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跟證嚴法師的是30個博士，不會有慈濟，他們會做評估，最後結論是，證嚴法師沒有能力，所以醫院不能蓋。”證嚴法師和她的信徒靠的是一股傻氣，證嚴法師一直說：“做，就對了。”這句話一直到今天，都是慈濟的核心價值觀。

慈濟45歲了。證嚴法師從無到有，做出全球最大的慈善組織。這兩年，越來越多的大陸同胞飛越海峽，到花蓮探訪慈濟精舍，尋找一個答案：一個文弱的女子，是怎麼樣支撐起一個慈濟世界？

花蓮位於台灣東中部，從臺北坐火車沿海岸線南下，快到花蓮，綠野中凸顯出一座灰白色小殿，這便是慈濟精舍。起初，它只不過是一個小白點，如今已是一大片灰白建築，目前又在擴建一座新殿。慈濟精舍坐西朝東，面朝太平洋，背靠台灣中央山脈，精緻典雅，迎著東升的太陽。慈濟精舍既沒有一般宗教場所那種香火繚繞的場面，也沒有功德箱，記者看到的是證嚴法師的徒弟們在菜地收菜，或在有機肥作坊、瓷器作坊、蠟燭作坊等崗位上忙碌。

慈濟精舍一直踐行證嚴法師“不受供養，自力更生”的信條，不拿一分善款，還為在精舍辦公的慈濟志業中心支付水電費。證嚴法師帶領慈濟人做慈善，有一點令捐款人很佩服，即不從捐款中拿管理費，慈濟志工做慈善，交通食宿費必須自理，不能花一分捐款。正是這樣清清白白做慈善，使慈濟成為全球慈善界的一朵奇葩，不僅令捐款人折服，也避免了“尤努斯式質疑”，它的募款能力全臺第一，它的志工人數全球第一，已經是遍佈全球的“千萬大軍”。

行動優先

慈濟精舍一日的作息，從清晨3點多開始，於晨鐘中禮佛、做早課，在寧靜、精進中開啟每一天序幕。證嚴法師會在7點到8點的早會時間“勉眾”，早會向一般公眾開放，同時通過網路直播，受眾以千萬計。證嚴法師孜孜以求的是凈化人心，構建一個祥和社會。

這一天，早會結束後，證嚴法師聽慈濟醫療志策會同仁報告，憶起當初創建花蓮慈濟醫院開創慈濟慈善事業的源頭。早年證嚴法師到山區訪貧時，曾見到一獨居老先生遭毒蛇咬傷手，由於未能及時治療，整雙手腫脹潰爛，老先生只能將手放在蒸籠上，借由蒸氣讓膿水滴下——這個場景，讓證嚴法師“不忍”，使她決定要建一所醫院。而後，讓證嚴最終下定決心的是“一灘血”。1966年間，證嚴法師前往花蓮鳳林鎮一傢俬人醫院探望信徒，見地上一灘血跡，聽人告知，為一名原住民婦女小產，卻因繳不起8000元保證金而被醫院拒收。

證嚴法師說，“我只是起於一念‘不忍之心’而創立慈濟。”她帶30位信眾創辦“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經過45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慈善團體——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早期慈濟的創立主要目的，是去幫助那些付不出生活費與醫藥費的貧苦的人。不過，隨著台灣社會急劇變遷和慈濟本身的成長，慈濟關懷的範圍很快的就擴大了，包括了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等四大志業；另外還有骨髓捐贈、環境保護、社區志工、國際賑災等四項。

今天，慈濟醫院不收保證金，台灣醫院紛紛向慈濟看齊。記者參觀花蓮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陪同人介紹，慈濟開始擁有社會影響力，始於蓋花蓮慈濟醫院。當初，當證嚴法師發願建醫院時，信眾中大多數持反對意見，因為沒錢。當時建一所醫院至少需要6億台幣，可慈濟只有不到3000萬台幣。一位記者聽到後，嚇一跳，但他決定幫助證嚴法師，寫了一篇報道。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大眾被感動，善款源源不斷湧來。參觀展覽時，記者注意到一張相片，年輕的證嚴法師和蔣經國站在一起，時間顯示為1980年10月19日，蔣經國到慈濟精舍拜訪證嚴法師，親自為花蓮慈濟醫院用地問題排憂解難。

