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城是江西最年輕的城市。胡耀邦曾三次到這裏，前兩次是鼓勵青年開荒創業，第三次則是安息于此，成為這座城市永久的一員。

11月初，共青城仍然一片青翠。在這座和胡耀邦有著深厚淵源的城市裏，除了胡耀邦陵園和耀邦紅軍小學外，很難找到其他和胡耀邦有關的痕跡，包括胡耀邦曾題寫的“共青城”三個字。20世紀80年代共青墾殖場的小樓依舊是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

胡耀邦陵園位於市中心東南大約4公里的富華山上。山腳下的陵園正門，廣場的整修工程已經接近尾聲。一位元工人說，工程已經持續了近兩個月。

雖然整修工作還在繼續，但並不妨礙四面八方的來客到此憑弔。《博客天下》記者進入陵園時，正有幾波遊客前來謁陵。一位男青年正在向同行的旅伴們介紹胡耀邦的事蹟和陵園設計的象徵意義，三角形的紀念碑前，靜靜地放著一排黃色的菊花。紀念碑側面，是幾個中央和地方機構送來的花籃。

胡耀邦侄孫媳趙友芳自陵園落成後就居住在共青城，她告訴《博客天下》，前來憑弔的人包括普通市民、黨政官員和胡氏宗親，每年有數十萬人。“人數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最近幾年反而有上升的趨勢。”趙友芳說。

緬懷

向胡耀邦表示敬意的，不僅是中國民眾。陵園正面種著的90棵櫻花樹，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贈禮。胡耀邦當政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正是中日兩國官方和民間關係最為密切的時期，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個人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85年，中曾根康弘曾參拜靖國神社，胡耀邦獲知後，向中曾根表示“極為遺憾”。中曾根第二年起就取消了參拜計畫。2001年，中曾根撰文解釋自己這麼做的理由：“我與胡耀邦是好朋友，我不能給他添麻煩。”

“陵園落成後，來的第一個党和國家領導人是朱鎔基。”熟悉陵園的當地人士陳先生向《博客天下》回憶。根據《共青墾殖場志》記載，1991年10月1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視察共青城。場志沒有記錄的是，在調研途中，朱鎔基曾坐車到富華山腳下，遠眺陵園，再默默離去。

1958年，還是國家計委處級幹部的朱鎔基在“大鳴大放”時出言不慎，被劃為“右派”，這頂帽子一戴就是20年。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部長後，推進了全國約55萬右派的平反工作，朱鎔基正是其中一員。

1993年4月15日，時任政治局常委胡錦濤也來到耀邦陵園悼念。當時在場的陳先生回憶，當時胡錦濤在紀念碑前肅立良久，雙眼含淚。

1993年9月15日，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在視察共青城時順道來到胡耀邦陵園。新華社原記者、作家戴煌在一篇文章中記述，李瑞環拜謁時“深拜號啕”。

1995年3月19日，則是胡耀邦陵園前所未有的高光時刻。趙友芳回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調研間隙來到胡耀邦陵園悼念，還曾感慨陵園選址很好，山清水秀。“既然總書記都來過了，之後來的各級官員就更多了。”陳先生說。

回憶

“現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員了，你們懷念他，他也會記住你們，我們也會永遠記住你們。”

前來陵園憑弔的，還有一些特殊的群體。他們就是被稱為“老墾”的共青城創立者，上海青年墾荒隊的成員們。

“老墾”們和胡耀邦之間的關係，要追溯到60年前。1955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現在的共青團）號召城市青年下鄉墾荒。10月18日，上海市青年墾荒隊首批98名隊員開赴位於鄱陽湖畔的江西省德安縣八裏鄉。

現年78歲的墾荒隊員王寶華依然記得，剛到墾荒點時，當地一片荒涼，甚至有虎豹出沒。她告訴《博客天下》：“行李一放下，大家砍樹砍竹子，忙活了幾天，才搭起了茅棚，隊員們都睡在大通鋪上。”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茅棚和大上海之間的巨大反差還是讓年輕人難以接受。

讓王寶華沒有想到的是，11月29日，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就前來探望墾荒隊，這是上海青年來到九仙嶺的第43天。下車後，胡耀邦並不休息，跟青年們一起察看已經開墾的數百畝土地。

王寶華當時是墾荒隊炊事員，她記得胡耀邦的秘書告訴自己：“你們吃什麼，耀邦同志就吃什麼，不要搞特殊。”王寶華回憶：“我就拿出了庫存的東西，煮了黑豆，還炒了幾個菜，做了稀飯。耀邦同志吃了說不錯，問是誰做的，我當時還不敢靠近，別人說：‘是那個小鬼！’耀邦書記說：‘小鬼坐到我身邊來。’”王寶華說：“你不讓我做縣裏送來的豬肉、白麵，偏要和我們一起喝稀飯，真不好意思。”胡耀邦笑答：“今天吃你做的稀飯，等你們把共

青社建設好了，我再來赴酒席。”

40歲的胡耀邦坐在一群20歲左右的年輕人中間，笑著說：“將來你們要把這裏建設得像上海一樣，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墾荒隊隊長周文英請胡耀邦為墾荒隊起名字，一名隊員砍來一段竹子，破開夾上藥棉，做成一支大筆，胡耀邦蘸著盆裝的墨水寫下了“共青社”三個大字。

回到北京後，胡耀邦給共青社寄去了書籍、二胡、嗩呐、三弦、籃球和一台鬧鐘。他在信中說：“用稿費為你們買了幾件樂器，供你們文娛活動使用；買了書，供你們學習；送一隻鬧鐘，願你們和時間賽跑。”

