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27曰上午，在北京醫院病房，時任中顧委常委李一氓對前來看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交待了遺囑：“我的後事從簡。只稱一個老共產黨人，不要任何其他稱謂。不開告別會和追悼會。火化後我的骨灰撒在淮陰平原的土地上。”

12月4日，李一氓去世。12月11日，喬石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產黨人》，稱其為“我極尊敬的老領導”，“一位相知頗深的良師摯友”。

喬石所說的“老領導”，指的是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工作期間。1975年到1981年，李一氓任中聯部常務副部長(1981年底後任顧問)，全面主持工作，喬石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鄧小平曾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外政策有兩個轉變，一是改變了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觀點，正式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第二個轉變是改變了搞“一條線”戰略，轉變到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

但鮮為人知的是，在這兩個劃時代轉折後面，都有李一氓的重要貢獻。因此有人說，他是文革後中國對外關係撥亂反正的先行者。

周恩來點將

李一氓是資歷很深的老一輩革命家。他1925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受中共代表周恩來直接領導。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他按照黨的安排，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工作。之後，去了江西瑞金革命根據地並參加了長征。

抗戰爆發後，他協助葉挺、項英組建新四軍，任軍部秘書長和中共東南分局秘書長，還特別奉命，協調葉、項的關係，充當兩人間的“緩衝者”。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副軍長項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主張分散突圍，李一氓雖不贊成，也帶了幾個幹部離開了部隊，但不到10個小時，又返回了部隊。後來，他因離隊之事受到了口頭警告處分。

這一事件，對他一生影響極深。文革中，他被汙為在皖南事變中被捕叛變，入獄五年，1973年10月才獲釋。

1975年10月，他被正式任命為中聯部常務副部長。他被點將的經過，我的上級、時任中聯部一處(相當於局)德國組(相當於處)組長王務安給我講過。

“李一氓現在哪里?”在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一次小型會議上，周恩來問。沒有人回答，他又問了一遍。

“李一氓從監獄出來後，現在在一家醫院裏，繼續接受審查。”有人回答。

“現在還審查什麼，他的情況我全知道，趕快讓他出來工作!”周恩來接著對時任中聯部部長耿飆說，“老耿，讓李一氓到你中聯部去工作。”

“好的!”耿飆爽快地回答。

中聯部的工作，一開始由劉少奇主管，中共八大之後由鄧小平主管。“文革”開始後，劉鄧被打倒，康生主管中聯部，執行“支左反修”的“左傾”路線。周恩來從未分管過中聯部工作，但作為新中國外交的總管，十分關心中聯部的工作。1971年初，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耿飆被任命為中聯部部長。他一上任就明顯地批“左”，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受到公開點名批判。因此，周恩來考慮讓李一氓來協助耿飆工作。李一氓和周恩來淵源很深，解放後也主要從事外事工作，周恩來對他十分熟悉。

以李一氓在黨內的資歷，原本應該擔任更高的職務，但他在中聯部七年時間，職務一直僅為副部長。對此，他從不計較。鄧小平曾在一次會議上說：“一氓對個人的進退，態度是很開明的。”

在我的印象中，李一氓的講話和文字都帶著一種特殊風格，讓人一看便知是他的。他說話不多，但一句是一句，沒空話，也不拖泥帶水，邏輯性很強。他對下級不居高臨下，注意聽人說話，講話是啟發式的。他多才多藝，書法獨具一格，也是一位收藏大家，但生前就將藏品全部捐獻給了國家。終其一生，他一直保持著文人本色。

開拓政黨外交

李一氓上任中聯部時，“文革”已臨近結束，但鬥爭依然複雜。他主要是協助耿飆，糾正政黨外交的“左”的影響，恢復中聯部的正常工作秩序。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幫”之後，耿飆主要負責中央宣傳口工作，中聯部日常工作由李一氓主持。1979年1月，耿飆正式調中央工作，由姬鵬飛繼任中聯部部長。姬鵬飛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主要精力放在國務院工作上，中聯部的工作，遂由李一氓全面主持。

中聯部首任部長王稼祥把中聯部的工作職能定位在“中央在國際問題上的助手和參謀”，強調要有獨立思考、獨立見解，可以提出同其他外事單位不同的看法。李一氓繼承了這種工作傳統，大膽建言和開拓。

1977年夏天，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即將訪華。鐵托訪華的關鍵問題之一是，是否恢復兩黨關係，以及何時恢復。

從國際共運大論戰開始，中共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調門很高。《九評》中的三評，即《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文，指責鐵托集團是“美帝的附庸”，是“反革命的別動隊”。因此，有的外事部門負責人認為，如果同南共聯盟恢復關係，會模糊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原則界限，損害毛澤東的偉大旗幟。

