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中國，正在進行一項舉世罕見的脫貧計劃：未來5年內，使7000萬人脫離絕對貧困。

據統計，至2014年底，全國仍有14個集中連片貧困區、12.8萬個貧困村、7017萬貧困人口，重點分佈在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其中貧困發生率超過10%的有西藏、甘肅、新疆、貴州和雲南，貧困人口數量超過500萬的有貴州、雲南、河南、廣西、湖南和四川。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這7000萬貧困人口必須全部如期脫貧，一個不能剩。

這意味著接下來的5年裡，中國平均每年要減貧超過1000萬人，每月減貧接近100萬人。

5年時間，7000萬人脫貧。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啃硬骨頭”的攻堅戰，更是一場影響世界的偉大戰役。

總書記親自推動“精准扶貧”

據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介紹，十八大後，中央對扶貧工作的重視力度空前，皆是由習近平總書記高位推動。

在習近平的從政生涯中，對於解除貧困，他有著持久、深刻的思考。習近平說，40多年來，他先後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是他花費精力最多的工作內容。他到過中國絕大部分最貧困的地區，足跡踏遍陝西、甘肅、寧夏、貴州、雲南、廣西、西藏、新疆等地。

1992年出版的《擺脫貧困》，是習近平總書記的第一本個人專著，記錄了他在曾主政的閩東地區對如何早日脫貧致富所進行的一系列探索。

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的同一天，《福建日報》在頭版和二版發表了萬字長文《全面實現小康，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習近平同志幫助福建少數民族群眾脫貧致富紀事》，寫滿了他對扶貧問題的長期關注、思考和憂心。

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後，他在國內考察的第一站是改革前沿深圳，第二站就來到了革命老區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據統計，十八大後，習近平每年國內考察的第一站都是貧困地區：2013年是甘肅特困地區；2014年是內蒙古民族地區；2015年更是將扶貧工作作為調研重點，第一站是雲南，第二站是延安。

而在2015年的六次國內考察中，有三次主要涉及扶貧。尤為重要的是，6月考察貴州，習近平專門就扶貧工作召開座談會。他親自帶領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七個省區市的書記深入當地的貧困縣調研。這樣調研考察的規格和形式在中國的扶貧歷史上極為罕見。

貴州之行的考察成果對後來的脫貧決策影響甚巨。

習近平要求扶貧開發工作做到“四個切實”（切實落實領導責任、切實做到精准扶貧、切實強化社會合力、切實加強基層組織），“六個精准”［扶持對象精准、項目安排精准、資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戶精准、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准、脫貧成效精准］，正是在貴州的扶貧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

據劉永富介紹，也正是在貴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按照現有標準，農村人口要全部如期脫貧，所有的貧困縣要減貧摘帽。

貧困縣官員：面對“最好的扶貧環境、最嚴格的考核”

在過去的30多年，中國已經有過世界上最為矚目的減貧成就：極端貧困人口減少了7億。汪三貴說，“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快、這麼大規模的減貧。”

劉永富總結稱，中國扶貧最大的經驗是黨的領導。

像中國這樣在政治上高位推動，劉永富認為，在國際上恐怕很少有國家能夠做到。

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主要力量是——黨政機關、單位定點、東西部對口、軍隊武警支持，現在還要進一步動員非公經濟、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的參與。

據悉，全國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已派出幾十萬人，組成駐村工作隊，下派到12.8萬個貧困村，基本實現了對貧困村的全覆蓋。

僅以江西省贛州市為例，截至目前，贛州市共下派66651名幹部去幫扶。廳級幹部幫扶5戶，縣處級幹部幫扶3戶，科級以下幹部幫扶2戶，如此全覆蓋。贛州市扶貧和移民辦公室主任黃建平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幫扶的幹部隨時會被抽查，‘你知道你幫扶的對像是誰，他的電話是多少？’”

來自中央部委的幫扶力量也十分強大。據黃建平介紹，39個中央國家機關及有關單位對口支援贛州市18個縣（市、區），帶來了150個項目、42億援助資金。

例如，國家發改委安排贛南等原中央蘇區中央預算內投資76.35億元，批准發行企業債券54億元；國家審計署壓縮辦公經費115萬元支持對口幫扶單位會昌縣的建設，並捐獻聯合國機構審計經費及審計長劉家義擔任聯合國審計委員會主席期間個人薪酬，共計3000萬元，用於會昌縣成立教育扶貧基金等。

贛州市於都縣委書記藍捷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感受到了歷史上最好的扶貧環境，“中央高位推動，形成了大幅度、全方位的扶貧格局，從各部委到軍隊都在地方扶貧，這是最好的扶貧環境。”

於都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上海市浦東新區的幫扶對象。今年10月22日，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備區司令員何衛東親自帶隊到於都縣結對幫扶。“一個縣級扶貧點，來了上海市委常委，這樣的扶貧力度前所未有。”藍捷說。

當然，作為貧困縣的黨委一把手，藍捷們也將面臨最直接的壓力。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要一起抓扶貧工作。

11月23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特別是貧困地區的黨委和政府，要逐級立下軍令狀，層層落實脫貧攻堅責任。而且，要實行最嚴格的考核督查問責，以確保中央制定的脫貧攻堅政策盡快落地。

