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明顯將外交側重於“韜光養晦”的話，那麼今天以巴黎氣候峰會為標誌，中國外交是否踏上了一條側重於“有所作為”的新道路呢？而中國“和而不同”、合作共贏的外交思維，與西方“利益至上”的傳統模式有著很大的不同。當中國比過去更為積極地參與到世界規則的制定中時，世界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

巴黎氣候峰會（如果達成協定的話）之後，全球的“氣候格局”將會產生重大變化，這是毋庸置疑的；中國在巴黎氣候峰會上既是發展中國家的“自然領袖”、又是“金磚五國”的成員，與此同時又是“綠色發展的冠軍”，而且也是做出減排承諾最為明確的國家之一。中國明顯地處於氣候談判的“主導地位”（leaderchip），特別是與被置於被告席上的美國相比。這使人印象深刻。

由此出發，巴黎氣候峰會之後最引人矚目的，很有可能是中國外交模式出現的這種變化。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明顯將外交側重於“韜光養晦”的話，那麼今天以巴黎氣候峰會為標誌，中國外交是否踏上了一條側重於“有所作為”的新道路呢？而中國“和而不同”、合作共贏的外交思維，與西方“利益至上”的傳統模式有著很大的不同。當中國比過去更為積極地參與到世界規則的制定中時，世界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

氣候問題上的“三宗罪”

“氣候變化”如何成為了人類走進21世紀以來最引人關注的問題，可以作為新聞學術博士論文的題目。氣候峰會是唯一一個能夠聚195個國家、150多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於一堂的聯合國主題大會。人類面臨的所有其他問題，饑荒、疾病、水資源枯竭、戰爭……一直到失業、公共債務、經濟衰退等等，都從來沒有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包括對各國政府和輿論的雙重影響。而氣候峰會討論的是人類本世紀末是否能夠將正在上升的氣溫控制在2度以下！如果沒有媒體的反復炒作、渲染、洗腦、灌輸甚至於恐嚇、誇大……這樣一個我們基本上都看不到其真實結果之遙遠主題，是絕對不可能達到今天全球各國如此重視的程度的。

應該承認，我們很難以常理來理解氣候變化問題。事實上氣候峰會和氣候變化議題所暗藏的玄機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我們根本無法以簡單明瞭的方式來理解這場將全世界所有國家、所有的人都捲入其中的“氣候戰爭”的最終結果。應該指明的是，“氣候戰爭”這個詞並非我的發明，而是法國電視二台前氣候節目主播兼主管菲利浦•維爾蒂埃在他的新書《氣候調查》中所用的詞。

維爾蒂埃在峰會前夕因為他的這本書而被他所服務的國家電視台開除。這是對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不同看法的西方學者、記者以及政治家們所付出的慘痛代價的最新的一個例子。也就是說，在氣候問題上，凡與主流輿論相悖的思想和言論——也就是“政治不正確”的看法——都被嚴密封殺。這類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在歷來認為是“言論自由”的西方，令人不得不產生重重疑問。

維爾蒂埃在他10月份剛剛出版的書中提出要對氣候變暖的成因與後果進行更深入的科學探索和討論，比如氣候變暖的後果是否真的就是那麼可怕、似乎全球氣溫高了2度人間就會墜入地獄？如何才能不讓這一科學論證不被政治需要所綁架？等等。他還披露在此問題上有一種不正常的政治高壓在作祟，使得氣候問題變成了一種“宗教”，一個不能有異議的話題。

維爾蒂埃提出這些問題時一再說明，他並非“氣候變暖懷疑派”（即他承認氣候正在變暖，而且成因源於人類工業活動），而且他本人聲明不僅是“猶太人”、而且還是“同性戀”，因此他與“陰謀論”八竿子打不著。然而令人難解的是，僅僅因為在一本書裏說出了一些與主流輿論不是百分之百吻合的維爾蒂埃竟以“嚴重職業過失”的藉口被無情解雇。在我們這樣的局外人看來，維爾蒂埃的個人命運恰恰證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確實存在著某種高壓和專制。

