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下旬，當美國《國家地理》的愛德華•吉拉德得知伊斯蘭激進組織正準備攻擊住在坎大哈的外國移民時，他只能取消了前往該地旅行的計畫。沒過幾天，武裝分子在坎大哈附近劫持了一支人道主義車隊，殺害了其中唯一的外國人——一位國際紅十字會的薩爾瓦多籍水體工程師。據說，好戰分子中有塔利班的代表。
就在之前，2003年2月，美國戰地記者蒂姆•朱達來到約旦首都安曼，戰爭的陰雲籠罩著這座城市，伊拉克戰爭一觸即發，大量伊拉克難民湧入約旦，令約旦應接不暇，首都安曼的房屋和公寓的出租價格暴漲。
在市區，蒂姆•朱達見到了伊拉克民族和解組織（INA）的領導人易卜拉欣•賈納比，這位伊拉克的反對派領導人宣稱，“薩達姆政權是如此腐敗，以至於輕輕地一推就能使其崩潰。”他還說，“隱蔽在政權內部的自己人將履行他們的職責，去佔領所有重要的場所。”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一點。
在市郊，有一個直通巴格達的計程車和公交巴士集散地，只需12小時就能走遍全程。伊拉克的計程車司機在招攬生意，一些巴士的前窗擋風玻璃上貼著薩達姆的畫像。一個叫祖貝地的司機說：“人民與伊拉克同在。”此外，他還補充說，如果戰爭爆發，“兒童和男人都將全力抵抗美國的入侵。”另一個叫馬吉德•阿爾-馬薩達尼教長的神職人員則激憤地說：“我們將同薩達姆一同作戰，他是我們的旗幟和總指揮。如果有人要侵略你的祖國，你能聽之任之嗎？”
11月13日血洗巴黎的恐怖襲擊，從根源來說，都要從敘利亞問題追溯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03年3月20日對伊拉克發動的軍事行動，美國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單方面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到2010年8月美國戰鬥部隊撤出伊拉克為止，歷時7年多，美方最終沒有找到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反而找到薩達姆政權早已將其銷毀的檔和人證。2011年12月18日，美軍全部撤出。
與第一次海灣戰爭不同的是，這次戰爭徹底擊垮了薩達姆政權，使得伊拉克進入一個沒有強人的時代。當然，薩達姆有其獨裁統治的一面，但是美國以反恐為名，行控制伊拉克石油之實，與當地激進分子摩擦不斷，最主要的，薩達姆被處死，伊拉克一下子進入真空狀態，為日後的“伊斯蘭國“的崛起，埋下了禍根。
而我們從蒂姆•朱達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現場報導來看，伊拉克人並不是鐵板一塊，反對薩達姆的異議分子在秘密加入到倒薩達姆的大軍之中，薩達姆那麼快倒臺可能還真和他們有關也說不定，另一方面，則是反美——視之為異族入侵——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迅速上漲。
在一家餐館，蒂姆•朱達見到年輕的巴勒斯坦人阿馬德，他反對美國發動戰爭，不過他的理由只是擔心薩達姆會在美軍撤退後繼續執政，他根本沒有料到，一代梟雄薩達姆會那麼輕易被抓住，並被處以絞刑。
賈米利亞是1970年代逃離伊拉克的流亡者，他同樣對即將到來的戰爭憂心忡忡，他倒不擔心薩達姆會重新掌權，他不放心的是美國人：“美國人真的是出於幫助伊拉克人民的目的，在伊拉克實施民主政治嗎？我表示懷疑。如果他們只是來解放伊拉克人民的，那麼，全體伊拉克民眾會緊隨其後；倘若他們是來準備佔領的，那麼每一個伊拉克人都將與之戰鬥到底。我們不清楚他們的意圖。”
賈米利亞的立場在當地伊拉克人中有很大的代表性，他們反對薩達姆的獨裁統治，但是並不表示，他們就贊同美國人插手其中。在反對薩達姆的伊拉克戰爭中，他們可能會因為眼前的共同利益攜手奮戰，但是一旦這一共同目的已經達成，他們之間的分歧就會成為他們之間最大的障礙和隔閡，這最大的障礙和隔閡，就是文明的衝突。
伊斯蘭的本意是“和平”
在理解全球文化衝突的時候，撒母耳•亨廷頓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
