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帶著危機進入2015年的。烏克蘭危機、“伊斯蘭國”崛起、“博科聖地”肆虐……這些在2014年發端或惡化的危機，在2015年一個都沒有解決。年尾將至，歐美多地頻拉恐襲警報，俄羅斯和土耳其互相指責對方參與黑市石油交易，沙特在出兵葉門打擊胡塞武裝8個月後，居然自己的國境線遭胡塞武裝攻破……
國際秩序紊亂的大環境下，最能體現“亂中有治”的，可能還是中國的外交實踐。宣導“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新發展銀行等表明，中國已經開始從“抓住戰略機遇”轉向“創造戰略環境”，與此同時，中國對踏足中東地區反恐始終保持審慎。
舊秩序趨於瓦解
中東的亂局總不缺乏“負能量”。12月4日，土耳其軍隊的一個坦克營，以幫助伊拉克志願者抗擊“伊斯蘭國”為由，未經伊拉克政府允許進入伊尼尼微省。伊拉克總理阿巴迪，對土軍發出限期撤離的最後通牒。俄外交部表態稱，土耳其的行為“非法、不可接受”。土耳其則辯稱行動知會了美國，已暫停增兵。
相比“民族國家”之間的口水戰，中東更大的危機，則是民族國家解體的危機及其可能造成的後果。
伊拉克已經“一分為三”，其疆域分別由伊拉克阿巴迪政府、伊北部的庫爾德人和“伊斯蘭國”控制。敘利亞更是被“一分為五”，巴沙爾政權、反對派武裝、庫爾德人、“伊斯蘭國”以及基地組織分支“努斯拉陣線”各據一方。更為關鍵的是，這些“實體”都或多或少地以教派、種族為界限，進行“統治”或治理轄區。比如，在打擊“伊斯蘭國”方面廣受讚譽的伊拉克庫爾德人，其收容的約148萬難民，物件僅限於庫爾德人、基督教徒以及雅茲迪人（庫爾德人的一個分支），對遜尼派穆斯林則關閉大門。
中東衝突區對“身份政治”的凸顯，事實上在瓦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確立的民族國家的觀念。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東中心學者瑪哈•葉海亞認為，這些衝突所體現的日益突出的教派特徵，正在摧毀基於社會多元的民族國家理念。“伊拉克和敘利亞衝突方的戰爭，目標正逐漸對準基於教派和種族身份的個人和群體。”
中東宗教、教派、種族的複雜程度眾所周知，以此為唯一標準來重建國家或重劃國界幾無可能。但中東的現實卻是，伊拉克、敘利亞很難再回到危機前的疆域狀態。多年以後，如今的中東某些國家，是否會成為歷史名詞或者地理概念？
與中東“民族國家認同”趨於瓦解相反，金融危機以來逐漸抬頭的民粹主義，讓歐盟成員國中“民族國家認同”的市場日益擴大。由中東亂局引發的難民危機、恐怖威脅，正為這種認同增添助力。巴黎恐襲後法國舉行的首次地方選舉中，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首輪大幅領先其他政黨（決選居第三）。這個反移民、反歐盟一體化的政黨，去年歐洲議會選舉時，在法國區以25%的得票率一舉奪魁。該党領袖勒龐在選舉後說：“法國人民已經聲明他們要收回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力。”不想把命運交給歐盟的不只有法國的國民陣線，歐盟內部多國反歐盟一體化的政黨，在去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都表現不俗。
歐盟作為政治工程不太可能解體，但反歐盟一體化政治勢力的崛起，對歐洲外交的影響則可能真實存在。勒龐從不掩飾其與俄羅斯合作的意願，她甚至讚譽普京是保護西方免受伊斯蘭極端勢力困擾的“唯一領導人”。可以想見，如果勒龐贏得2017年法國大選，法國肯定會升級與俄羅斯的關係。而且，勒龐並不孤獨。匈牙利智庫“政治資本研究所”去年做過一項調查，有15個歐盟成員國的極右翼政黨，公開表示在外交上支持俄羅斯的政策和立場。歐洲政治越“向右轉”，外交就越可能“向東看”。如此一來，冷戰後形成的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結構將面臨重構。
東亞離危機較遠，但暗潮更洶湧。中國今年落實“一帶一路”戰略、籌組亞投行、入圍SDR，美國卻在南海問題上頻繁對中國“發信號”，某種程度上在讓整個東亞“被危機”。奧巴馬政府在中東“不做傻事”的策略，避免了美國消耗戰略資源，卻在損失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軟實力。
新秩序已在醞釀
伊拉克、敘利亞不可能回到過去，還得往前走。12月9日，根據敘利亞政府與反對派此前達成的協議，反對派武裝開始從中部城市霍姆斯撤離。聯合國參與了撤離行動的監督事宜。這或許會是敘利亞危機轉圜的開端。
2015年10月，有關敘利亞問題的維也納國際會議，為敘利亞政治轉型繪製了路線圖。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由十幾個國家20方參與的會議，沒有邀請目前敘利亞包括巴沙爾政府和反對派在內的任何“政治實體”。也就是說，敘利亞局勢的轉機，直接由“外力”促成。“外力”之所以能形成，原因在於包括美國、俄羅斯、土耳其、沙特等相關國家間有限的妥協，至少是默契。
土耳其擊落俄戰機的冒險行為，傷及的只是雙邊關係，沒有對已經起步的敘利亞“政治轉型”進程造成實質性影響。這也是一種“默契”，至少對俄羅斯來說是如此。因為俄羅斯在敘利亞的投棋布子，主要針對的是美國。10月底，美俄雙方就避免戰機在敘利亞遭遇達成協定。對美國來說，這種合作即便不能獲益，也能“止損”。美國戰機在敘利亞上空一旦與俄戰機“接近”，視而不見會損及美國威信，開火擊落則可能是災難。在紐約大學俄羅斯問題學者馬克•加萊奧蒂看來，俄羅斯更希望與美國結成“默契聯盟”，就像美國在處理伊拉克問題時與伊朗的關係那樣，在軍事打擊“伊斯蘭國”上若即若離地合作，但不對外公開。