回憶起當年的會面，王寶華說：“感覺他就像個父親一樣，我們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丟他的臉。”

此後，中國歷經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共青社的發展屢經波折。支持著共青社的胡耀邦也在“文革”中遭到批鬥。直到“文革”結束後，共青社才重新和胡耀邦建立聯繫。1978年9月26日，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北京聽取了共青城的創業情況彙報，出於對創業取得的

初步成就感到欣喜，胡耀邦提筆寫下了“共青墾殖場”這個新名字。

1984年，胡耀邦應邀再次來到共青墾殖場。跟老墾荒隊員共進午餐時，他問：“這裏還有多少老墾荒隊員？”此時距離墾殖場初創已經過去了29年，還有17位老隊員在。胡耀邦說：“那好，把17名同志都請來，我們合個影。17個加上我一個，共18人，18棵老松！我們是墾友（墾荒之友），是棚友，茅棚的棚。”

視察之後，胡耀邦再次為墾殖場題名“共青城”。當時，墾殖場想留胡耀邦住一晚，但胡耀邦行程很緊，就約定“這次不住了，下次再說吧”。

在場的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下次再說”竟然變成了6年後永久的安息。

陪伴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的消息傳來，讓正在慶祝鴨鴨集團（原羽絨廠）成立的共青城陷入悲痛之中。此時已經是墾殖場黨委書記的首批墾荒隊員于維忠等四名代表連夜進京弔唁。

他們還不知道的是，胡家決定將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共青城。

根據胡耀邦女兒李恒的回憶，在家祭後，李昭對子女們說：“你們的父親偶爾和我談到百年後事時說過，‘我死了，不想去八寶山。’我一直記著他這話。但是到哪兒去呢？有幾個地方可以去：一是去湖南老家，但他很小就離開那兒了，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二是他在延安的時間較長，可是延安太遠；三是江西，那是他少年參加革命，遭受極左路線迫害的地方，也是他當團中央書記時組織四省百縣綠化造林，支持共青人墾荒、開創事業的地方，而且他與

共青人的感情很深。用共青人的一塊土地，他們是會願意的。我看就定在江西共青城吧。現在國家還困難，他去了，找個山頭挖個坑，簡單從事，不要浪費國家錢財。”

在家庭會議取得一致後，李昭把這個意見轉達給中共中央辦公廳，隨後被各大報紙刊登。看到這個消息，於維忠立即趕到胡家求證。得知這的確是家屬意願後，於維忠當即表態：“把耀邦同志的骨灰安葬到我們共青城，是我們共青人的莫大光榮。中央拿錢我們辦，不拿錢我們也辦，還要辦好。”

共青城方面最初建議的陵園位置，位於城中心的七墩林，這裏地勢略高，緊靠珍珠湖。但胡家拒絕了這番好意—胡耀邦生前最怕侵佔群眾利益，肯定不願意自己的墳墓與民爭地。於是一行人離開城區，向鄱陽湖方向走去。

最終，胡家選定了距離共青城東南方向3.5公里的敷陽山，這裏是整個共青城的制高點，但荒無人煙。“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同志及子女反復強調不要大興土木，但忠誠的共青人不會虧待自己敬仰的領袖，堅持要為耀邦同志建一座墓地，並請專家先後設計了六個方案。”曾經擔任墾殖場場長的蔣仲平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耀邦家人選擇了其中最簡單的一個,並將小山包命名為富華山，寓意耀邦同志的一生追求—富我中華。”

經過共青城的努力，陵園很快完工。從山腳到墓碑，三米寬的花崗岩石階共73級，象徵胡耀邦73年的人生道路。山頂平臺是墓碑，碑座是一塊10米長的黑色大理石，用金字鐫刻著《胡耀邦生平》。

墓碑是由0.8米厚的三塊芝麻白花崗石拼成，成直角三角形，直角向上，象徵著一條紅領巾和紅旗的一角。頂端高4.5米，右上方雕刻著胡耀邦頭像，像高1.2米。左邊雕刻的大字是“胡耀邦1915-1989”。上方依次雕刻著少先隊、共青團、共產黨的徽志，象徵胡耀邦參加革命後開始做少先隊的領導工作，以後又長期做共青團的領導工作，而後是黨中央總書記的工作。碑後是一片草坪，胡耀邦的骨灰就深葬在那裏。

1990年12月5日，胡家人在時任中辦主任溫家寶的陪同下，護送胡耀邦的骨灰來到富華山。在安葬儀式上，李昭簡短致詞。

儀式結束後，李昭將胡耀邦的遺像交給了於維忠：“現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員了，你們懷念他，他也會記住你們，我們也會永遠記住你們。”

“老墾”們記住了這個囑託。為了讓胡耀邦不至於寂寞，他們在陵園裏種植了98棵柏樹，作為98位隊員的代表守衛著陵墓，再加上社會各界人士前來種下的樹木，當初光禿禿的山頭如今已變得鬱鬱蔥蔥。“老墾”王寶華告訴《博客天下》：“從陵園落成以來，每年清明我們都會自發組織來掃墓。”

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墾們漸漸凋零，能來到陵園的人也越來越少，有幾位墾荒隊員逝世後並沒有葬回故鄉上海，而是留在了共青城公墓，陪伴著“墾友”胡耀邦，在骨灰安葬儀式上接過胡耀邦遺像的於維忠就是其中一員。

（劉竹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