從維爾蒂埃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西方輿論存在著大致“三宗罪”：一是你是否認為氣候在變暖；很多人認為氣候在變化，但並不一定就是在變暖。如果你持這種觀點，那麼你就是“氣候懷疑派”，你就進入了“政治不正確”的範疇。二是你是否認為氣候變暖是人類工業活動的結果？如果你否認，那麼你就是“氣候否定派”。很多人將“氣候否定派”與二戰“歷史否定派”混為一談。這意味著你所承受的政治壓力就更大了。三是你是否認為氣候變暖將導致人類走向滅亡？如果你對此亦採取否定態度，那麼你就直接進入“陰謀論”的範疇。這在西方是絕對的政治不正確。輕則丟飯碗、重則被直接排除出主流社會。維爾蒂埃就是一個例子。事實上他在法國本土很有可能再也吃不上“電視飯”了。他目前被“今日俄羅斯”聘為“巴黎氣候峰會特約評論員”。他在法國本土的職業生涯前途堪憂。

輿論壓倒科研

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出現氣候變暖這一學說以來，在科學界一直爭論非常激烈，其實迄今為止在很多領域依然存在著巨大的認識上的分歧。但幾乎所有懷疑“氣候變暖說”的人都日益被邊緣化，被強制禁聲；“國際輿論”對“反對氣候變暖說”的打壓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近二十年來，一個朝著官方說法相反方向進行探索的科學家很難找到資金支持；而所有致力於研究氣候變暖的原因與後果的科學家則可以很輕易地從官方和私人機構中找到各種資助、贊助和撥款。這也導致了反對氣候變暖派聲音的變弱，且日益罕見。

與此同時，對於公眾而言，圍繞著氣候變暖問題卻出現了大量各種形式的“宣傳”，甚至可以說類似某種“洗腦”式的宣傳。一場造成數千人離開家園的事件，在過去可能根本不會見報；今天則會傳遍全球。而且全球一切有關自然災害的報導都被朝著“氣候變暖”的方向引導。甚至連出現極寒天氣也是“氣候變暖”的後果。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在全球放映後，通過兩個關鍵的要點說服了很多民眾：一是氣候正在變暖，將會引起巨大的災難；二是氣候變暖的主因是人類的工業活動。儘管我們知道這兩點實際上在科學界迄今為止一直是激烈爭議的話題，但戈爾的影片卻是將其作為一種定論推出來的。影片不僅獲得了奧斯卡獎，而且戈爾和創建於1988年的聯合國“跨政府氣候研究專家小組”GIEC（或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英語簡稱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還因此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將和平獎授予一個科學論證尚不充分甚至可以說尚未有定論的電影，顯示出對傾向於氣候變暖說的獎勵可以說達到了極致。問題是這部紀錄片中不符合科學的地方並非罕見。法國著名地球化學專家、曾獲得過地質科學領域最高獎“瓦拉斯頓獎（médaille Wollaston）”的前教育部長克洛德•阿萊格（Claude Allègre）就曾批評這部紀錄片“不夠嚴肅”。

不僅是紀錄片，好萊塢故事片中有關自然災害、特別是暗示氣候變暖所導致災難性後果的電影也越來越多，影響巨大；我們隨手即可舉出無數例子：《2012》《後天》……此外，各種各樣的政治和行政手段也都在竭力向公眾推銷“氣候變暖”說。不久前全球媒體都曾發表一張北極熊的照片，照片上一頭骨瘦如柴的北極熊在一塊孤零零的冰塊上蹣跚而行，說明寫著“氣候變暖使得冰山融化，北極熊處於生存危機之中”。照片在全球引起強烈反響。然而這卻可能是一張欺騙人的照片。據披露，這頭熊面臨生存危機是真的，但卻並非緣於氣候變暖，而是它的後腿受了傷。在殘酷的自然競爭環境下，北極熊受傷後抓不到獵物，自然會被餓死。同一 時間與這頭北極熊處於同一環境下的其他北極熊在另外一些同一地點、同一記者拍攝的照片中則完全處於正常狀態。難怪阿萊格指責一種“學術輿論獨裁”籠罩著氣候變化問題的討論，使得任何反對意見都被打壓下去。

巴黎氣候峰會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氛圍中召開的。

“被告席”上的中國

迄今為止，對於中國來說，氣候變暖或變化問題亦非一個已經在我國科學界達成共識的真正的科學認知。但中國輿論卻將氣候變化及碳排放減排等問題，與嚴重的空氣污染及“霧霾現象”混為一談，從而在“改變中國空氣品質”的意向與決心上，官方和民間達成了廣泛共識。事實上以煤炭為主要燃料的（達80%）中國確實在這一點上將霧霾與減排結合在一起了。因為煤炭既是霧霾的根源，同時也是排放CO2的主要罪魁禍首。因此中國的減排承諾，就是治理霧霾的行動。

