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居然打破了中美建交三十七年來的政治規矩，更居然違反三個「中美聯合公報」關於一個中國的定義，不但是以候任總統的身份與蔡英文條通了電話，而且更是兩次將蔡英文稱為「台灣總統」，這使人大感訝異：美國的台海政策是否將會隨著特朗普的走馬上任而發生顛覆性的變化－－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對此，北京是處變不驚，沉著應對，除了重申一貫的基本立場之外，沒有說出任何一句情緒化的語言，因而民進黨抓不到任何辮子。對此，基辛格博士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與奧爾布賴特兩位前國務卿前日晚在紐約出席名為「領袖對話：國務卿論壇」的活動時說，「我此次被中方冷靜的態度深深感動。中國領導人的決心顯示了希望能夠展開冷靜的對話。」而奧爾布賴特也表示：「我希望北京沒有為此過分生氣，或者認為這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其實我們仍不知道政策到底是什麼樣。」
相對地，特朗普團隊也在努力地為「電話風波」降溫，刻意將之為「一通電話而已」，特朗普與蔡英文通電話並不是打算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那只是「禮節性」通話。
但是，與特朗普團隊在台海問題本身降溫的同時，特朗普卻在台海問題以外的事務，卻還在繼續充分發揮著「大咀巴」的特色，亂噏一通，在推特上向中國開炮：「過去中國讓其貨幣貶值（讓我們的公司難以競爭），對我們輸入中國的產品徵收重稅（美國並不徵收他們的稅），或者在南海建造大規模軍事設施的時候，問過我們是否可以嗎？我想沒有! 」
在競選總統期間從來沒有關心過南海問題，即使是在「國際法庭仲裁」鬧得滿球風雨，這個議題正是可以爭取選票之際，卻仍然不動聲色的特朗普，在當選總統，沒有任何選票壓力之下，卻突然談起了南海問題，而且與他在競選期間作出的淡化與亞太盟國的軍事合作的態度，完全不符，顯得頗為兀突。
綜合各方面的資訊並進行梳理提煉，似乎是可以得出這麼一個觀點：特朗普是利用台灣作工具，要與中國尤其是在與習近平會見時，就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利益問題進行討價還價——搶先向天要價，為的是討得一個理想的價錢。他在「嗆聲」中談到的人民幣貶值、向輸入中國的美國產品徵收重稅等，就正才是他所關心的中美關係中的核心問題。不幸的是，他為了抬高向北京要價的價碼，拿了台海事務來說事，並以與蔡英文通電話為籌碼。但他卻又偏偏完全不了解台海事務，就以其一貫的「大咀巴」性格，在個人推特中稱呼蔡英文為「台灣總統」，踩踏了美國台海政策的「紅線」。
特朗普團隊的台海事務智囊雖然都是「反共親台」之輩，其中一些人還參加了國會「台灣連線」的活動，但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行政官僚與民意代表之間，有著質的不同。當這些「反共親台」的政客擔任政務官以至是出任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等職務，就必須務實執行政府的政策，因而提醒特朗普不要在台灣問題上越過「紅線」。這就是特朗普很快刪去「台灣總統」推文的原因。但是，在無關一個中國政策的國際事務上，尤其是在攸關美國經濟核心利益的中美貿易問題上，就卻是「沒有禁區」，可以與北京討價還價，甚至是搶先向天叫價，以博取北京的落地還錢，最後雙方以「政治是妥協的產物」的定律，各讓一步，爭取到理想的結果，從而使得他「經濟回流美國」的政策得以落實。
實際上，特朗普是商人，不是職業政客。這就決定了他未來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更重視商業利益。因此，他所「嗆聲」的人民幣貶值、雙邊貿易不對等等問題，就是他未來出任美國總統後所關注的問題。至於台海事務，並不是他關注的重點，也不願利用台灣問題來挑戰中國。至於這一次「電話風波」，是為了積累要價的籌碼，希望能在商談中美經濟關係處於主動的地位，甚至是搶占戰略高地，亦即是「圍魏」（利用台灣問題說事）來達致「救趙」（在中美貿易戰中獲利）之目的。但由於他的「大咀巴」習慣難改，也因為未曾接觸過台海事務而不知「水深淺」，說了此前一些反華反共政客也不敢說的話。這當然急壞了雖然在個人情感上也親台，但仍仍需對三個「中美聯合公報」負責的幕僚群。因此，就有了特朗普在台海事務上降溫，但卻仍然死磕中美貿易問題的調整。
於是，就有了被視為特朗普與蔡英文通電話的「牽線人」，特朗普交接團顧問葉望輝，昨日在抵台訪問的首日，與媒體會面時所說的「美國不會利用台灣，台灣不是工具」，及對於「特蔡熱線」不必過度反應，也不必期待美國對台政策有大改變。
實際上，表面上「親台反共」的共和黨，是由美國的企業、富豪和中產階級組成，意識形態保守，講究放任經濟和聯邦主義。因而歷屆的共和黨政府，帶給台灣的都是比民主黨政府還要大的危機。尼克松表面「反共親台」，卻在基辛格的安排下，與中國進行「破冰」，建立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基礎。列根在選前放言要「與台灣重新建交」，但是當選後為了冷戰格局的需要，與中方簽署《上海公報》，重創了民主黨卡特政府制定的《台灣關係法》。小布什的初期雖然在南海撞機等事件後與中國關係陷入僵持，但由於陳水扁不斷挑戰美國的亞洲利益，甚至還嘗試「法理台獨」的可能性，觸碰了美國國家利益的底線，因而透露了國際洗錢組織掌握陳水扁的貪汙信息，還給陳水扁扣上了「麻煩製造者」的帽子。因此估計，在特朗普時期，中美之間的經濟矛盾大於政治矛盾，而且經濟矛盾也是主要矛盾，台灣問題只不過是為了達到經濟利益而「借喬」而已。
因此，只要北京能發揮高度的政治智慧，連消帶打地進行應對，就可以化被動為主動，爭取更大的權益。當然，能夠在此後適當的時間，抓住時機促使特朗普同意洽談及簽署第四個「中美聯合公報」，增添反「台獨」等方面的內容，及充分利用聯合國候任秘書長古斯雷斯在出任葡國總統時，對澳門回歸的友好務實態度，並協助他的祖國——葡國解決經濟困難的問題，從而從根本上「感動上帝」，完成「愚公移山」的工程，促使聯合國大會通過一個新的決議，補強第二七五八號決議的不足之處，寫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堵塞民進黨當局要在國際上推動「法理台獨」的漏洞。一九七一年阿爾及利亞等二十三國提案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時，中國並沒有參與起草提案，只能在大洋彼岸安靜等待，因而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只是解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問題，並沒有處理好一個中國原則，甚至還使用了「蔣介石集團」這樣的政治語言，法律語言偏弱。如今，中國已是聯合國成員，而且還是安理會常務理事國，可以自己提出更嚴謹的提案，在法律上無懈可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