證嚴法師是用理想用行動去感動整個社會。起初那幾百萬，並非大富豪一擲千金，而是證嚴法師號召家庭婦女以不影響生活為前提，從每天的買菜錢中省下五毛錢，再放到竹筒中。慈濟宗教處主任謝景貴對記者說：“如果跟證嚴法師的是30個博士，不會有慈濟，他們會做評估，最後結論是，證嚴法師沒有能力，所以醫院不能蓋。”證嚴法師和她的信徒靠的是一股傻氣，證嚴法師一直說：“做，就對了。”這句話一直到今天，都是慈濟的核心價值觀。證嚴法師說：“假如當初我只有理想，沒有行動，慈濟沒有今天。”

證嚴法師講過一個“拔雜草的故事”，說小時候下地拔草，體會到，如果抬頭看，無邊無際的雜草，手腳都軟了。但如果專心於當下，埋頭一棵草一棵草地拔，一段時間回頭一望，一大片雜草已經被拔掉。證嚴法師正是用“拔雜草”的精神做慈濟。從社會反響來看，花蓮慈濟醫院的建設，影響巨大，尤其是“一個出家的弱女子，卻可以蓋出一個現代化的大醫院來救助他人”的這種非一般常人的成就，感動了台灣社會大眾，也帶給慈濟人具體的成功經驗。慈濟“行善行孝不能等”的行動哲學便是這樣發展出來。

“慈濟的行事風格跟證嚴法師性格有關，著急，行動優先，做了再說，有多大願就有多大的力。這樣，慈濟的效率就出來了，把其他慈善團體和NGO組織的效率比下去了，慈濟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台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王浩威在花蓮慈濟醫院當過4年醫生，他親身體會到這一點。慈濟的組織文化，一是視慈濟為一個大家庭，二是一種“做，就對了”的社會實踐觀，少說是非，勿分人我，放下身段，身體力行，社會實踐至上。正是這種不折騰的組織文化，讓慈濟內部少爭論和摩擦，雖然一路篳路藍縷，卻已枝繁葉茂。

回應現實社會

慈濟志業是台灣社會幾股力量合力的結果。

基本組成，第一股力量是證嚴法師的領導，第二股力量是樸實而修苦行的比丘尼們的無私奉獻，第三股力量是任勞任怨的婦女們的積極社會參與，第四股力量是事業有基礎的中年男性們的熱心支援，第五股力量是專業人士的參與。其中第四股社會力中年男性的投入慈濟，帶給慈濟豐沛的社會資源，他們有的是中小企業主，也有郭臺銘這類大企業家。

慈濟的崛起與成長，要由台灣的政治開放，與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中來瞭解。1966~1987年，慈濟只吸收了約10萬左右的會員，而在1987年台灣解嚴以後，慈濟開始有了戲劇性的成長，短短3年內，會員幾乎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萬左右，現在全臺有400多萬會員。慈濟的中堅力量叫“委員”，1986年只有190位，1987年一年，就吸收了700位，現在委員人數已好幾萬。解嚴以前，因為政治管道的阻塞和結社的不自由，台灣很少有機會真正發展出一種所謂的“市民社會”。慈濟不僅成為台灣“市民社會”的建構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灣的社會問題主要是由於社會與經濟的快速變遷所帶來的傳統社區與價值的瓦解所進一步造成的。因此，慈濟的主要工作是雙重的：濟貧與教富，證嚴法師總結出8個字，“教富濟貧，濟貧教富”，即教富有的人濟貧，資助貧困的同時要教貧困者富有的心。證嚴法師對症下藥制定了“慈濟十戒”：1、不殺生；2、不偷盜；3、不邪淫；4、不妄語；5、不飲酒；6、不抽煙不吸毒不嚼檳榔；7、不賭博不投機取巧；8、孝順父母調和聲色；9、遵守交通規則；10、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很多人讀到後五戒，都會心一笑。