應該看到，中國在氣候變化，特別是氣溫變暖問題上，是有自己的歷史記載的。中國大約是世界上歷史氣象記錄最為完整的國家。幾乎每個朝代都有專門的氣候官來記錄天氣變化。研究證明，在我國的許多古文獻中，就記載著有關颱風、洪水、旱災、冰凍等一系列氣候異常的記載，甚至包括對太陽黑子、極光和彗星等現象的官方記錄。中國著名氣候學家竺可楨從1917年在哈佛大學就讀時開始記氣象日記，記錄了氣象研究的各種資料。由於戰亂，目前僅保留了1936年至1974年2月6日的日記，共計38年37天，約800萬字。通過這些記錄，竺可楨對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瞭若指掌。與此同時，竺可楨對中國歷史氣象文獻也進行了大量研究。早在1961年和1972年他就分別發表了《歷史時代世界氣候的波動》和《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初步研究》的文章，是世界最早提出氣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的文獻。特別是在後一篇文章中竺可楨明確指出，每當中國氣候變暖之際，中國就會變得富裕、安定，如漢唐盛世就是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河中氣溫最高的時代。而氣候一旦變寒，中國往往就會遭到北方因寒冷而南下入侵的外族，從而引發戰亂和饑荒。

當然，現代氣候科學畢竟是一個最具爭議的新的科學領域，而氣候變化也是一個以世紀為單位的過程，因此中國在這個領域也正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著新的探索。中國政府正是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同時也根據國際主流社會的現有理論依據，積極參與解決地球變暖可能帶來的後果。事實上，全球氣溫如果真的在本世紀末上升2度甚至更高，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正如竺可楨所論及的古代中國一樣）可能並非一件絕對的壞事。2014年是本世紀以來全球氣溫最高的三年中的一年（其他兩年是2003年和2011年），這一年中國1月份氣溫比往年高很多，廣大北方地區的取溫需求也因此而大幅下降。這使中國碳排放量自然減少……

但中國幾十年來的外交主旨就是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既然國際社會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已經對此問題做出了一定的決策，因此中國便積極地在此框架內行事。然而由於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又是“世界工廠”：西方很多國家的污染企業都早已轉移到中國，而中國在為全世界生產，中國又是一個以煤作為主要能源的國家，因而中國一直被戴著“世界最大污染國”的大帽子。中國在氣候問題上一直被置於“被告席”上。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的失敗，很多西方媒體就不約而同地將責任強安在中國的頭上。而實際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遠遠超過中國、世界上真正的“污染超級大國”美國則一直躲在中國的背後竊喜。

在全球“氣候外交”的格局中，中國長期以來就一直處於這樣的一種“被告”地位；這不僅使中國失去在氣候問題上的發言權，更重要的是將很有可能在未來的碳交易中吃大虧。我們能夠想像這樣一幕嗎？Ａ國辛辛苦苦為全世界提供生活產品，但因生產而產生碳排放量超標，不得不向什麼都不生產的Ｂ國購買碳排放指標；然後Ｂ國再用因為什麼都不生產因而什麼也不排放而省下來的碳排放指標賣給Ａ國，再用收到的錢來購買Ａ國生產出來的產品！這難道不是人類歷史上最不公平也是最荒謬的事情嗎？難道不是最典型的“懲善獎懶”嗎？

幸好，中國自2009年哥本哈根峰會上為捍衛本國利益而遭到來自外部的無理指責之後，痛定思痛，改變了（至少在氣候問題上）“反應式外交”的應對方式，運籌帷幄、主動出擊，在巴黎氣候峰會上取得明顯效果。