從目前情況看，俄羅斯阻止了西方在敘利亞複製軍事推翻卡紮菲的“利比亞模式”，但西方卻沒能阻止俄羅斯在敘利亞複製“烏克蘭模式”，即凍結危機，然後把危機引向外交斡旋。無論怎麼評價俄羅斯的動機，莫斯科出兵敘利亞的確為打破僵局發揮了作用。歷史上中東的政治版圖，很大程度上由上個世紀歐洲殖民者劃定。伊拉克、敘利亞的未來命運，也不可避免受到“外力”的作用。只不過，複雜的地緣政治較量，使域外勢力已不可能像當時的歐洲殖民者那樣“隨性”。中東局勢從亂到治，將經歷一個複雜、動態的博弈過程。這就註定了局勢的改善只可能是碎步向前，甚至反反復複。
2015年3月，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呼籲組建“歐盟部隊”，並得到了德國防長馮德萊恩的支持。容克對媒體表示：“這樣的部隊將有助於我們建立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承擔歐洲在世界的責任。”歐洲在中東向來沒有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難民潮讓歐洲嘗到了盲目追隨美國外交的苦果。歐盟“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或許也意味著與美國脫鉤或者拉開距離的開始。此前為了應對俄羅斯軍事威脅，在美國壓力下，北約28個成員國中有17個提高了2015年的軍事預算，但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4個大國的實際軍費卻在下降，這裏面除了經濟原因，還體現了對俄羅斯安全威脅的認知差異。
東亞“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依賴美國”的二元格局看似依然穩固，但變化的趨勢已非常明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葛來儀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比作美國在東亞的“輻軸體系”，認為中國正在通過加大對經濟實力的投注來擴張地區影響力。韓國智庫峨山研究院學者李宰賢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中國正在通過“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打造自身的“輻軸體系”。在他看來，美國的體系以冷戰時期的軍事同盟為特徵，中國的“輻軸體系”反映的卻是後冷戰時代的現實，建立在諸如非傳統安全合作、經濟合作，以及社會文化交流等聯繫基礎上。
中國應對拿捏有度
“即使每個中國人都是孔子所說的那種君子，周邊國家在新的形勢下依然會對中國感到焦慮。”美國佛吉尼亞大學外交事務學者布蘭特利•沃馬克，在關於中國崛起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沃馬克道出了東亞國家在適應中國崛起方面的困境。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能很好解釋為何中國在外交上不再“低調”。
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前美國外交官賈斯特•克羅克，在今年初一篇分析國際體系失序的文章中，提出“系統超載”的觀點。他認為如今的國際體系已經無法應對層出不窮的危機，所以領導人們需要學習合作的藝術，即使在國家利益和價值觀差異甚大時，也要學習解決問題的成功經驗。他在文中還尤其提到應避免強化“志同道合聯盟”。毫無疑問，中國的做法與克羅克的觀點契合，奧巴馬政府卻正在做他建議避免的事情。通過排斥亞投行，美國錯過了一個證明其“不尋求遏制中國”誠意的機會，而歐盟成員國中，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等關鍵盟友在內的14國加入亞投行，體現了美國的自我孤立。
在美國專注“亞太再平衡”時，中國經營的則是歐亞大戰略。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認為，雖然北京依然是現有國際體系的積極參與者，但與此同時它也在促成和資助新的“平行體系”，中國外交政策正在尋求讓新的國際組織和外交平臺適應中國以及其他金磚國家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同時也適應美歐實力相對下降的現實。中國與歐洲已在相互適應。針對2015年3月英國帶頭引發歐盟多國加入亞投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學者蒂姆•薩默斯認為，這反映的是歐盟缺乏協調，並非中國試圖分化歐盟。“歐盟及其成員國，需要在回應中國外交創新與權力分佈變化上，展現靈活性和適應性。”
中東是中國石油重要進口來源地，在2014年中國前五大石油進口來源國（沙特、安哥拉、俄羅斯、阿曼、伊拉克）中，有3個位於中東。中東局勢的變化對中國能源安全至關重要。儘管中國在中東不斷拓展商業足跡，但政治和安全介入相對有限。截至目前，中國本屆政府最高層的外訪安排中，中東還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被列入清單。這顯示了中國中東外交的謹慎。與此同時，隨著美國“能源獨立”以及國際油價大幅下跌，中東產油國紛紛把目光投向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對中國來說，已經是買方市場。
網路上有一些關於中國是否應該在安理會授權下派兵參與打擊“伊斯蘭國”的爭論，不管後者針對中國的威脅有多大，中國要將殺害我公民的犯罪分子“繩之以法”的願望有多麼強烈，都要考慮到中國正在調整中的軍隊尚需時日才能跨越數千公里向海外內陸地區投送作戰兵力的現實。中國的反恐首先立足於周邊地區，對其他地區綜合運用經濟、外交、情報等手段應對，這一戰略還不到調整的時候。
（雷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