慈濟的“委員”大部分是中年婦女，在台灣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有那麼大規模的中年婦女，由原來局限的“私領域”步入了“公領域”的活動，找到了家庭以外的舞臺。關鍵是，證嚴法師憑什麼吸引她們做慈濟？記者在慈濟史料館中翻出證嚴法師的自述：這幾十年來的生活文化，因西風東進，很多人被西方的風氣擾亂了固有東方的精神文化。現在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有很大的鴻溝，演變成親情的脫離。接著是家庭破碎邊緣，社會形態秩序混亂，有些軌跡脫軌了。婦女在精神上需要一種出路，再加上少子化和家務工作簡單化的演進，婦女有了更多的空餘時間和精力，於是台灣這一代的中年婦女們構成了社會上一股相當大的可資動員的社會力。證嚴法師詮釋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並以此產生有效的社會行動，符合了社會變遷中價值混淆民眾渴求道德的心理，她的言行提供了追隨者心理上的滿足，使她們願意跟隨她的腳步。不僅如此，她們還動員自己的親朋好友一起來做慈濟，其中包括自己的丈夫——“慈誠隊”因而崛起。

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慈濟新進委員受訪，在敘述其參與慈濟的原因時，注意到證嚴法師個人的事績者，比注意到佛教慈悲助人的理念者，來得還要多出很多，48位受訪者中，47位選擇前者。在上述專著中，作者丁仁傑進一步分析指出，證嚴法師的重社會實踐的務實性格，以及因“悲情”與“無常感”所引發出來的慈悲的力量，深刻地觸動台灣男性心靈的基礎。證嚴法師的個人權威，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其個人能力——包括社會實踐與對成員心理紓解的能力——的被肯定。

在慈濟找到身份認同

在慈濟的成長歷程裏，1996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那一年，一場大颱風重創台灣，而慈濟的資源分散各處，整合困難沒有很好發揮作用。證嚴法師更看到這背後的人際冷漠疏離，她提出“社區志工”觀念，以社區為主，重新整編“委員”分組，帶動社區居民“敦親睦鄰，守望相助”。

“我們的社會需要‘復古’——恢復傳統社區的溫情。談‘情’，不一定是血緣之情，而是清凈的‘覺有情’；若能在社區裏提敦親睦鄰，讓週遭孤苦無依的人得到細心的照顧，在急難來臨時互相幫助，社會就會處處充滿溫暖。”證嚴法師說。社區編組，讓慈濟的組織行動力得以迸發，“社區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離”，慈濟人平時就地耕耘志業，一旦災難發生，能就近取得資訊，及時救助苦難。

比如3月日本海嘯發生後，慈濟日本分會賑災團在當天就啟動，當天就為幾千位民眾提供了熱食。而且，台灣的物資最早送到日本的，也是慈濟的環保毛毯和香積飯。做完這些，慈濟還沒有正式開始對外募款。

慈濟大愛電視臺導演蕭菊貞分享了這樣一次經歷。台灣“行政院長”拜訪證嚴法師，問：“為什麼當有災難的時候，經常我們到的時候，你們志工已經在那裏了，你們怎麼能夠這麼快？”證嚴法師答：我們不是天災來才趕快組一個團隊，不是啊！這些人平常就在操兵演練啊！平時就在社區做關懷做訪視啊！

慈濟卓有成效的“社區建設”是環保站，目前全臺共有7.2萬多位環保志工，5400個環保點，台灣319個鄉鎮，每一個地方都有慈濟的環保點。環保收入歸為慈濟大愛電視臺的營運所需。回收的塑膠瓶則製作出45萬條環保毛毯，送達20多個國家救助苦難人民。5月下旬，四川省長蔣巨峰到花蓮靜思堂拜會證嚴法師，她還親自向蔣巨峰展示慈濟的環保毛毯。記者在花蓮靜思堂目睹了這些環保毛毯，也在臺北參訪了慈濟八德環保站，慈濟環保社工冒著高溫、在沒有空調的簡易工棚裏做垃圾分類工作。

慈濟環保站向社區開放，經營得像個家，免費提供飲食點心，成為許多志工生活寄託和身份認同的所在。慈濟的環保觀念具有生活化、大眾化、道德化的性格，人人可做，可推廣到每個家庭。台灣研究者陳玉峯觀察慈濟環保實踐的特徵，指其提供廣大基層人員生命價值的切入口，有靈性關懷的一面，提供生命價值觀的救濟，使許多人找到新的身份認同。