在中聯部部務會議上，耿飆說，從南斯拉夫的戰略地位、我國反對霸權主義的鬥爭需要以及我黨在國際共運中的實際狀況出發，應考慮恢復中南兩黨關係。李一氓提出，中南兩黨在一些問題上觀點不同，但這不妨礙建立和保持關係。據此，7月8日，中聯部向中央報送了《對南共聯盟要求同我黨建立關係問題的幾點看法》。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鐵托訪華事。李一氓列席，並代表中聯部彙報了意見。華國鋒等中央領導認為：中聯部的意見好，在黨的關係上不要縮手縮腳，但要有個轉彎的過程。

轉彎子，需要先瞭解南斯拉夫的真實情況。李一氓提出，去南斯拉夫實地考察，得到中央批准。

1978年3月，由李一氓任團長、喬石和于光遠任副團長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團對南斯拉夫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考察。回國後，撰寫了10萬字的考察報告。報告主要論及了三個重大問題。

一、關於所有制。南斯拉夫的經濟實行的是“公有制”，而不是“國有制”，過去中方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考察中，南方稱，馬克思沒有講過“國有制”，而只講過“社會所有制”。

二、關於“工人自治”。南1950年就開始推行“工人自治”，過去中方認為這是脫離黨的領導的修正主義。南方稱，這是探索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他們的理論依據是，工人自治是基層民主的表現，而基層民主是馬克思論述過的。

三、關於借外債問題。南方借有外債，過去中方認為，中國既無內債也無外債，是社會主義獨立自主的表現，南的這種做法是依附帝國主義的表現。考察發現，借外債是國際上通用的做法，對發展經濟有利。

因此，報告的結論是，南斯拉夫堅持馬克思主義，從本國實際出發，形成了一條以社會主義自治為中心的獨立自主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這份報告，作為中央文件發至縣團級。1978年5月，中共中央又向全黨轉發中聯部撰寫的《關於中南兩黨恢復關係問題的宣傳提綱》。轉彎子工作基本完成。

下一步，是同西歐國家共產黨恢復關係。

1979年年初，在李一氓的建議下，經部務會議討論、中央批准，時任中聯部副部長吳學謙赴羅馬，同義大利共產黨進行內部會晤。在國際共運大論戰中，中方點名批判意共總書記陶裏亞蒂，與意共中斷了關係。1980年春，中共先後同義大利共產黨和西班牙共產黨恢復了黨的關係。

李一氓又提出，應打破中共只同外國共產黨發展關係的舊框框，發展同各國社會黨的關係。

1980年7月，中聯部向中央提出發展同外國社會黨關係的請示，得到中央批准。1981年之後，中共先後同法國社會黨、日本社會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了黨際交流。

李一氓在中聯部工作期間，還特別重視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1980年1月，中央批准了中聯部對東南亞地區共產黨的工作方針，開始調整同它們的關係。

1980年9月，李一氓作為鄧小平的特使訪問緬甸，向緬甸總統奈溫轉達了鄧小平希望緬甸各政黨和平團結建國的願望。中國開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和東南亞國家發展友好關係。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對外活動不斷擴大。為了適應新的情況，中聯部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中聯部需要有一個週邊團體，以便擴大黨的對外活動。

1980年10月，中央書記處討論中聯部工作，決定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對外友協)劃歸中聯部領導，以方便其對外工作，對外友協會長王炳南可兼任中聯部副部長。王炳南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後他對此事持有不同意見。因此，李一氓想“另起爐灶”，成立自己的週邊組織。

1981年4月16日，中聯部向中央書記處上報成立“中國國際交流協會(交流協會)”的請示，獲得批准。李一氓擔任了中國國際交流協會會長。交流協會一成立，立刻成功推動了社會黨國際主席、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訪華。此後，這個平臺在對外政黨交流和民間交往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改變“三個世界”的認定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國內問題上改變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戰略，轉變為將發展經濟作為黨的中心任務。但在對外關係上，依然奉行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論斷和“一條線”的外交政策。

1979年初，李一氓提出，要認真研究國際共運和國際關係的重大理論和戰略問題。他認為，我們黨過去在這方面的一些提法，有的仍然正確，有的有時代局限性，要結合現今的客觀實際，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1980年3月至6月，他召集吳學謙、喬石等中聯部領導和研究室、業務局的負責人，對6個方面的國際問題進行系統研究，分別是：當前世界經濟狀況、國際共運大論戰、戰爭與和平問題、歐洲共產主義、“三個世界”劃分和蘇聯問題。

其中，戰爭與和平和三個世界劃分問題，最具突破意義。

“第三世界”的概念原本是法國人50年代提出的，指處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民族獨立國家。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內涵完全不同的“三個世界”劃分，即美、蘇為第一世界，西歐、日本等國家為第二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他在1974年2月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提出了這一觀點。同年4月，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發言時，簡要闡述了這一觀點。

