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事件頻出。發生在重災區教育戰線上的「黃帥事件」——一個小學生批判班主任老師的所謂「師道尊嚴」的事，被「四人幫」利用成為「反潮流典型」，在全國教育戰線上造成了災難性影響。「黃帥事件」起始於北京日報社的一篇內參報導——《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我當時是報社內參部一名記者，對發生在「文革」期間的這一轟動全國的事件，現仍有些記憶，回顧往事，汲取教訓，很有意義。

1973年九十月間，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2）班學生黃帥，用寫日記的方式給班主任齊洪儒（正式刊載時用「齊某儒」）老師提意見，師生之間產生矛盾。於是，黃帥給包括《北京日報》在內的首都多家報紙寫信反映情況。來信主要是黃帥講自己怎麼「挨整」，如「我去上課就是準備挨整」，「老師拍桌瞪眼」，等等。最後調門兒提高到「師道尊嚴」，如「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信中用了不少「文革」期間成年人寫大字報的語言，比如「批倒批臭」「劃清界限」「壓制民主」「打擊報復」等等。

來信先由報社群工部（群眾來信來訪工作部）拆閱登記後，送報社領導審閱批示各業務處室承辦。當時報社一把手和主管內參的報社主要負責人，將此信批給內參部，並明確批示刊登內參向上反映。此任務落在了和我坐對桌的、分工負責聯繫文教衛系統的向美卿身上。

向美卿長我11歲，是1952年參加工作、1954年入黨的老同志，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系，留校從事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1970年從「五七」幹校調北京日報社毛著組擔任編輯、記者。為加強內參報導，增加黨員力量，1971年初老向從毛著組，我從通采組一起調到內參組，直到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向美卿重新回校任教，我們在內參部（組）一起工作了七八年。

老向接到任務後，按領導安排和內參工作的一般程序，去了黃帥所在的學校海淀區中關村一小，先後採訪了當事人黃帥、班主任老師齊洪儒和學校領導及其他有關的情況。同時經同意將黃帥的日記帶回報社，送給部門和報社領導審閱。領導明確指出，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為主（標）題並加按語編髮內參。

我當時除完成內參采寫任務外，還肩負部門的一些內勤工作，有機會接觸內參稿件的排印、送審和發送，插空翻過黃帥的日記。我清楚地記得，對記者起草的主要是介紹情況的按語，領導做了較大改動，特別添加了一些當時盛行的語言，如「沒有分清路線是非」，「更不深入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息事寧人」，等等。

最後，《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於1973年11月24日在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673期《內部參考》上刊發。全篇內參分三個部分：編者按、來信全文、日記摘抄。其中日記共摘抄了六篇：1973年9月5日、7日、28日三篇；10月13日、18日、19日三篇。據有關資料披露，「江青的親信遲群、謝靜宜看到此材料後，直接找到黃帥，加以鼓勵和支持，並指令《北京日報》於1973年12月12日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為題加按語公開報導」，占了一版右邊半個版版面。

12月18日，《人民日報》轉載了《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並另加編者按語。《人民日報》這組報導，也在一版刊出，占了下半個版版面，同時刊發了《中關村第一小學教育革命形勢大好》的「本報訊」消息。

後，北京和全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相繼宣傳了黃帥這個「反潮流典型」，給本來就被「四人幫」搞得極為混亂的教育戰線火上澆油，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

粉碎「四人幫」以後，隨著撥亂反正的不斷深入，以恢復高考為標誌，教育戰線逐步走上了正軌。《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的直接當事人黃帥一年年長大，成人成才。據報導，她後來考入了北京工業大學，並留學日本，回國後從事出版工作。

《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的另一位當事人、此內參的采編者向美卿在粉碎「四人幫」後卻承受著很大的心理壓力，一段時間內茶飯不思，有時絮絮叨叨，認為自己倒霉。我當時雖然是黨支部委員，又和老向坐對面桌，也只是抽空說上一兩句安慰的話：「這種事，趕上誰都一樣。」同時，粉碎「四人幫」後調入北京日報社、作為報社黨政一把手的黃森，在處理這個與「四人幫」親信有關聯、又有較大社會政治影響的事件中，充分展現出一位老幹部的政策理論水平。他在公開場合多次講過：「在揭批『四人幫』中可能會涉及過去的某些報導，一定把握好政策界限，不能以『左』批『左』。」在對待《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這篇內參的采編者向美卿的態度上，他不單是實事求是，更有一種「政治長者」的寬宏大度。

