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3日，我（時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正參與主持修訂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一書，準備出第三版，供恢復高考後用作教材。

李公天（時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教師）找到我告知：「外面傳說康生妻子曹軼歐已死。」我問他：「準備採取什麼行動？」他說：「除惡務盡，康生雖死了，但戴在他頭上的幾項桂冠依然未動。這樣，對曹的訃告也會戴上幾項桂冠，這令人太不甘心！到時候了，應該掲發這對夫妻的罪行，公之於眾。」

我贊成他的看法，當時「四人幫」雖已被逮捕，但作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的康生罪行累累，如果不被徹底揭露，必將影響對「四人幫」全部罪行的揭發和流毒的徹底肅清。

李公天在團中央工作過，同耀邦同志熟識。我支援他先向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報告曹的死訊及揭發康生的意見。

1977年12月3日下午，李公天通過和耀邦同志一起駐中央黨校的秘書梁金泉向耀邦同志做了彙報。因這天是星期六，下班後耀邦同志進城回家。

12月5日是星期一，我們想第一時間得知耀邦同志的意見，李公天又去找梁秘書問情況。梁秘書說：「耀邦同志說：『曹哪里死了？沒死！』」公天即問：「可不可以掲發康生？」梁回答:「耀邦同志對康生的態度，大家都是知道的，這事由你們自己定。」

耀邦同志在一次全校幹部大會上提到平反冤假錯案時曾明確指出：「黨校也要總結，對於中央黨校的領導，在臺上的也好，在台下的也好；活著的也好，死去的也好，凡是對他們有意見的，都可以提出來！」此話對我們影響很大，我們決定，由我們自己負責，立即公開貼小字報掲發康生。

為了慎重，也為了增加「保險係數」，我讓公天向時任中央黨校教育長的馮文彬報告我們的想法。公天見到文彬同志後，向他詳細彙報了我們的想法：康生禍國殃民，罪大惡極，而又隱藏很深，我們如果不掲開康生的蓋子，不僅中央黨校掲、批、查運動深入不下去，全國揭、批、査「四人幫」的問題也深入不下去。但是現在中央對康生的問題沒有表態，而且有人還要保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到不給耀邦同志惹麻煩，打算不貼大字報，而貼小字報；不貼在室外，而貼到16號樓樓內走廊牆上。16號樓是哲學教研室所在地，學員常來常往，能看到小字報，這樣就能把康生問題端到全國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認為這樣做行不行？文彬同志聽後，面帶笑容地答復說：「這事由你們自己決定吧！」

想到貼小字報，只有我和公天兩人署名，力量略顯單薄，於是我們找了教研室同事盧俊忠、毛衛平、吳義生、吳秉元，得到他們同意，於1977年12月8日下午寫出了有五人簽名的小字報。吳秉元自己單獨寫一張，都於當日傍晚公開貼在哲學教研室所在的16號樓一層走廊西頭南牆上（小字報貼出日期署為12月9日，即「一二‧九」，好記）。該樓樓門大開，任人出入，方便大家觀看。

經商定我們認為，康生罪行累累，第一張小字報內容不必太繁瑣，只醒目地標出《xxx執行的是一條什麼路線？》，文中明確指出康生執行的是和「四人幫」同一條反革命路線，罪大惡極，希望中央公開徹底嚴加處理！

小字報貼出後，在全校學工人員中立即引起轟動。消息不脛而走，夜晚還有人打著手電筒來看反康生的小字報。隨後，16號樓走廊裏揭露康生多方面罪行的小字報不斷增加，挨著第一張小字報往東貼。其他教研室也積極回應，紛紛張貼小字報。小字報從16號樓一層走廊南牆轉到北牆，又轉上二層走廊的南牆、北牆，再轉上三層的樓梯，到三層以後又轉入會議室……

當時，正值中央黨校「文革」後復校，舉辦第一期省部級幹部班、地廳級幹部的普通班，學員正在耀邦同志領導下學習、討論、貫徹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黨校群賢畢至。聽說16號樓有掲發康生小字報的消息，學員們都爭先恐後地趕來觀看。他們靜默無言、認真思索……並帶來一撥又一撥讀者，觀看揭發康生罪行的小字報成為中央黨校院內一大「熱景」。

到中央黨校學習的普通班學員來自全國各地，人數最多，由他們把黨校揭發康生的小字報傳到校夕蔔，甚至全國各地，成為當時一大政治新聞。

後來得知，當梁秘書向耀邦同志彙報16號樓開始出來掲露康生罪行的小字報時，耀邦同志立刻就披上大衣，大喜道：「好極了，我們一起去看！」秘書制止道：「你不是說不知道有此事嗎？你不必去看了，情況和材料會不斷報上來。」耀邦同志才打消了親自去看的念頭，還說:「是，我不知道！」他不能不顧及當時所處的環境和地位。很快，中央黨校這張小字報的內容，通過《情況反映》及時反映給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不久，耀邦同志調任中組部部長，但仍兼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我們參加了耀邦同志與來中央黨校任副校長的馬文瑞同志交接工作的處級幹部會。會上，胡、馬有一段頗為生動傳神的對話——耀邦同志問時任黨校教育長的馮文彬同志：「16號樓不是有貼康生的小字報嗎？」文彬同志回復：「是的，有。」耀邦又對馬文瑞同志說:「我們校委對這件事的意見是：一不提倡，二不壓制。文瑞同志看如何？」文瑞同志略微思索後說：「依據黨章和黨的傳統，黨員對任何人有意見都可以提出來，此事我看是可以的。」這樣，兩任新老領導正式認可了我們掲發康生的行動。

隨後，揭批康生的活動在中央黨校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學員支部結合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中，有的以支部名義正式請校領導向中央提出對康生問題進行立案審查的要求。

耀邦到中組部後，又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請中央黨校和中組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幹部名冊，其中包括康生誣陷周總理以下300多人的黑材料。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首先提出解決歷史遺留的六大重大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康生冋題。這是我們貼出揭露康生第一張小字報一年以後的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立案審查康生。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紀律檢査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和關於謝富治問題的審査報告中提到：「康生、謝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中央決定開除康生、謝富治的黨籍，撒銷對他們兩人的《悼詞》，並向全黨公佈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康生、謝富治兩人的問題，是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進行審査的。一年多來，中共中央紀律檢査委員會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於1980年9月正式向黨中央提出了關於康生和謝富治兩個審査報告。這兩個報告已經中共中央批准並於最近轉發全黨。」這樣，康生終於得到了其應得的下場，大快人心！

1977年12月9日第一張公開揭發康生罪行的小字報，成為「文革」後直至中央決定立案、公佈罪行等一系列連續不斷過程的開端，被一些人稱之為「打響了向康生開的第一槍」。

1978年4月，中央黨校召開全校大會，教育長馮文斌總結中央黨校在「文革」後對撥亂反正的貢獻：第一，發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第二，發動了群眾性的對康生罪行的大揭發。

（韓樹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