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

氣候問題不僅使中國在道德上以“最大污染國”的罪名被置於被告席上而且在其他一系列涉及實質性利益的領域，中國也處境被動。其一是中國碳排放量大，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不得不在購買“碳排放指標”上花費巨額支出。其二是要達到減排目標，我們就必須要改變能源結構、治理污染工業。而以當時中國的技術水準，我們將不得不在購買西方獨佔鰲頭的“綠色技術”上花費巨額支出。其三是為了達到減排目標，我們可能被迫放緩中國工業化進程速度。其四是國內基於煤炭的能源結構也造成了霧霾污染日益嚴重，引起民眾的高度關注、擔憂和不滿……在國內外某些勢力的刻意渲染、誇大下（法國總統氣候特使尼古拉•于洛曾在法國電視上聲稱：“中國孩子都不知道天空是藍色的”），污染問題已經成為中國人最為關注的首要問題。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氣候問題成為中國崛起的“阿喀琉斯之踵”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自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後，特別是巴黎氣候峰會臨近之際，中國內政外交雙管齊下。特別是外交。事實證明，中國的“氣候外交”雖然不如法國那樣在西方媒體上搞得“花團錦簇”、令人眼花繚亂，但卻實實在在、步步為營、實用見效，從而在困境中走出了一系列好棋。在國內問題上，中國首先緊抓綠色能源建設。短短幾年內中國事實上一躍成為今天世界上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和水電等）的主要應用國和生產國。甚至連法國媒體也承認，中國“僅僅幾年內就無可爭議地成為綠色發展的冠軍”。中國剛剛通過的十三五計畫也將“綠色文明”的宏大目標列入其中。

在此基礎上，中國展開了一場“氣候外交芭蕾”。中國打破過去由國務院總理出席氣候峰會的慣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往巴黎，表達中國高度重視巴黎峰會的態度。此前中國與美國發表了氣候聯合聲明，進一步明確中國主動承諾的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30年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開始減排的目標。中國同時也加強了與金磚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的共同立場，特別是中國以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在氣候談判中支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這一點得到印度等多國的全力支持。中國在主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根據不同的歷史和現實因素，共同來應對氣候變暖問題的同時，一方面支持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之前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而另一方面中國則主動承諾提供200億人民幣投入“南南合作基金”，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在巴黎氣候峰會召開前夕，中法兩國在法國總統奧朗德訪華期間公佈了關於氣候問題的共同聲明，雙方就巴黎協議中五年一度的核查將具有司法約束性達成共識，為巴黎氣候大會的成功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而美國迄今為止已成為反對這一條款的“孤家寡人”。

中國的這一系列外交攻勢的效果非常明顯。在哥本哈根峰會上，中國一直是西方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批評的物件——儘管這些批評並不中肯；而這一次由於中國準備充分，在各個領域都展現出了無可挑剔的相關措施，結果竟使擅長於“雞蛋裏挑骨頭”的西方特別是法國媒體無法再將“莫須有”的“罪名”套到中國頭上。關注和跟蹤這次巴黎氣候峰會的記者們都可以注意到，法國媒體一如既往地將美好的鏡頭對準了西方國家明星式的領導人，而故意忽略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元首；但熱衷於向中國潑污水的法國媒體這次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指責中國的。

如果說這次巴黎氣候峰會奧朗德總統借東道國之利而在前臺扮演著主角的話，那麼拒絕接受五年核查具有司法約束力的奧巴馬則扮演了一個“反派”。舞臺的聚光燈下罕見蹤影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更多地在做著巴黎氣候峰會“導演”的角色。

事實上，氣候問題已經從過去所存在的各種不利於中國的方面，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在轉變。中國在太陽能、風能等技術領域的創新與突破，使得本來以為可以篤定蹺著二郎腿數錢的西方目瞪口呆：法國在巴黎氣候峰會期間為其最大的太陽能發電站啟用剪綵，來佐證法國在綠色能源領域的努力和進步。然而其太陽能板卻不是法國甚至不是歐洲生產的，而是中國英利集團公司的產品。原因是中國產品物廉價美。正是因為使用了中國產的太陽能板，使得其價格比核能還便宜。中國“再生能源技術”的技術和性價比優勢，氣候峰會可能成為中國“綠色出口”的一個新的契機。而且正是在中國的“氣候外交”攻勢下，中國今天在氣候問題上已擺脫“被告”地位而處於道德高地之上。

中國“氣候外交”給我們一個有益啟示，我們今天的發展和國力，已經使我們既能適應國際遊戲規則，同時也可以在適當時機參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之所以中國歷來奉行“反應式外交”方針，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國際秩序和規則到目前為止仍然掌控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統治集團手中。我們無力挑戰西方主導權。今後我們主要也還是需要通過適應西方遊戲規則、積極加入全球化進程，來爭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的是，在適當的國內外條件下，我們也已經可能在外交上“有所作為”：即參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在巴黎上演的“氣候外交”就是一個例子。畢竟，制定規則者永遠會比適應規則者更接近於“（共）贏”的位置……

（鄭若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