這位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說：“全球化並不會給世界帶來和諧，相反卻會在不同文明之間引發衝突。”
這就是亨氏著名的“文明衝突論”。其主要內容為，文化認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歷史經驗、語言、民族血統、地理、經濟環境等因素共同形成的，其特性比起政治、經濟結構更不容易改變。
他從1990年代爆發的全球性的認同危機中發現，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全球文明不僅沒有發生趨同，反而日益分裂為相互衝突的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亨廷頓認為，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他認為西方，尤其是美國，應該注意伊斯蘭教匯流所帶來的挑戰。
20多年前，“文明衝突論”一經發表，立即引起極大關注，也越來越為大眾所接受，特別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教世界之間的衝突，自“9•11”之後，你來我往甚是熱鬧，伊斯蘭世界在軍事上處於明顯的弱勢，但是他們的強項是你在明處我在暗處，搞突然襲擊，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往往在遭遇特大恐怖襲擊之後，才進行報復性的軍事行動，其強大的軍事實力讓其在戰爭初期占盡上風，但很快，他們就陷入戰爭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最終不得不匆忙撤兵，留下一個爛攤子。
沒法子啊，這片土地地處要衝，世世代代就和西方世界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打過的仗殺過的人，歷史上海了去了，這些記憶，若有若無，在他們的血脈裏流淌。一種對於西方的、基督教和猶太教文明的仇恨，根深蒂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是，我們首先要明確一點：伊斯蘭（al-Islam)系阿拉伯語音譯，又譯作伊斯倆目，原意為“順從”、“和平”，指順從和信仰創造宇宙的獨一無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兩世的和平與安寧。信奉伊斯蘭教的人統稱為“穆斯林”(Muslim，意為“順從者”與伊斯蘭“Islam”是同一個詞根)。所以，伊斯蘭的本意，不是聖戰，這似乎被大多數的人們給遺忘了。現在，出現了恐怖主義，出現了兩大文明之間的衝突，就將其歸罪為伊斯蘭教本身，我們認為這不是一種理性客觀的態度。
伊斯蘭教的崛起與基督教的宿怨
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6世紀末至7世紀初，阿拉伯半島正處在原始氏族部落解體的大變革時期，居民主要是以遊牧為生的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分成許多氏族部落。這些部落，因為牧場、水源、土地而經常發生衝突，有那麼點像戰國時代群雄逐鹿，迫切需要思想文化上的統一，需要一面統一和團結的思想旗幟。
伊斯蘭教最能契合當地居民的一點其實張承志在《心靈史》中已經有很全面的敍述，伊斯蘭教傳教的地區，往往是地理自然環境比較惡劣，底層生活極為貧困的區域，需要一種能夠起到精神脊樑作用的宗教意識形態作為其強大內心的依託。
張承志在《心靈史》的部分章節中描述了他腳下那片貧瘠的土地上農民的生存狀況：那些吃著苦苦菜而身體逐漸透明的人，那些在乾涸的河床上無望地指望著莊稼的人，那些連一身衣褲都沒有的女人……他說：“學生們個個發憤讀書，為的是逃離家鄉。”
這貧瘠的土地在沙漠中當然不罕見。
於是，在西元7世紀，先知穆罕默德風雲突起應運而生，他的教派迅速傳播，一舉奠定穆罕默德本人在阿拉伯世界內聖外王的地位。
