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業下跌或促進本澳創新驅動

陳觀生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日前在立法會施政辯論會議上稱,創新驅動模式是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創新驅動是現時世界多個國家提出的經濟發展目標模式,中共中央發佈“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中國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央領導人也多次就創新驅動進行闡述。“財爺”提出創新驅動模式,迎合了當前的形勢,未來更需要就如何推動創新驅動有詳細的政策措施。有學者認為,澳門賭收下跌,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是多元創新發展的契機。特區政府應思考在本澳博彩業大幅下跌之後,如何結合本澳實際,鼓勵創新發展。芬蘭的諾基亞衰落之後,最開始大家都以為是噩夢,現在看反而是拯救了芬蘭。諾基亞的衰落啟動了芬蘭的創業公司,原本一家獨大的產業格局變成了諸多創業公司百家爭鳴。本澳能否複製這種情況,需要特區政府儘早籌謀。

賭收下跌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澳門實施賭權開放十餘年來,博彩業的火暴讓全球同行只有“羨慕嫉妒恨”的份兒,但自去年5月起至今,澳門博彩業月收入連續下滑,六大博彩運營商的股價也下跌3成至5成。

不過,有媒體認為,盡管博彩業利潤增幅減少,但面對大衆的娛樂場所仍賓客滿堂,澳門經濟依然暢旺。澳門博彩業恰逢調整關口,內地反腐只是原因之一,世界經濟不景氣等一套“組合拳”正讓澳門經濟朝著適度多元化的方向快步邁進。

有兩個公開准確的宏觀數據可以爲澳門經濟把脈,一是據澳門旅遊局公佈的2014年旅遊業統計,過去一年,澳門入境遊客數量不跌反升,突破3150萬人次,比上年增長7.5%,創曆史最高水準;另一個是澳門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14年四季度澳門失業率僅爲1.7%,創曆史新低。很顯然,這些數據說明盡管賭場“貴賓廳”吸引力下降,但大批遊客特別是內地人士來澳門觀光遊玩的熱情未減。“貴賓廳”原有的暴利下滑,但員工未減,生意照做,只是經營方式改了。

對於博彩業下滑的原因,分析認為“事出多門”。有業內人士指,最關鍵的因素有兩個,一是自去年7月開始,作爲專門爲“貴賓廳”招徠“豪客”的仲介人(俗稱“踏碼仔”)進出澳門的路“被徹底堵死”。據瞭解,截至2013年底,活躍於澳門各賭場“貴賓廳”內外的“踏碼仔”多達兩三萬人。其中內地身份的人占99%,他們當中以借道澳門去國外旅遊爲藉口,鑽護照政策的空子,實際並沒去國外旅遊,而是留在澳門,充當“踏碼仔”,爲“貴賓廳”尋找大賭客客源,然後賺取豐厚的傭金。讓“踏碼仔”想不到的是,從2014年7月1日起,內地邊檢持內地護照赴澳門政策收緊,護照簽證過境必須持有去第三目的地機票,而且逗留時間由7天縮短至5天;如違反過境規定沒有前往目的地,離澳後60日內再來澳只能逗留1日。如此一來,協助大賭客來澳門賭博的“踏碼仔”進出澳門的大門基本被堵死。二是博彩資金借助銀行卡管道進入澳門的路也被截堵。從2014年7月1日起,限制在賭場內的珠寶店及其他奢侈品店使用銀聯卡,更禁止銀聯卡用於博彩直接支付,這對非法現金轉移有所影響。這名業內權威人士說:“上述兩項措施相互呼應,精准有力,其瞄準度絕對高過以往出臺的任何政策措施,箭箭射中靶心。”

至於“內地反腐針對澳門賭業”的說法,相當多人不予認同。一般認為“貴賓廳”業績下降,並非單一原因造成,而是被一套“組合拳”擊中,比如受世界經濟不景氣、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加上去年下半年接連出臺的打擊地下錢莊、收緊洗黑錢、嚴格規範持護照經由澳門去第三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影響。