在此之前，貧困縣考核機制改革已經開始。中組部、國務院扶貧辦印發了《關於改進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工作的意見》，河北、山西、浙江、廣東、貴州、甘肅6省已出臺了新的扶貧工作考核辦法。根據改革之後的考核辦法，農民收入增加多少、減貧多少人口、何時改變整體貧困的面貌，將成為未來貧困縣主要領導的考核指標。

貧困帽：從過去千方百計戴　上到如今想盡辦法脫掉

貧困縣終於全部要摘帽了。這是來自中央的政治任務。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在此之前，不少省份已經紛紛制定了脫貧摘帽的時間表。

而在2015年初前後，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正積極研究貧困縣退出機制，並明確表示，2020年所有貧困縣都要摘帽。

當下，國家級貧困縣的數量達到了832個，差不多每三個縣中就有一個貧困縣。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孫久文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說，“一方面因為到2020年全國要實現小康；另一方面，現在整個國家的經濟已經進入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但我們仍然還有7000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無論從哪一方面看，現在都到了必須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的時候。”

孫久文認為，自2011年中央對貧困縣進行調整後，現在又過了差不多5年時間，在國家級貧困縣的扶貧政策之下，一些縣的經濟發展已經達到甚至超出了摘帽的水準，到2020年所有貧困縣摘帽這個目標肯定能夠實現。

而從各地方政府設立的脫貧目標看，也都是信心滿滿。貴州省2012年就提出：貧困，不是貴州永久的標簽。

在5年內必須脫貧的硬約束條件下，各省份根據本省份情況可自行把握進度，分期逐步摘帽。從目前各省份給出的時間表看，大多數省份均設定了提前脫貧的目標。例如，江西省設定的目標是，到2018年，力爭全省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貧困縣脫貧摘帽取得突破性進展；重慶市設定的目標是，要在2017年基本解決貧困問題，2018年打掃戰場，鞏固成果；甘肅省則確立了“每年再脫貧100萬人，到2017年減貧300萬人”的目標。

而具體到每個貧困縣制定的脫貧時間表，大多確立了率先全省份脫貧“摘帽”的目標。例如，甘肅省臨洮縣確保到2016年率先脫貧“摘帽”；江西省上猶縣給自己定下的期限是2017年；重慶市秀山縣則立下了“軍令狀”，堅決在2016年底前實現脫貧“摘帽”。

“現在大家都比較擔心的是，摘完帽以後現在享受的政策優惠還會延續多長時間。”吳國寶說，摘帽之後肯定還會有部分相對落後而需要政府給予特殊扶持的地區。“如果摘完帽以後，真正比較貧困的地區沒有得到任何其他扶持，問題可能就比較大了。”

孫久文也有同樣的擔憂，他表示，過去的政策需要有延續性，2020年之後還會有一些新的扶持政策，以防止貧困縣重新返貧。“如何保證這些貧困區不再返貧，這是最重要的。”

“目前最需要防止的是有些地區可能會趕進度。”孫久文提醒說，“不管是不是已經達到了脫貧標準，為了政績，提前摘帽的情況是需要防止的。”

為何不願摘掉“貧困帽”？

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人願意脫掉貧困縣的帽子。

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這三十幾年來，中央多次想減少貧困縣的數量，但每一次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這是地方與中央博弈的結果，地方都不想讓貧困縣摘帽，因為貧困縣的利益很大，保守估計直接從中央方面獲得的資金支持平均每年就有四五千萬。”

一個貧困縣的帽子，究竟值多少錢？

重慶市秀山縣扶貧辦的一位負責人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秀山縣從1986年開始被列為國家貧困縣至今，僅國家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一項，共爭取到8.72億元。國家每年安排的專項扶貧資金逐年增長，除此之外，該縣獲得的資金支援還包括部分企業和農戶享受貸款貼息、中央和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享受彩票公益金支援等。

據汪三貴介紹，除資金支持外，貧困縣還可獲得各種優惠政策。例如，基礎設施建設的補貼，貧困縣可獲得中央每公里50萬的補助，而普通縣可能只有30萬左右補助。而原來的農業稅改革也是先在貧困縣取消農業稅，幾年之後才在全國鋪開。

然而，即使都是國家級的貧困縣，每個縣所能得到的支持也不一樣，甚至差別很大。這個過程需要貧困縣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來主動申報爭取。

曾有媒體統計，國家級貧困縣雲南省富源縣“十一五”期間，獲得的各類扶貧資金近12億元，還獲得了國債資金、新農合補助資金、小額信貸等近6億元的資金傾斜及10餘個產業扶貧項目。

甘肅省臨洮縣委書記石琳表示，他們獲得的支持遠沒有那麼多。該縣每年可獲3000萬到5000萬元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此外還有一些專項轉移支付和專門政策。

但無論獲得多少扶持，國家的扶貧政策都極大地促進了貧困縣的發展。臨洮縣的貧困面也從78%下降到了18.23%。

這促使一些縣千方百計想戴上貧困縣的帽子，以向中央要政策、要資金、要扶持。

據上述秀山縣扶貧辦的負責人透露，被評為“國家級貧困縣”甚至成為一些縣工作的重中之重，個別縣為了被評上不惜浪費大量的人才、物力、財力。

汪三貴說，這是一個地方跟中央討價還價的過程。“雖然貧困縣的認定有一定的標準，但並非完全按照標準來認定。這中間有很多政治考量，個別地方政府本身討價還價能力較強，即使沒有達到貧困縣的標準，也能進去了。”

（郭芳  王紅茹  董顯苹  夏一仁  李開南  上官麗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