我記得，我和王豐玉（時任內參部主任）一起或單獨多次就「黃帥事件」與黃森進行過交談。一次，我們向黃森匯報「黃帥事件」內參刊發前後北京教育界的混亂情況，內參做過多次反映，最嚴重的是石景山區連續發生學生毆打教師事件。在「黃帥事件」之前的1973年1月12日，石景山區五里坨中學女教師林××，因勸說學生王××不要罵人，被王××用石頭打死。林老師是1959年從印尼回國的華僑，此事發生後國內外反響都很強烈。林老師在印尼的父母給中僑委和區教育局寫信，「堅決要求××肇事者」。學校的華僑教師表示：「必須嚴懲兇手，否則華僑無法工作。」據石景山區教育局反映：「近一年來，這個區連續發生五起學生毆打教師事件。」上述情況，我們經過採訪核實，於1973年4月16日刊發在第653期內參上，而且將華僑女教師林××被學生用石頭打死一事，寫在了內參稿件的最開頭處，以期引起重視。然而，這個在當時比黃帥與班主任老師鬧矛盾的影響要大得多的事件，早發了內參，卻沒有什麼反響，更不用說引起「領導關注」，整頓一下學校的秩序了。同是印尼歸僑的黃森聽懂了我們「藉以表白」的意思。他聯繫當時的政治大氣候，講起了事物發展中偶然性中可能孕育著必然性的道理，但同時明確指出：要承認事物的偶然性，「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其所指就是「事物發展變化中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可以這樣發生也可以那樣發生的情況」。黃森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從哲學的高度分析問題，讓人服氣。

1977年7月底，我剛剛被任命為內參部副主任後不久的一天，在王豐玉支持下，我將黃帥與班主任老師鬧矛盾一事內參編髮中的一些「過節」，向黃森如實講了一遍。我告訴黃森，編者按中一些「定性的政治語言」是領導加上的，向美卿撰寫的原稿只是一般地介紹了事情的發生和發展過程。我還冒昧地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中央一位主要負責人講過的給新華社記者寫內參撐腰的話。我說：「中央高層對采寫內參早就有話，『記者只對事實負責，至於如何評價是領導者的事情』。」黃森問我上述說法的出處，我停了下，說：「劉少奇說的。」他馬上跟進，說：「少奇同志說得對！黃帥的事記者不負主要責任。」我眼前一亮，又聽黃森補充了一句：「今天談話的意思可以轉告向美卿同志，但限定在內參部。」我向王豐玉匯報了黃森的意見後，我倆鄭重地向向美卿轉達了黃森的意見。我記得，談話還沒完，向美卿突然起身，雙手捂臉跑出了辦公室。在老王的示意下，我跟了出去，站在女衛生間門外張望，不時聽到她的抽泣聲……過了一會兒，老向走出了衛生間，用冷水衝過的雙眼仍然噙著淚花。我陪她回到辦公室，她「不好意思了」的話剛一出口，老王馬上接過話茬，說：「好了，報社一把手正式表態了，黃帥的事過去了，美卿同志放下吧！」這時老向有了笑容，心裡得到了些許寬慰。

上述情形，過去了幾十年，一些具體情節仍然留有記憶，原因不外乎是：「黃帥事件」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影響很大，教訓深刻；在歷史轉折時期，黃森在處理「文革」期間發生的跟人有關的問題時，不但有著很高的政策理論水平，同時也體現出這位1936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對下屬的寬厚和愛護。

編後話——

李守仲先生撰寫的回憶中央領導同志批示《北京日報》內參的文章，多篇在《黨史博覽》上刊出，如《改革開放初期的兩次「解籠頭」》《我采寫了第一次公開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內參報導》等等。這些都是正面的，說的是內參「過五關斬六將」的事。然而，像許多其他事物一樣，內參也有「敗走麥城」的時候，這次刊登的《我所知道的「黃帥事件」》就是例證。把這些不好的記述下來，一方面是歷史的遺存，更重要的是汲取「文化大革命」帶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李守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