史傳先知穆罕默德並不識字，但西元610年穆罕默德40歲時的一天，當他在麥加城郊希拉山的山洞潛修冥想時，安拉派大天仙哲卜拉伊勒向他傳達“啟示”使之“受命為聖”。此後，他宣稱接受了真主安拉給予的“使命”，便開始了歷時23年的傳播伊斯蘭教的活動。
穆罕默德和真主安拉的關係，很像耶穌基督和天主耶和華的關係，穆罕默德和耶穌一樣，都是上天與平民之間溝通的橋樑，我們可以將耶穌的受難看做是底層窮人受到荒淫無度的羅馬貴族壓迫的一個縮影。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中世紀，苦修完全取代了奢靡之風，這種矯枉過正，其實不過是對奢侈之風的反駁。
穆罕默德在其傳教之初也曾受到麥加古萊什貴族的迫害和排擠，只得從他最初傳教的麥加轉往麥迪那，不過他比耶穌的運氣好，沒有用他身體的血化成葡萄酒，在麥迪那，他制定了作為穆斯林和猶太人在處理內部民事和對外關係中共同遵守的《麥迪那憲章》：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此系先知穆罕默德——願真主賜福給他，並使他平安——為古萊什族與葉斯裏布城之眾信士、穆斯林及其隨從者、共同奮鬥者訂立之約書。彼等對外皆屬統一之整體。
這一整體，就是以“烏瑪”(意為“民族”、“國家”)為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權，穆罕默德成為麥迪那宗教、政治、軍事和司法的最高領袖。他於西元624-627年間，領導穆斯林武裝同麥加貴族進行了著名的白德爾之戰、吾侯德之戰和壕溝之戰等三大戰役。西元630年，穆罕默德率領十萬多人的穆斯林大軍，進逼麥加城下，使麥加臣服，麥加克爾白從此成為世界穆斯林禮拜的朝向和朝覲的中心，基本上實現了阿拉伯半島的統一。西元632年3月，穆罕默德率10萬穆斯林到麥加進行了一次經過改革的朝覲，史稱“辭別朝覲”。以安拉“啟示”的名義，宣佈伊斯蘭教創傳的勝利。
後面的事情，我們在各種影視作品中也看了不少。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也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後，穆罕默德的弟子艾布•伯克爾成為哈裏發，他執政時期，阿拉伯帝國急速擴張，他乘波斯、拜占庭連年戰爭力量削弱之機，先後征服了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埃及等地，直接觸及到基督教世界的利益。
在軍事上對立，在宗教思想上，兩個有極為相似的宗教又成為紛爭的源頭。沒那麼複雜，簡單而言：誰才是那唯一的神？是耶和華還是真主安拉？有人說伊斯蘭教對於異教徒絕不善待，在《古蘭經》上就規定：
通道的人們啊！你們要討伐鄰近你們的不通道者，使他們感覺到你們的嚴厲。你們知道，真主是和克己者在一起。
還說敵對真主又擾亂地方的人，“他們的報酬，只是處以死刑，或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我們從“十字架”這一點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不過是從基督教那學的罷了。中世紀基督教的拿手好戲是燒，捍衛哥白尼日心說的布魯諾和當時一些巫師都被活活燒死，在此之前，1327年，義大利天文學家采科•達斯寇里也遭受火刑，他的“罪名”就是違背聖經的教義，論證地球呈球狀，在另一個半球上也有人類存在。當然，這都是前現代時期的舊賬了。
早年的兩大教派的恩怨，還有聖城耶路撒冷之爭。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字軍東征。當時原屬於羅馬天主教聖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蘭教手中，羅馬天主教為了收復失地，便進行多次東征行動。但實際上，東征不僅僅限於針對伊斯蘭教地區，如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就是針對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
