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兩條腿走路」方式加強葡文教育

昨日輪到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向立法會引介社會文化政務範疇二零一六年的施政方針。就在他粉墨登場之前,突然爆發「澳門大學削減葡文教育資源」的爭論,因而也成為昨日立法會辯論的一個焦點。有議員提出相關的質疑,而譚俊榮司長和澳門大學校長趙偉則作出了回應。與此同時,前立法會主席曹其真在記者會中,也以其十年立法會主席工作的經歷,批評由於葡文教育粗淺而致深受其害。澳門大學校董會主席林金城著表示校董會未收到相關報告,但他強調澳大並沒有削減支持葡語系的資源,培養葡語人才是澳大的責任,澳大將會加大力度培養葡語人才,相信事件屬誤會。

《澳門基本法》第九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這個條文規範了澳門特區實行的語文政策,即是澳門特區應以哪種語文,作為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使用的正式語言或語文。在我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後,中文在澳門特區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是澳門特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使用的主要正式語文,這與澳門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居民都是中國居民的現狀是相適應的,與他們的需要和意願是相適應的,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必然要求和體現。

而基本法在確認中文為澳門特區主要官方語文的同時,仍然保留葡文作為澳門特區的官方語文。這既是在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方針的體現,也照顧和維護了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從葡語在澳門使用情況可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葡語的澳門居民,不到澳門總人口的百分之三。盡管葡語在澳門的普及率很低,中國政府還是從照顧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出發,從貫徹「一國兩制」的大局出發,仍然把葡語定為澳門特區的正式語文,這順應了葡萄牙後裔居民的願望和要求,有利於澳門社會的長期穩定。當然,也是為了凸顯澳門特區的歷史背景,及實行「一國兩制」的現實優越性。

而在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和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對關於制定「十三五」規劃的決定中,都強調澳門必須建設成為中國--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背景下,葡文的的功能和地位就更為突出了。

實際上,澳門唇齒之鄰香港,在中國對外放中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據統計,中國內地吸收外商投資的三分之二,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一,出口創匯的五分之二,接待海外遊客的百分之九十,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四分之一,均來自香港,香港更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地。香港在中國與英語國家聯繫方面的橋樑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但對非英語國家的聯繫橋樑作用則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世界上,包括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在內以拉丁語為第一語言的國家有三十多個,經濟實力相當雄厚,但其對華貿易額卻不高,這與拉丁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極不相稱。

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中國和拉丁國家之間缺少一個像香港那樣的國際交流媒介,可以說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加強澳門與葡語國家甚至是拉丁世界的經貿聯繫,促進澳門成為溝通中國與葡語國家以及拉丁文各國的橋樑,就成為了澳門特區政府應當積極努力的方向。

實際上,葡語是世界第六大語言,也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葡語總人口約二點五億,葡語國家包括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佛得角、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和東蒂汶。另外,葡語國家目前是世界政治經濟新格局中的顯著因素之一。以能源為例,葡語國家可以成為能源供應地:安哥拉擁有石油,巴西擁有石油和生物燃料,莫桑比克擁有生物燃料,葡萄牙擁有風能、水能和太陽能。作為經濟增長率持續保持世界第一的經濟體,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前景廣泛。因此,國家「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都支持澳門建設中國--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背景下,葡文的的功能和地位,並成立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論壇機制,還設立了常設的秘書處。今後,澳門特區還將承接著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有機地將之與中國——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鏈接起來,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

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是世界上唯一同時將中文和葡文作為官方語言的地區。中國和葡語國家交往密切,澳門的地位因此而得到提升。因此,國家主席習近平十分重視澳門特區的葡文教育。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習近平主席抵達澳門後不久,即去看望澳門市民。習近平主席在走訪市民譚玉娥的家庭時,得知她的大女兒在澳門大學學習葡語,就指出「學好葡語很重要,我們要把澳門打造成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聯系的平台。」另外,習近平主席還身體力行,前年七月出訪巴西,在巴西國會的演講時,首先就講了一句葡語「下午好」,引來全場掌聲。

應當說,澳門特區政府及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是十分重視葡文教育的,而 社會上也有不少民間基金會或教育機構,積極開展葡文教育工作。但為何卻會在一年一度的行政長官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及社會文化司司長到立法會引介及辯論社會文化範疇施政方針之際,卻突然爆發這場「是否削減葡文教育資源」的爭論呢?有人認為,從爭論雙方的立論觀點看,提出質疑的一方的重點,是著重於葡語的普及教育,而政府和大學方面則主張,高等教育機構應主攻葡文精英教育。看來,這就是矛盾衝突的焦點。

我們認為,澳門大學和理工學院既然作為高等教育機構,其在葡文教育方面的角色,就應與其學術地位相適應,亦即主攻精英教育,為落實基本法「葡文也是正式語文」,及支持中國——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運作,提供葡語專業人才。當然,普及葡文教育並非不重要,但為了避免資源錯配,應交由低一個學術層次的教育機構執行,如基金會或中學的葡文課程,以及民間機構等。總之,是以「兩條腿走路」方式推動葡文教育。

因此,高等教育機構應進行葡語精英教育,為澳門特區行政、立法、司法三大系統提供葡語人才,尤其是曹其真提及到的法律草擬及翻譯人才,以及中國--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所需的人才。這單靠澳門大學和理工學院是不足夠的,還從葡文中學的畢業學生中,選擇其中的學業優秀者保送到葡國的大學去深造,尤其是其中的法律、公共行政等專科院系,而不單止是「葡國語言系」。

我們注意到,在社會文化範疇二零一六年施政方針的「施政文本」中,是將葡文教育與普通話及英文教育並列的,而且還是屬於普及教育的層次。而在「精簡本」亦即譚俊榮司長的的引介發言中,反而強調了「投入並整合資源,推動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及教研合作的項目,為本澳發展成為亞太區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打下基礎」,並將之置放於高等教育領域的最前面。或許,正是由於這場「葡文教育爭論」而引發了注意和重視,因而擺正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