此外,包括周邊國家和地區紛紛開賭、澳門禁止賭場吸煙法出臺(有“貴賓廳”人士表示,“豪客”當中約七成有吸煙習慣)、近幾年澳門沒有大型旅遊新項目投入使用等等,都具有疊加效應。各種因素合在一起,最後發揮出巨大的威懾作用,尤其對內地各級官員、公職人員、國企老總來說,心理震懾力巨大,“不敢來了”。絕大多數內地富人也不敢再一擲千金,在澳門賭場裏炫富。

有業內人士認為,過去十幾年澳門博彩業發展確實太快了,快得令人瞠目結舌。澳門人的胃口被撐大了,大手大腳、比闊氣、講排場。降降溫是對的,如今政府錢袋子裏錢要減少了,足以提醒政府和市民到了該反思如何走好下一步的時候了。澳門賭收下跌,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是多元創新發展的契機。

博彩業衰落對澳門不是壞事?

不可否認,當博彩業發展很快很高漲時,無論是政府或者社會各界會沒有動力及壓力去發展其他行業,很多時候經濟下行,會迫使發展其他以往被忽視的行業。

對於本澳博彩業面對的下跌情況,有學者指出,不論何時何地,經濟發展總是呈波浪式的,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差不多十五六年來,以博彩業爲主導的澳門經濟創造了舉世震驚的發展奇跡,增長速度、利潤暴漲堪稱登峰造極,熱過了頭,絕對不屬于正常運行的範疇。特別是博彩“一業獨大”,吸納了太多社會資源,各種資金、人才統統擁向賭業,出現了以博彩業引領社會的導向,就連讀大學的人也少了,因爲沒有從事其他行業的積極性,向上流動受到制約。如今賭場“貴賓廳”增速放緩、利潤下調無疑是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是件大好事,特別對經濟適度多元化有幫助。

由於博彩業對於澳門經濟和政府財政的重要性,博彩業的連續下跌讓大家都明白,澳門博彩業或者難以再現過去十多年高速發展的奇跡。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到去年以來的博彩業調整,可見博彩業一業獨大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僅靠博彩業,內地一個反腐長期化就會打壓其生存空間。無論是經濟波動、同業競爭還是輿論壓力,未來都需要“看低”博彩業,拓展澳門的經濟格局。

近日外媒撰文稱,諾基亞的衰落啟動了芬蘭的創業公司,原本一家獨大的產業格局變成了諸多創業公司百家爭鳴。而越來越多的證據也表明,諾基亞的衰落對於芬蘭來說,最開始大家都以為是噩夢,現在看反而是拯救了芬蘭。

諾基亞一直是芬蘭在上世紀末以來創新能力和經濟實力的標籤。據芬蘭經濟研究所(ETLA)統計,在蘋果誕生前的十年間,亦即1998-2007年,諾基亞貢獻了GDP增長的1/4、出口的1/5以及全國科研投入的30%,直到2011年,諾基亞營收還占到芬蘭GDP的20%。

伴隨著蘋果誕生和三星崛起,諾基亞帝國轟然倒下。與諾基亞倒下幾乎同步,芬蘭經濟增長開始大幅下滑。2007年,芬蘭經濟增長達到5.34%,為1997年後最高;而在2008-2013年的六年間,芬蘭經濟增長最高也僅3.73%(2010年),中間有三年是負增長,2009年竟萎縮了8.35%。由於需求薄弱以及電子替代品的出現,電子、木材行業衰落得更早。有聲音感歎,芬蘭就是將國民經濟寄希望於一兩個支柱企業的負面樣板,除諾基亞外,芬蘭一無所有。

不過,諾基亞的員工都擁有十分紮實的技術,由於諾基亞的隕落而不得不失業,他們的出走極大的刺激了創業市場,組建了無數個基於移動互聯網的初創公司,許多初創公司得以成立,他們廣泛分佈在遊戲、潔淨科技、生物、健康與教育等領域,其中移動遊戲已經獨樹一幟,成為芬蘭的新名片。

博彩業之於澳門經濟,與諾基亞過去對於芬蘭經濟的作用,十分類似。假如本澳博彩業大幅衰落甚至逐漸消失,能否像諾基亞的衰落對芬蘭那樣福禍相依?