在歷史上，挑起十字軍東征的，不是伊斯蘭教一方，而是教皇烏爾班二世，他於1095年在克萊蒙費朗號召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近年，天主教已承認十字軍東征造成了基督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仇恨和敵對。前後八次十字軍東征，以十字軍的失敗而告終，這聲勢浩大的遠征不僅沒有收復失地（第一次是短暫的勝利），反而在阿拉伯人的心中種下了仇恨的種子。《耶路撒冷史》記載：十字軍在搶奪了聖地耶路撒冷後，不分男女老幼實行了慘絕人寰的30天大屠殺，單在一所寺院裏，就有約1萬名避難者慘遭屠戮。十字軍將金銀財寶、絲綢衣物和藝術珍品搶劫一空，他們為了掠取黃金，剖開死人的肚皮到腸胃裏去找。後來，因死人太多，乾脆把死人堆架起來燒成灰燼，再在屍灰裏扒尋黃金。
極左恐怖主義與阿拉伯的結盟
現代中東這個火藥桶在兩伊戰爭之前，最讓人頭疼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對難兄難弟。之所以說這對冤家對頭是難兄難弟，主要是因為猶太人也吃過苦頭。好不容易從希特勒納粹的魔爪逃生，到以色列複國，卻讓已經在這裏世世代代生活了幾輩子的巴勒斯坦人成了難民，你知道，歷史上，以色列滅亡是在西元前586年，距以色列1948年複國有2534年，這要都能複國，滅掉以色列的巴比倫國是不是也可以恢復？那樣的話，我們又能看到世界奇跡空中花園了。
巴勒斯坦當地人當然不買賬了，於是拉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兄弟，埃及、伊拉克、約旦、敘利亞以及黎巴嫩，對以色列宣戰，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要說兵力上，阿拉伯人處於絕對的優勢，可惜，又是一個官渡淝水之戰，以色列依靠出色的軍事素養和武器裝備，再加那麼點冒險精神和運氣，各個擊破阿拉伯同志加兄弟的封鎖線，之後，又連續打贏了四次中東戰爭，打得阿拉伯人一點脾氣都沒有。沒法子，只好簽訂城下之盟。
怎麼說呢，原來巴勒斯坦人有理，但是因為自己沒有軍隊，只好寄人籬下看以色列人臉色。巴勒斯坦當然不爽，兩大組織，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四肢癱瘓的亞辛于1987年成立的更為激進的哈馬斯，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而鬥爭，在他們青年時代就已經名揚四海，其中，當然也不乏出格的暴力手段。哈馬斯的附屬武裝“卡桑旅”曾多次對以色列的平民及軍事目標發動攻擊。針對平民的襲擊方式通常為巴勒斯坦對以色列的火箭炮襲擊，1993年至2006年間還發生了多起自殺式襲擊。
以暴制暴，真是冤冤相報何時了，有一段時間看《新聞聯播》，一到國際新聞就是這兩家在那大打出手。巴解和哈馬斯覺得自己天經地義，以色列則指責對方是恐怖主義，雞對鴨講，美國和聯合國則充當和事佬，就這樣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阿拉法特、亞辛和沙龍都死了也沒決出勝負。
並不是很多人知道，在巴勒斯坦的恐怖襲擊歷史上，日本的極左恐怖主義組織“赤軍”扮演了非常隱秘的角色。你會發現，在阿拉伯地區的恐怖主義發展過程中，不僅有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文化衝突，還有東西方、左與右、歐洲與亞洲的矛盾，使得恐怖主義的問題變得更為複雜。
現代意義上的恐怖主義，從上世紀60年代伴隨民族獨立運動開始興起，世界三大恐怖主義組織——北愛爾蘭共和軍、日本赤軍和義大利紅色旅——沒有一個是伊斯蘭陣營的，兩個倒是極左，是冷戰的產物。
2004年10月26日，李香蘭前往位於日本東京都葛飾區小菅的東京拘留所，探望被捕的日本赤軍首領重信房子。李香蘭在她的自傳開篇寫道，穿過迷宮般的漫長回廊，她走進候見室，在女警的看押下，重信房子出現在她的面前。她伸出手，想與她握手，卻發現指尖的觸感異常堅硬，這時，她才發現，她們兩人之間，隔著一塊透明的丙烯隔離板。
