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9日，國務院向全國發出了關於1967年春節不放假的通知：「當前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以排山倒海之勢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全面奪權的關鍵時刻。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決定1967年春節不放假；職工探親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暫停執行，以後再補。」

18歲的上海玻璃機器廠青年工人章仁興正是發出「廣大革命群眾要求」的第一人。他投書《解放日報》，在全國最先發出倡議：「在兩條路線和奪權鬥爭進行得這樣尖銳激烈的時刻，我們怎能丟下革命和生產，回鄉去過春節呢？不能！不能！堅決不能！」

這封「革命造反派來信」刊登後，章仁興在廠裡大出風頭。工友以開玩笑的口吻質問他：你不休息人家也不休息？

“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出爐

1967年伊始，章仁興所在的上海玻璃機器廠動員人們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產”。

春江水暖鴨先知。上海玻璃機器廠總是得風氣之先：第一個成立工人造反隊、第一個奪了廠裏的權。這一切，皆因出了個潘國平。潘國平曾與“四人幫”主犯王洪文共同發起成立了“工總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是全國第一個工人造反派組織，控制上海局面達10年之久，而一度，人們只知道“工總司”有個“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為“老造反”，潘國平文革時紅極一時，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章仁興算是廠裏較早追隨潘國平造反的一批人了。“工總司”成立那天，章仁興跟廠裏的人去看熱鬧，熱血沸騰，當場參加了造反隊，而且當即扔下自行車，跟著隊伍爬上火車進京討說法，見證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對於春節不回鄉的動員，作為造反派成員，章仁興理所當然積極表了態。不久，他就被廠裏管宣傳和政工的造反派頭頭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義寫的倡議書請他過目。倡議書寫道：“我到底要不要回鄉呢？這個問題最近一直在我腦子裏打轉。經過再三考慮，我決定不回鄉了。為什麼我要做這樣決定呢？我想，我是個革命工人，又是個造反隊員，應當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做‘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

章仁興被挑中並不是偶然的。他是廠裏小有名氣的造反隊員，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鄉探母，這在以本地人為主的廠裏是不多的，這就使得他成為春節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章仁興沒有任何猶豫地簽了名，因為，“我是什麼號召都聽的”。對他來說，“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簽字後的事，章仁興就一無所知了。他只知道，頭頭們“跟上面有聯繫”。

革了春節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興”的倡議書在“工總司”控制下的《解放日報》以“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形式登了出來，同時刊登的還有國棉31廠“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類似來信，並配發“本報評論員”文章宣佈：春節算得了啥！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節日來到了！

國棉31廠，是上海造反派頭頭黃金海的娘家，跟潘國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機器廠一樣，同為造反派的中堅力量。黃金海也是“工總司”的發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親信，文革時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財貿組負責人、市總工會常務委員。

從這一天開始，全國各地的報紙紛紛刊登所謂“讀者來信”和“倡議書”，開足馬力大造輿論。上海“工總司”控制下的另一家報紙《文匯報》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戰地黃花分外香》，深情地稱讚“章仁興”的話“說得多好啊”：回鄉探親，畢竟是私事，是小事；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鞏固剛剛奪來的大權，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僅僅4天之後的1月29日，中央便順應“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發佈了春節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車站，宣傳車開始反復廣播該通知。許多準備回家探親的人，立刻到車站售票處退票。從包頭去杭州的一個幹部在北京轉車時聽到廣播，立刻換了回包頭的車票。

沒有年三十的春節

奪權大戲的高潮，發生在臘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戶戶「割年肉」開始準備年夜飯的日子。而今年的這一天，上海不知有臘月二十六，只知道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紀念日——2月5日。

這一天，全面奪權後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了百萬人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宣佈「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興和劉其舜都在這百萬大軍的海洋裡。章仁興記得，各單位都是一卡車一卡車拉去的。他們廠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輛卡車。劉其舜是自己一個人去的。春節前不久，劉其舜被造反派一紙借令借調去當了工人記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沒有寫任何報道。反正上面有統一稿件，湊湊熱鬧就行了。

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這個「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就規定，春節不准提前發工資。通知說：工資一律按正常日期發放，不得提前；確有困難者，提前發放的最多不能超過本人全月工資的三分之一；凡提前發放工資的款項，銀行一律拒絕支付。上海人民公社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叫「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的機構，針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用『串聯補貼』『生活補貼』『活動經費』等反革命經濟主義的手段來腐蝕革命群眾的陰謀」宣佈，他們以前的簽字許願一律作廢。

在熱熱鬧鬧的奪權聲浪裡，「革命化春節」不但破了春節這個「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大觀園、大市場、大喇叭」的最大「四舊」，還解決了奪權後的新政權面臨的現實困難。僅以「春運」而言，上海奪權後，全國來串聯的「革命群眾」多達數十萬人，單水上運輸預計就有40萬人次，團體登記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約50%，這對於文革期間脆弱的國民經濟而言壓力可想而知。

1967年的春節靜悄悄地來到了。2月8日除夕這天，上海玻璃機器廠正常上班。章仁興一直到下午4點半才準點下班。晚飯和平時一樣，在食堂吃的。

不過上海針織漂染一廠下午2點時就幾乎沒人了。雖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開溜。造反派頭頭們也睜隻眼閉只眼，他們其實也盼人早點走完了自己好回家過年。

(黄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