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夫行徑”、“史無前例的恐怖襲擊”以及——“戰爭行為”，法國總統奧朗德用這樣的口吻，描述日前發生在巴黎的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

製造這起造成上百人死亡的恐怖襲擊的，正是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呼風喚雨”的IS（“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巴黎之殤

就在今年1月份，一夥窮兇極惡的極端分子，闖入了法國著名諷刺漫畫雜誌——《沙爾利週刊》的辦公現場，一陣肆無忌憚的掃射之後，留下了一地狼藉以及12具冰冷的屍體。

當時的幾名嫌疑人中，有人宣稱，自己效忠于“伊斯蘭國”。事件的結局，自然是歐美各國增強了預防恐怖襲擊的安保措施，同時加大了對於IS的打擊力度。

如此這般，一來二去，似是相安無事。時間來到了2015年的年尾，就在巴黎幾乎要淡忘《沙爾利週刊》慘劇之時，IS的信徒們“不失時機”地給這座世界時尚之都狠狠地補上了一刀。

法國當地時間2015年11月13日晚9點左右，法國巴黎市區郊區公共場所共計發生7處槍擊、6次爆炸恐怖事件。在巴黎系列恐怖襲擊案發生僅幾小時後，IS發佈視頻，一個留有鬍鬚的激進分子在視頻中說，只要西方國家在聯合行動中繼續“轟炸”IS的據點，這些國家將“不會生活在和平中”。激進分子稱，這些國家的民眾“將甚至害怕去市場”。

而隨後IS也在官方聲明中正式宣稱對事件負責，稱法國是他們的首要目標，並稱此前已詳細研究了執行方案。一年之內的兩起恐怖襲擊，無疑讓巴黎這座城市，陷入了深深的哀傷之中。

事出必有因，法國人究竟做了什麼，才會招致IS如此的“特別照顧”？

據法新社報導，自《沙爾利週刊》遭襲以來，法國戰機在伊拉克開展1285次空中行動，進行了271次空襲。今年9月，法國加入美國帶頭的聯軍空襲行動，打擊“伊斯蘭國”極端組織。除了參與空襲，法軍還擔負起了偵察與情報搜集任務，同時向庫爾德武裝提供武器。

襲擊發生前夕，法國對“伊斯蘭國”的打擊力度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法國《星期天日報》於今年9月公佈的一份民調結果顯示，56%的受訪者支持法國參與可能進行的向敘利亞境內“伊斯蘭國”發起的地面軍事行動。法國總理瓦爾斯上個月在約旦表示，法國在敘利亞及伊拉克展開的打擊“伊斯蘭國”行動針對其所有成員，不分國籍，其中也包括法國的“聖戰”分子。

或許是法國人想在與自己地緣政治聯繫頗為緊密的敘利亞掌握更多話語權，又或許是害怕中東的戰火蔓延到自己的北非“後花園”，總而言之，法國在美國人拉起來的所謂反恐“國際聯盟”中，顯得格外賣力——後果就是，招致了IS的瘋狂反撲與報復。

而這一切背後，其實還有一個更為嚴肅的話題：歐洲的“穆斯林化”與洶湧的難民潮。

早在2012年，美國學者馬克•斯特恩就在其名為《American Alone》的著作中提出了歐洲的穆斯林化這一概念，而隨著時間的演進，當時的諸多論調，被慘烈的事實所一一證明。

依舊以法國為例，根據2010年10月估算的資料，法國有500萬至600萬的穆斯林人口(有學者認為已到達800萬)，約占法國總人口的10%。資料或許沒那麼精確，但不可否認的是，伊斯蘭教已經成為法國繼天主教之後的第二大宗教。

然而和大多數歐洲國家一樣,法國是政教分離的國家，堅持政治和社會的世俗化，而將宗教信仰和活動限制在私人領域。在對待外來移民時，也奉行“共和同化”的原則，積極宣導來自不同宗教、種族的民眾融為一體，從而構建多元混成的“法蘭西民族”，實現對國家的共同認同。

實際情況是，大部分穆斯林拒絕接受西方文化的融合，進而脫離於主流社會，窮困潦倒之下，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分子，在失業、犯罪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最終極端化，成為我們所說的“恐怖分子”。