重信房子，幾乎和川島芳子一樣傳奇的女性，讓李香蘭為之著迷。1973年8月，身為日本電視節目主持人的李香蘭在黎巴嫩第一次見到重信房子就被她深深吸引，對於巴勒斯坦弱小民族的獨立鬥爭，李香蘭和重信房子一樣，給予深深的同情，因而，當重信房子回到日本被捕時，李香蘭寫下了這樣的話，幾乎是為川島芳子一樣，為她辯護：“昔日的她身為革命鬥士，滿懷自信，而今在日本卻成為刑事被告人，自由遭到剝奪，生活與世隔絕。恐怕她終將無法擺脫自己的命運了——我這樣想著，某種感慨同時湧上心頭。”
2001年，重信房子在獄中寫下了《蘋果樹下，決定生下你》（當年由幻冬舍出版），在貝魯特巴勒斯坦難民營的蘋果樹下，重信房子生下的，正是她和一名阿拉伯人的女兒重信メイ。
メイ這個字，阿拉伯語的Hayāt，哈婭苔，在日語中，是命的意思。
當地醫生對這對母女充滿了崇敬之情，當她們出院時，他走到她們的面前表達最崇高的敬意：
“我也是巴勒斯坦人。光榮的為我們民族鬥爭的日本人，能來我的醫院讓我高興。……祝賀你順利出產，然後再感謝你；為巴勒斯坦，為阿拉伯。而且我相信還應該說，為日本人民。願真主給你女兒保護，她是我們醫院的驕傲。”
問題是，她真的那麼值得崇敬嗎？
“淺間山莊事件”（內部大清洗）之後，流亡海外的赤軍殘餘分子——重信房子、岡本公三、安田安之、奧平剛士等人——組成阿拉伯赤軍，奔赴巴勒斯坦幫助阿拉伯人反抗以色列的統治。一群日本人，不顧個人安危，放棄安逸的生活，在極端艱苦的生存環境下，為素不相識的巴勒斯坦人民拋頭顱灑熱血，其國際主義、理想主義精神，確實讓人非常感動。但是其方式：以暴制暴（特別是恐怖主義的手段），就值得讚賞？其殘忍的手段，卻為當地的極端分子樹立了榜樣。奧平剛士“犧牲”後，那年出生的阿拉伯男孩有相當多人的名字叫“OKUDAIRA”，就為了紀念奧平剛士，在他們心目中，那是為阿拉伯人而犧牲的日本人。
1972年5月30日，他們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羅德空港向旅客發動突然攻擊，造成約98人死傷，其中26人死亡。有人於此事有專文辯護，他們用岡本公三的證詞、檜森孝雄的回憶錄和重信房子女兒所著的《秘密——從巴勒斯坦到櫻花之國》為證據，證明三名阿拉伯赤軍當時不是對乘客亂射一氣，而是想“襲擊機場的管制塔”，而且為了不使一般乘客被捲入，赤軍成員安田安之撲在手榴彈上，被炸身亡。即使我們相信這一辯護，襲擊民用機場本身，就值得歌頌？更何況，這不是赤軍唯一的一次恐怖襲擊。1973年7月20日，丸岡修等人劫持從巴黎經阿姆斯特丹往羽田空港的日本航空的波音747飛機，後經由阿聯酋的迪拜飛往利比亞。在釋放乘務人員和乘客以後，炸毀了飛機。1974年1月31日，和光晴生和山田義昭及兩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炸毀了新加坡的殼牌公司煉油廠。1986年六七月間，赤軍暗殺小組企圖暗殺日本天皇……如果這一切都那麼正義，為什麼重信房子2001年在獄中，要宣佈解散赤軍，並向所有受過赤軍傷害的人謝罪？
真是命嗎？在重信房子的身上，交織著堅守信仰與冷酷殘殺的兩面，這是她作為一個革命鬥士和恐怖分子必須同時承擔的兩面，那讓人既激動落淚又痛恨唾棄的紅與黑，如果真是命，是她用血與淚產下的肉體與精神的嬰兒，她也必須承受這相應的榮耀與罪責。
冷戰時代結束了，可是冷戰時代的怪胎——恐怖主義——卻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在阿拉伯世界，薩達姆、穆巴拉克、阿薩德似的強人極權政治當然不是一種完美的政治形態，但是如果沒有更好的過渡形式，激進推進民主——特別是以異族武力的方式——可能適得其反，這是在伊拉克、埃及、敘利亞問題中遇到的棘手問題。在伊斯蘭教的傳統中，有一個政教合一的哈裏發中央集權政府，這樣的傳統會影響大眾的政治心理，當權力出現真空，極端分子就有了生存的空間。
而在接納敘利亞難民的歐洲，實際上，移民或難民的增加和人口的流動，不同文化背景和發展程度的民族人口忽然走到一起，相互之間的陌生感和文化衝突也是必然的。
同時，由於社會劇烈變動導致的原有秩序的紊亂、身份的變更、生活的起伏和政治經濟狀況的波動，使社會經常呈現出一種“失範”狀態，如何解決這種“失範”狀態，如何化解文明的衝突，達成文明的和解，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問題。
（河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