據有關學術團體調查分析,澳門主導產業(龍頭產業博彩業和支柱產業酒店業)主導人群的主要問題是他們“小富即安”,同時又“無能為力感”並存,是他們缺乏未來職業生涯長遠規劃和願景的困惑,繼而無法帶動或促進澳門社會階層結構上行。

首先,本澳人力資源存在高端專才與低端用工尤其短缺兩種情況,低端用工短缺只是影響服務水準,管理、行銷人員短缺尤其是開拓型人才短缺,則嚴重制約了澳門整體經濟水準的提升。一方面,面對澳門博彩業獨特的“一業獨大”,薪酬待遇豐厚,以及相伴發展的酒店業,工作環境優越,因此“兩業”成為澳門人除政府公務員外的最優擇業選項;更為隱性的問題是“兩業”中存在的職業固化問題:一是職工個人感覺上升空間有限,二是受社會不公及社會關係制約,尤其高學歷者和外僱們更有強烈的不公感。職業固化會嚴重影響職業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調查發現,多數僱員對所在企業的前景看法較淡,他們只是打一份工,並無工作激情,也無自豪感。

其次,從業者“天花板效應”明顯。無論持何種身份的員工,都對自己的“晉升空間”不寄奢望。同時,調查發現,一方面是專才的嚴重缺乏,另一方面是人才難以盡其用。澳門博彩業對人才的使用是“掐尖而用”,卻又未能人盡其才。“招天下英才而養之”,讓其適應每日單調重複的工作,日久而生無力感。而政府的各類培訓並未“對症下藥”,沒有對準市場需求的脈搏,從而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更關鍵的是,無法破除從業人員的“天花板效應”。

第三,在人力資源管理和使用上缺乏公平與效率。一方面,用工單位對持“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藍卡”身份的員工是“招之即來,揮之即走”,並未對他們作職業培訓和職業規劃,致使這些員工對用人單位很少有認同感和忠誠度。另一方面,有博企人力資源負責人表示,在博彩業行政管理和基層人員均缺,本地人做不來或不願做,甚至部分本地人會拒絕升職(因為面臨更大的壓力)。比如某大博企的高管就反映:很多本地員工不願意“過海”(到氹仔)上班。坦言基本上靠不了本地員工,本地員工要麼素質不夠,要麼不能吃苦耐勞,加之受法律保護,將來是很大的挑戰。

而政府的人力資源政策,一方面要顧及本地人意見,另一方面還要兼顧公平與效率。政府政策都是“排排坐,分果果”式的普惠型措施,固然能平抑一些群體的短期焦慮,但從長期來看,卻是錯失良機,將導致更大的焦慮發生。如果企業轉型的前景不明,員工職業上升空間受限,澳門的整體經濟難以長期向好,危機就在所難免。

創新驅動不能只是政治表態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曾經公開表示,本澳經濟發展進入調整期,一些深層次問題也有所浮現,但經過多年發展的累積,經濟基礎依然相對穩固,仍具備多方面的營商優勢和市場商機,具備應對逆境的條件和能力。他日前在立法會施政辯論會議上稱,創新驅動模式是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經濟財政部門將從自身做起,革新和優化公共服務,營造更有利創新的環境。

目前,世界各國紛紛強化創新戰略部署——美國出臺《創新戰略》,從國家發展戰略上重視創新,從國家發展路徑上強化創新;歐盟通過《歐洲2020戰略》,致力於成為最具國際競爭力的國家聯合體;日本2009年就出臺《數位日本創新計畫》,逐步進入科學技術立國與戰略調整階段;韓國在2000年制定科技發展長遠規劃《2025年構想》,提出2015年成為亞太地區主要研究中心的目標。中共中央、國務院今年3月印發《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詳細對我國的創新戰略進行了部署。