歐洲人渴望與伊斯蘭教進行融合，反過頭來卻發現，伊斯蘭教不僅僅拒絕融合，甚至大有將歐洲同化的趨勢。

眾所周知，歐洲的普遍生育率很低，諸如俄羅斯等國甚至已經進入了人口負增長的階段，而若要維持一個國家的經濟持續發展，生育率必須達到2.1才算及格。顯然，指望歐洲婦女1出頭的那點生育率是不夠的。那麼，怎麼辦？引進移民，大量的穆斯林移民正是通過這一途徑進入了歐洲。今年下半年以來，洶湧的難民潮，更是助推了歐洲穆斯林人口的急劇增長。

然而，移民並沒有給歐洲帶來多少活力，高生育率的背後，帶來的是愈加不穩定的社會現狀，歐洲相對自由的邊界更是加劇了這樣的現狀。有人鼓吹西方文化要與伊斯蘭“共存”，但現實是伊斯蘭拒絕與別的文化共存。穆斯林根本想法是把歐洲包括美國變成伊斯蘭國家。馬克•斯特恩就直言——恐怖活動只是症狀，意識形態才是疾病。

IS恰好利用了穆斯林與歐洲主流社會的矛盾，以及這一波難民大潮。先前IS的網路宣傳，自然不必多說。在此次巴黎襲擊事件爆發之後，15日，據俄羅斯衛星網報導，三名參與巴黎恐襲事件的恐怖主義分子的名字被公佈。

據報導，其中有29歲的伊斯梅爾•奧馬爾•穆斯塔費，法國籍，他的父親和兄弟之前已被警方逮捕——法國國會議員、沙特爾市長皮埃爾•喬治在自己的社交網站上公佈了該名法國籍極端人士的名字。據喬治介紹，這名恐怖分子至少在2010年以前，都住在沙特爾。

另一名恐怖分子的名字——阿卜杜拉巴克•B則是由法國《費加羅報》公佈的。媒體還沒有公佈關於此人的詳細資訊。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塞爾維亞的《Blitz》報已經公佈了另一名恐怖分子的名字——通過塞爾維亞進入西歐的敘利亞公民艾哈邁德•艾爾莫哈邁德。

有土生土長的法國當地人，有流浪而來的所謂難民，IS的手段，真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

也正是因為此，歐洲對待IS的態度或許會發生更多改變，同樣發生改變的還有面對難民的態度。據英國《衛報》網站消息，法國巴黎13日發生恐怖襲擊後，波蘭宣佈將不會再實施歐盟推進的難民分配計畫。持有類似想法的歐洲國家，恐怕不在少數。

崛起之謎

其實，不僅僅法國，事實上，IS的勢力早已在全球範圍內滲透，只要你接納移民，就存在被滲透的危險。哪怕你嚴格控制入境，IS也能從其他國家內部發展自己的信徒，防不勝防。從美國到歐洲，從東南亞到澳大利亞，一股暗流正在悄然滋長，只等最終爆發，IS大有向全世界宣戰的資本。

讓我們頗為膽戰心驚的一點是，此次巴黎的襲擊，策劃周密，各襲擊點配合嫺熟，恐怖分子不僅表現出訓練有素的“獨狼”作戰經驗、能力，更罕見地顯示了團夥配合的素質和技巧，這是此前發生在世界範圍內的各類恐怖襲擊都無法企及的。

我們不得不猜測的一點是，萬一IS已經能將這類恐怖襲擊像工業流水線那樣“批量生產”，後果該是多麼不堪設想？尤其是，在本身並不差錢的IS已經控制了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徵收賦稅，行政管理，乃至組建正規軍，儼然已經進化成了一個恐怖主義國家而非鬆散恐怖組織的背景下。發達國家輸出資金、技術和管理方式，發展中國家輸出勞力和原料，而他們就像一個工業化國家一樣，輸出恐怖主義。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次的恐怖襲擊絕不是完結。

哈佛大學專門研究恐怖主義的學者潔西嘉•斯特恩與《外交政策》雜誌撰撰稿人J.M.伯格合著的《IS:恐怖之國》一書曾經將IS和基地組織做了對比。他們把基地組織比作孤立的“先驅運動”，“一個自視為精英知識份子的陰謀小集團，領導全球意識形態革命，並對之進行援助和操縱”。他們寫道，整個20世紀90年代，基地組織“成了一個公司式的團體，有工資名單和福利部門，工作人員周遊世界，見縫插針，介入當地衝突”。