“從社會面分析，傳統社區瓦解，很多人需要歸宿，慈濟志工互稱師兄師姐，沒有貧富貴賤之分，環保站提供了新的社會聯結。慈濟是一種新的集體主義，比政府還有效能的集體主義。”王浩威分析。

“社區人利用這個時間，常常見面，聊聊天，培養感情，塑造了一個敦親睦鄰的平臺。環保點最重要的價值是把鄰裏的感情串聯起來，讓大家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做好事結好緣，有形做環保，無形做鄰裏，編織新的社會網路。”慈濟北區環保站總幹事陳金海對記者說，慈濟環保站跟社區沒有距離，是社區人做好事最低的門檻，想做就可以來做，慈濟環保站有很多“鐘點工”，不少人是利用下班時間前來做義工。

“證嚴很像曼德拉”

7月6日，記者在臺北大愛電視臺一樓的靜思書軒採訪慈濟發言人何日生。年初，何日生被邀請到哈佛商學院李納德（Herman B. Leonard）教授的課堂分享慈濟經驗。哈佛大學商學院首度將慈濟列入個案研究。李納德對前來採訪的台灣記者說：“我接觸過不少世界領袖，曾在1990年代見過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幾次，我感覺證嚴與曼德拉有相同的領袖特質，他們都有一種寧靜、堅毅的力量，而他們最大的力量，是提供追隨者生命的意義。”

李納德研究發現，慈濟沒有所謂“戰略計劃程式”，不預設長程策略目標，而是遇事立即決策，快速因應；它不是傳統組織的“先計劃，再執行”，慈濟將執行放在計劃之先，但非常有效率，這些都使慈濟與眾不同。這一點，何日生給予證實，他說慈濟會繼續這樣運作下去，一切看“因緣”。這便是慈濟管理哲學核心，來自佛學“因緣觀”，因果互依，災禍發生不可預期，每一個災禍都有它獨特因素與境遇，慈濟並不像其他組織機構，設定“成長指標”或“長期規劃”，而是遇事（救濟災難）隨即因應，迅赴時機。

慈濟以“價值”及“信念”作為管理與領導核心，與西方管理講求策略、誘因、速效等大異其趣，提供了一個新啟示與新途徑。譬如慈濟志工在捐助災民時，還向對方鞠躬致謝，這是很有力量的利他助人精神。慈濟另一特點是“非中央集權式”領導，證嚴法師有特殊領袖魅力，親身帶領，身教言教，但慈濟慈善事業的協調與執行靠的是志工的主動性，“志工嘛，其實不想幹就可以不幹了，我們專職人員從來不敢命令志工”。

記者發現，慈濟成員對組織有著高度的服從性，他們的言行流露出與組織對外出版品內容的高度一致性。證嚴法師的領導方式中，流露出一種母性關懷體貼式的家長式領導，領導者與成員間產生一種很強的人情紐帶的連接，沒有強制性。每年，會有很多慈濟志工選擇回到慈濟精舍過年，現在年夜飯要擺到200桌以上。

慈濟內部保持一團和氣，但外部質疑卻不少。尤其是2009年台灣8•8水災後，在災後重建中，慈濟面臨過一次強烈社會質疑，在王浩威看來，這是台灣NGO界對慈濟意見的總爆發，因為慈濟做大做強了，每次募款它都吸走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其他慈善團體募款變困難了。而且，慈濟還引起台灣宗教競爭，大家都要跟慈濟比。另外，慈濟“向上管理”的做法也飽受社會爭議，2009年8•8水災，慈濟跟政府協調後，立即展開永久屋建設，被質疑“有特權”，不和受災民眾協商。而慈濟在臺北內湖地區用地建醫院，也被環保組織質疑不尊重生態。

一個團體大了，社會對它就有了微妙的心理變化。王浩威便指出，慈濟人“我們的”意識太強，穿上慈濟衣服的很驕傲，其他人則感覺被慈濟排擠了。

“存在越明顯，反彈越大。”王浩威說，“慈濟需要轉型。”

（陳統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