在去年至今,不但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指出,要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打造成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前行的“雙引擎”之一,創新驅動不約而同也成為各省市政府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高頻詞。今次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同樣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創新驅動模式,有讓人迎合當前形勢而進行政治表態的疑惑。

不過,如果結合本澳的實際情況提出有具體的政策措施,來真正實施創新驅動,那就不同了。過往本澳博彩業高速發展,特區政府只需坐收博彩業帶來的巨大收益,無暇無需也無心推動創新驅動,對中央提出的經濟多元化陽奉陰違,現時博彩業衰落將倒逼政府認真思考未來本澳的經濟發展模式。

由芬蘭諾基亞的衰落教訓可見,從一家獨大到百花齊放,關鍵在於公共服務和人力資源兩大方面的巨大潛力和優勢。芬蘭完善而透明的公共服務體系在全球名列第二,居民健康、教育以及培訓在全球名列第一。芬蘭最大的競爭力在於全球第一的創新能力,產學聯合研發以及科學家、工程師的人才供應這兩個指標均在全球拔得頭籌。

因此,本澳未來要真正實現創新驅動模式,參考芬蘭的經驗,首先,政府要提供鼓勵創新的公共產品服務。一是政府要提供好的生活環境、創新環境和經營環境,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二是要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統和基礎性的科研系統,對於科學的獎勵,應該由社會(包括政府)來承擔;而對於技術的獎勵,應該主要是由市場來承擔。三是政府應該在現有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提供一個全域的、長遠的創新體系規劃,逐步地、系統地建立起創新體系的整套制度和政策安排。

其次,營造鼓勵創新的社會環境,應從以下幾方面著力:一是從法律層面保護企業家的權利、認可企業家的貢獻,為企業家開展創新活動提供法律保障,使其創新活動得到必要的物質和精神回報。二是建設誠信文化,構建誠信制度體系,培育尊重合法致富的商業文化和價值觀念。三是加強創新服務,提供創業沃土。建立要素集成的創業一條龍服務平臺,由相關機構為創業者提供各項服務,使創新創業過程由創業者從發明創造到企業運營一個人的“馬拉松”轉變為環環相扣的“接力賽”,將創業者從租賃場地、尋找合作夥伴、試生產等繁瑣事務中解脫出來,全身心投入到創新創業的核心環節。四是通過稅收優惠等措施對初創期的企業給予支援,幫助它們度過現金流周轉壓力最大的階段。

最後,關鍵還是要有一攬子的創新人才培養計劃。一是在人才引進上,應擺脫“選票政治”的偏頗,過於顧及本地選民的利益而看不到整個澳門的長遠利益和宏偉願景。應放開政策引入大量高級管理人才、行銷人才、會展文創人才,同時給予那些低端的“苦才”即藍領外僱中的精英分子以上升通道。二是應在重點發展領域儲備一批專才。在人才培訓方面應更有針對性,除了培訓一些基礎技能外,還需要新型職業培訓,幫員工制訂長遠的職業規劃,為人才跨越到新型崗位、新型領域創造條件和素質準備。三是逐步實現同工同酬,身份上解決不了的至少要在薪酬上能給予解決。促進澳門社會階層的高級化,擴大專業技術階層的人數和規模。要營造任人唯賢的用人文化,打破職業固化,讓人盡其才。無論是本地人才還是外地雇員,要讓高端人才盡情發揮其才幹,讓中端人才有奔頭,不再感受有“天花板”,尤其要讓低端勞工有尊嚴,因為他們同樣對本地經濟貢獻巨大。四是提升政府創新創業基金的實效性和針對性。長盛不衰的企業大都十分注重創新,即使在處於市場主導地位時也不止步,而是主動推進各方面變革、創新,以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創新創業基金的目標應該是激發這種企業家精神。推動本澳博企實行組織變革和技術創新,帶動各行業變革,以達到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