相反，IS更像是由民粹主義者啟動的行為。在網上，“它們召集起‘一群聰明的’支持者，並且給予他們力量，”他們還“對‘選民’進行投票調查，精明地判斷何時應該傾聽，什麼樣的人可以完全無視”。

基地組織將恢復伊斯蘭王權視為“一項一板一眼的長期工程”——“是一個理想化的未來，基地組織的領導者們並不指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夠親眼見到”。“伊斯蘭國”則擯棄了這種知性的思辨，強調恐怖暴力（這是為了刺激和吸引心懷不滿與憤怒的年輕男人），並且承諾建立“一個穆斯林社會，且具備其所有外部特徵”。這個王國“召喚著所有非戰鬥人員、男人與女人，來建立一個單一民族國家，除了戰士，也擔負起工程師、醫生、電影導演、系統管理員，甚至是交通警察的角色”。

在另外一本由記者邁克爾•韋斯與哈桑•哈桑合作的著作《IS: 恐怖武裝內幕》中，他們不僅把“伊斯蘭國”描述為一個恐怖主義組織，也描述為“一個精巧的宣傳機器，能夠有效地散佈它的資訊”、“一個黑幫組織，擅長利用擁有幾十年歷史的跨國灰色是由於武器交易市場”、“一個傳統軍事力量，擅長調度和組織步兵”，並且極具軍事頭腦，此外它還是“一群聰明老練的人集合起來組成的機構，能滲透到與之競爭的組織中去，從內部靜悄悄地招募新成員，直至將其徹底接管”。

韋斯和哈桑指出，許多勉強的“伊斯蘭國”支持者們都認為“過去十年裏，遜尼派穆斯林處境淒涼，先是喪失了對伊拉克的控制，如今又在敘利亞忍受著全國性的暴行，很多都相當於種族滅絕，“伊斯蘭國”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他們視中東戰爭為遜尼派與一個伊朗領導下的聯盟之間的衝突，他們將極端暴力視為一種取得平衡，或遏制什葉派霸權的必要工具。”“伊斯蘭國”惡意利用這種宗派的不滿情緒，煽風點火，挑動內戰，刺激什葉派民兵採取暴力行動——然後就可以把這些暴力行為作為證據，讓遜尼派覺得“除了伊斯蘭王國之外別無希望”。

兩本書都指出，努裏•卡邁勒•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是個兩極化的人物，身為伊拉克總理，他日漸剝奪遜尼派的公民權利，從政府中清理著名的遜尼派領袖，他的宗派主義只能把更多遜尼派人士推向“伊斯蘭國”的懷抱。

而在美國最新出版的《黑旗：IS的崛起》一書中，作為一名一直關注中東問題，並且獲得過普利策獎的美國名記，作者喬比•瓦立克指出，是紮卡維憑一己之力開創了恐怖主義的新模式，才導致IS有了今天這樣的規模。

在喬比看來，是小布希政府推波助瀾地幫著造出了一個名叫紮卡維的恐怖分子。當時小布希政府為了能夠入侵伊拉克，以虛假的材料指控紮卡維是基地組織與薩達姆之間的紐帶，儘管指控是錯誤的，但卻成功塑造了紮卡維作為國際“聖戰”英雄的形象。隨後美國入侵伊拉克，又讓紮卡維有了戰場與口實，這一系列的錯誤令紮卡維，將原本人數寥寥的小團夥、奧巴馬口中的“低年級校隊”壯大成了今日無人不知的IS。

喬比指出，在一封寫給奧薩馬•本•拉登的信裏，紮卡維說他的目標在於“令人憎惡”，為此要採取使人震驚與冒犯的戰術。他嫺熟地利用網路，做到了引誘和挑釁。甚至連基地組織都認為紮卡維的戰術太過分了。但伴隨著每一次血淋淋的處刑（視頻），紮卡維都能受益良多：數以千計的年輕擁躉，他們都堅信西方正在千方百計地想要摧毀伊斯蘭。