毛澤東堅持列寧的“戰爭與革命”理論，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為此，他確定了“一條線”戰略，即把蘇聯作為主要的戰爭策源地和主要敵人，聯合美國、歐洲、日本及第三世界國家，結成國際統一戰線，共同反對蘇聯。他在1973年會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和1974年會見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時，都提到了要搞“一條線”。

1977年，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胡喬木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以撰寫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系統論述“三個世界”。寫作班子成員來自中聯部、外交部、中宣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社科院等單位，包括鄧力群、於光遠、宦鄉、何方、錢李仁等。我也參加了這個寫作班子。寫作從當年8月到10月，進行了三個月。

在寫作中，遇到了很大的理論困境。主要是，第二世界都包括哪些國家?東歐國家屬於第二世界，還是第三世界?比如，社會主義陣營的羅馬尼亞理應屬於第三世界，而當時攻擊中共為“修正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則只能劃入第二世界，這實在難以自圓其說。最後，胡喬木說，不用說得太清楚，不要把每個國家對號入座，含糊一點就可以了。

“戰爭與和平”問題是文章的重點。胡喬木傳達鄧小平的指示說：“在文章修改過程中，小平同志指示要把戰爭與和平問題專門講一下，戰爭首先有現實性，其次是不可避免但可以推遲。”鄧小平的戰爭“可以推遲論”，在當時是對毛澤東的“戰爭與革命”觀的一種突破，但依然存在歷史的局限性。

1977年11月1日，題為《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的文章，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

經過科學調研，李一氓提出：“三個世界”劃分並不科學，並不是客觀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地帶有以我劃線、以蘇劃線的主觀隨意性。他認為，過去我們把戰爭的危險誇大了，現在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因此起碼在相當長時期內不會發生世界大戰，做這樣的估計，有利於我們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和進行改革開放。

6個專題，以《討論稿》的形式上報中央。

提出這樣的問題，在當時可謂離經叛道，需要足夠的理論勇氣和膽識。據曾任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回憶，李一氓曾告訴他，中央政治局討論《討論稿》時，主持會議的鄧小平曾說：“你這個一氓呵，帝國主義還存在，戰爭怎麼能避免?”

後來，李一氓的觀點逐漸為中央領導人所接受。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胡耀邦正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維護的。”1985年6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做了“兩個轉變”的講話(時代主題從“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對外政策從“一條線”到獨立自主)。

我們還聽到部領導傳達：今後中央正式檔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正式報告和講話，不再提“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但作為學術問題可以討論。後來在編《鄧小平文選》時，他在聯大特別會議上談三個世界劃分的那篇講話也沒有收入。

回憶錄不是“自己誇耀自己的功勞簿”

1981年底，為響應中央幹部“年輕化”的號召，李一氓主動辭去中聯部常務副部長職務，退居二線。當時還沒有關於部級以上領導退休年齡的規定，像這樣的舉動，在當時中央機關中是比較突出的。

李一氓推薦比較年輕的吳學謙接任中聯部常務副部長，喬石任中聯部副部長。後來，吳學謙調外交部任部長，喬石擔任了中聯部部長。

李一氓的求實作風，深深影響了中聯部後來的領導幹部，如後來擔任部長的錢李仁、朱良、李淑錚和擔任副部長的蔣光化、朱善卿和李成仁等，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在中聯部工作的一代人。

1983年起，李一氓開始自己動手，撰寫回憶錄。他認為，回憶錄不能寫成一本“自己誇耀自己的功勞簿”。文革中專案組要他寫“供詞”時提出了三點要求，即不准“醜表功”，不准“攀領導”，不准“安釘子”，他幽默地將之移植為自己寫回憶錄的三原則。

1992年12月，李一氓去世後一年，他的回憶錄《模糊的螢屏——李一氓回憶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喬石題寫了書名。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他說：“時過境遷，現在所能檢查出來的東西，不過是一面模糊的螢屏。”

在回憶錄中，他不但沒有自我表功，而且不諱不諉。對皖南事變的那頁歷史，他坦誠地寫道：

我知道了項、袁準備離開隊伍，既沒有勸說他們不能這樣做，也沒有去找葉挺報告這件事情，反而自己學他們的樣子，也找了幾個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脫離了部隊，其實也沒有跑出包圍圈，被迫依然返回軍部。雖然時間很短，從黃昏到夜半，不超過十個鐘頭，但總是一個這一生都感到遺憾的錯誤。……至今想起來，不知為什麼會錯走這一步，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可能還差點什麼。

在中國共產黨90多年歷史的各個時期，都有一批優秀的黨內知識份子，他們忠誠於黨的事業，同時剛正不阿，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在我看來，李一氓，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吳興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