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樹兩岸關係新里程碑

兩岸領導人直接會面,標誌著兩岸關係邁上新臺階,也為兩岸關係樹立了新的標杆。

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在新加坡進行歷史性會面。習、馬二人親切握手的畫面,形成兩岸關係66年來歷經風雨坎坷後最靚麗的彩虹,翻開兩岸關係發展史上新的一頁。

“習馬會”彰顯了兩岸領導人直面兩岸關係深水區的勇氣,在兩岸關係處於十字路口的新時期,為確保兩岸和平發展成果不得而復失,將兩岸共同政治基礎提升到新的高度,給兩岸現狀賦予更豐富的內涵。

“習馬會”也表明,大陸對台工作將堅持臺灣問題內部化處理方向,更加著眼戰略佈局,更加自信務實地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動權,也將提振島內支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深入推進的民眾信心,鼓舞反對“台獨”的政治力量。

兩岸關係的新標杆

回顧兩岸互動歷史,兩岸關係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經歷了從對抗隔絕到通過第三方交流,再到黨際交流,再到兩岸高層領導直接交流對話的過程。

自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兩岸在冷戰格局下形成政治、軍事對峙,兩岸完全處於隔離狀態,兩岸人民長期忍受骨肉分離之苦。

1979年元旦,大陸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強調和平統一,臺灣民間對大陸的敵意悄然降低,民眾的思鄉之情逐漸轉換為回鄉行動,並彙聚成一股要求開放的政治訴求。1987年,蔣經國主導,順應大勢開放兩岸探親,民間的隔絕由此被打破。

隨著兩岸交流大門開啟,兩岸同胞往來衍生的一些問題亟需解決,獲得兩岸授權的海基會、海協會應運而生。1992年,海協會與海基會達成“九二共識”,為兩會商談奠定政治基礎,開啟了兩岸關係的“兩會時代”。1993年,海協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會談,成為1949年以來兩岸高層人士首次以民間名義進行的公開會談,推動了兩岸交流的蓬勃發展。

此後,雙方歷經多次會談,並一度拉開政治對話序幕。孰料,李登輝於1999年拋出“兩國論”,致使兩會協商被迫中斷。2000年民進黨上臺後,由於推動“台獨”路線,執政8年期間兩會商談完全停擺。

2005年3月,江丙坤以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身份訪問大陸,開啟國共兩黨首次正式接觸。隨後,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成為1949年後國共領導人首次會談。國共兩黨摒棄前嫌,共同反對“台獨”,開闢了兩岸黨際交流的時代。2008年,馬英九率領的國民黨贏得“大選”重新執政。隨後,兩岸正式宣告“三通”,台海關係回暖。6月,兩會時隔近10年後複談,至今已代表兩岸簽署23項協議,推動兩岸關係進入大交流時代。

2014年2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臺灣方面陸委會主委王鬱琦在大陸會面,成為1949年以來兩岸事務性首長首次直接會談,為兩岸正面溝通打下基礎。

2015年5月,習近平與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會面,成為兩岸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面。

如今,兩岸領導人直接會面,標誌著兩岸關係邁上新臺階,也為兩岸關係樹立了新的標杆。

積極的、可發展的動態想像空間

兩岸關係曾飽經風雨,能夠實現兩岸領導人的直接會面實屬不易。

回顧歷史,每當兩岸關係風和日麗之時,必定是兩岸當局有政治互信之際,這種互信建立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之上,核心是堅持“一中”與反對“台獨”;而每當兩岸關係電閃雷鳴之時,必定是兩岸當局缺乏政治互信之際,關鍵又在於島內綠營的“台獨”主張。

“習馬會”的成功舉行,意味著堅持“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會繼續推進,兩岸未來將有無限可能。換句話說,“習馬會”明確告訴各界,兩岸都期望兩岸制度化協商、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和自由化進程能夠持續推進,但必須遵從“兩岸同屬一中”的政治基礎。在此基礎上,臺灣加入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區域經濟整合、分享更多的兩岸和平發展紅利都可能穩步推進。

如果兩岸關係“地動山搖”,會導致淺碟形臺灣經濟的進一步空洞化和邊緣化,臺灣的貧富差距和階層矛盾必將更加凸顯,這顯然不符合絕大多數臺灣人民的根本利益。

“習馬會”正是通過民眾追求和平的心理預期成為兩岸現狀的一部分,從而確認與深化了“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拉到空前高度,也符合民眾心理預期,未來兩岸關係若再度陷入僵局,勢必對臺灣民眾造成極大的心理衝擊。

因此,“習馬會”彰顯了作為兩岸關係定海神針的“九二共識”的重要性,將維持現狀由靜態認知轉化成積極的、可發展的動態想像空間。將來不管是誰,要想模糊處理兩岸關係也會因悖離大多數人的期待而行不通。

著眼長遠的戰略安排

此次在新加坡舉行“習馬會”,大陸方面釋放出十足的善意,敢於作出決斷的氣魄,是建立在十足的底氣與自信之上。這種自信源於大陸自身不斷增強的實力,更包涵著領導人務實決策的理念。客觀上,這提振了普通民眾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深化的信心,鼓舞了島內反對“台獨”的政治力量。

一是“習馬會”是著眼兩岸關係未來、著眼長遠的戰略安排。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不以一時一事的得失論輸贏,不會因為一件事情的挫折而退縮、反復。大陸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戰略定力,而非簡單戰術層次的考量,盡最大努力、直面兩岸關係難題,展現出大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決心和信心。

二是“習馬會”體現兩岸一家親的政治理念。戰略的背後是理念的指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發展理念搞對了,目標任務就好定了,政策舉措也就跟著好定了”。台海兩岸都是中華兒女,臺灣問題是中國內部問題,因此,擯棄外力干擾,以同胞心態、換位思考,一切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好好談。這種處理兩岸問題的思路,從習近平今年訪美不再重點談論臺灣問題就可見端倪,而“習馬會”更是這種決策思維的集中體現。“習馬會”落地新加坡而非兩岸舉行,是大陸對台當局顧慮換位思考作出的善意選擇。“習馬會”定位為“兩岸領導人會面”,習、馬互稱“先生”,適度滿足了臺灣方面“對等尊嚴”的關切,以中國人特有的智慧避免了複雜敏感問題的束縛。“習馬會”是大陸“以大事小以仁”的開放心態的體現,也從側面表明互利共贏的理念將指引新時期對台工作。

三是“習馬會”對島內民心起到春風化雨的效果。“習馬會”消息一出,台股行情迅速發酵,顯示資本與民眾對於兩岸未來的樂觀預期。“習馬會”成功舉行後,更是獲得島內多數民意的支持、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對於那些享受著兩岸和平紅利卻一直以“無感”否定兩岸政績的民眾起到震撼教化的效果。

(陳咏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