其實不難看出，以上三本書的作者都認為是美國災難性的決策促使“伊斯蘭國”、乃至其前身和旁系的崛起。斯特恩與伯格寫道，2003年入侵伊拉克“加強了伊斯蘭聖戰的呼聲，要求推翻美國在中東的霸權，為恐怖主義者提供了豐富的信任資源，這正是他們最需要的”。他們還說，“有些政客在盟軍入侵期間將伊拉克視為廉價旅館，我們卻將其視為一個馬蜂窩——盟軍的炮彈與子彈只是讓馬蜂飛得更遠，遍及這一地區，乃至更多地方。”

盟軍的佔領與戰後計畫同樣是災難性的。2003年，美國駐伊拉克最高民事長官L.保羅•佈雷默三世(L. Paul Bremer III)所做的一系列決定——解散伊拉克軍隊，禁止阿拉伯社會復興黨進入政府——導致憤怒、失業的伊拉克人迅速增長，他們特別容易被吸納到新興的叛亂組織中去，人心惶惶，缺乏安全感。事實上，韋斯和哈桑主張，大多數“伊斯蘭國”的“頂尖決策者都曾在薩達姆•侯賽因的軍隊或保安系統中服役”，因此，“‘現世的’阿拉伯社會復興主義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偽裝下再度回到了伊拉克。”

伯格與斯特恩總結道，“IS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介入伊拉克後，無意中所產生的後果。聯合武裝令一個殘忍的獨裁者倒臺，但他們也破壞了伊拉克的國體。西方世界缺乏耐心、意志與智慧，無法去建立一個嶄新而包容的國家。那裏仍然是廢墟一片。”他們援引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的話——與IS的鬥爭將是“持續整整一代人的鬥爭”。

然而韋斯與哈桑的論調甚至更加悲觀。“恐怖的軍隊，”他們在書的末尾寫道，“將永遠與我們同在。”

誰能對抗IS？

回到此次恐怖襲擊的源頭——IS的大本營敘利亞。在巴黎的襲擊發生之後，敘利亞無疑再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然而，或許正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所說，“法國今天遭受的野蠻恐怖襲擊，是敘利亞人民在過去5年中一直都在經歷的。”

只有當人們對於日復一日的慘烈感到麻木之後，才會對巴黎的襲擊感到如此震驚。何止是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葉門……上述哪一個國家不是深受恐怖主義和戰爭之苦。在世界各國和IS的拉鋸戰之中，傷亡最多的，不是恐怖分子，不是軍隊，是平民。

而最為諷刺的是，關於敘利亞和談，更多的是討論阿薩德是否下臺，而不是切實討論敘利亞問題的解決。當政治鬥爭左右了一切，敘利亞的曙光，難道真的要等到披著所謂遜尼教聖衣、鼓吹千年以前思維的IS統一了整個中東？

正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巴黎被襲之後所說，“無論你是贊成還是反對阿薩德都沒有關係，IS才是你們的敵人，而不是阿薩德。”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弗裏德曼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寫道，世界越來越多地分割成有秩序和無秩序的區域，在失序的地方，比如在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馬里、乍得、索馬里，要與當地、地區以及國際社會所有維持秩序的力量合作，一道遏制病毒的蔓延，直至野蠻行徑引火焚身。那些團體無法開展治理，當地人最終會尋求其他途徑。“除了遏制這些勢力之外，做不了什麼，要一直等到其天然抗體從內部產生出來。”

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提出，在阿拉伯世界，讓這些天然抗體凝聚起來所需的時間或許會更長。“政府不僅僅關乎制約，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基礎設施、醫療和法治。任何能夠提供上述所有服務的勢力都能贏得競賽，無論它民主與否……IS之所以能如此壯大，是因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政府的治理沒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務。IS並不強大，它周圍的所有東西也同樣虛弱”，充滿了腐敗和教派紛爭。

福山提出，阿拉伯世界裏國家的失敗太多，因為在那裏，宗族/部落忠誠的力量一直延續著，“這意味著你只能信任自己部落裏很小的一群人”。如果凝聚人的力量只是共有的親屬關係，而不是共同的價值觀，就無法建立強大、不依賴個人、以功績為基礎的國家體制。中國和歐洲花了數百年才完成這樣的轉變，但它們做到了。福山說，如果阿拉伯世界在面對IS的暴行時，無法克服部落紛爭和宗派分歧，“那麼我們也無計可施”。那樣的話，他們的未來就會出現許多黑暗的夜晚。

（朱宇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