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通過高振普將軍（原周恩來衛士）的親歷、親見、親聞，立體展現了周總理從1972年患病到1976年與世長辭期間的工作和生活狀況。

1月8日，總理走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人民的好總理，為人民奮鬥了60多個春秋的偉人，帶著全國人民的敬仰，離去了。

全體醫務人員、工作人員都站在周總理的周圍。病房裏一片哭喊聲。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同志陸續地都來了。他們都怔怔地站在總理床前，深深地向總理鞠躬。鄧穎超留全體領導到會客室向他們提出周總理生前提出的三個要求：第一，死後要火化；第二，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第三，骨灰撒掉，不保留。

大姐請他們向毛主席報告。大姐講完，李先念立刻站起來說，要搞改革不能從總理開始，不搞追悼會，我們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

中午12時，總理遺體將被轉送至北京醫院，鄧大姐撫摸著總理，大聲呼喊著：「恩來!你安息吧!我們繼續跟隨毛主蓆幹革命!」

我們幾個身邊工作人員和部分醫生、護士送總理到了北京醫院太平間，哭別總理。北京醫院副院長韓宗琦止住我們的哭聲，帶領我們全體向總理作簡單的告別。

總理逝世前曾交代醫務人員解剖他的遺體。他說：「現在對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死後，你們要徹底解剖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作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遵照總理遺囑，由北京醫院的專科大夫對他的遺體實施解剖。解剖的結果顯示，總理體內癌細胞大面積擴散，在肝臟、肺和大腦都已形成惡性腫瘤。

遺體送去北京醫院的當天，要求我們把衣服送去。我們去問鄧大姐，她明確告訴我們，不做新衣服，要選他平時最喜歡穿的現有最好的衣服。我們選了總理冬天穿的灰色法蘭絨中山裝，這一套相對較好，雖說舊些，可沒補補丁；一件布襯衣，這是一件比較好的襯衣，也已穿過多年，不過沒有更換領子和袖子；一條布襯褲和一件西裝背心。這幾件衣服有的穿過幾年，有的穿過十幾年。總之，沒給總理趕做一件新衣服。

鄧大姐看過為總理準備好的衣服後，含著眼淚對我們說：「這是恩來的作風，他死後，咱們還是要尊重他，不為他而浪費人民的錢。新的舊的都一樣，都會一把火燒掉。你們會理解吧？以後不會有人怪你們。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暫時的。」

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周總理去世的當天，鄧大姐向黨中央提出了總理生前的請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1月15日下午，追悼大會結束後，晚7時半左右，鄧大姐帶著我們走進大會堂西大廳內的中間小廳。總理的骨灰已暫時安放在這裏。我們肅立在大姐身後，向總理像默哀。

我倆從鄧大姐手裏接過已分裝在四個塑膠袋裏的骨灰，放人總理日常裝文件的黑色皮包裏，穿過人民大會堂地下室，坐上總理生前乘坐過多年的蘇制灰色吉姆車。今天再一次坐在總理的專車上，我不禁感慨萬千。以前都是張樹迎和我坐在這輛車上護送總理參加會議、接見外賓，可從今以後我們再也見不到總理了。

鄧大姐則由她的秘書趙煒、保健醫生陳士葆、護士劉新蓮陪同，乘另外一輛車緊隨在後，空軍政委張廷發同志親自領隊，離開人民大會堂，向東駛去。

晚8時許，我們到達坐落在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一架平時作為撒農藥用的飛機已停在那裏。飛機起飛了，大姐揮手向總理作最後的告別。北京的上空，天幕低垂，烏雲籠罩。坐在飛機上，我的心總不能平靜，腦海中閃過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一幕幕：回想起15年來，您到各地視察，我跟隨著您，同坐一架飛機；您出訪亞非歐各國，我們也跟著您，同坐一架飛機。今晚，我們還是同在一架飛機裏。我多麼想再看您戴上眼鏡批閱文件，再聽到您談話的聲音……機長「準備」的喊聲打斷了我的沉思。按照計畫，在北京城區上空撒下了總理的第一包骨灰。

總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雲水庫。這是按照鄧大姐原來設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選定密雲水庫，既有水，骨灰又可飄向長城內外。然後向天津飛去。天律，有總理中學時就讀的南開學校。天津，也是總理參加革命的起點，更是他與鄧大姐相識、相戀的地方。總理對天津有著深厚感情，常常把天津稱作第二故鄉。

此時，我高聲喊著向機長提議，能否在投放骨灰時把飛行高度降低一點。機長回答說，飛行路線、投放地點、飛行高度都是中央決定的，我無權改變。

機艙內的溫度不斷下降。我們雖然穿上了機上備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但也擋不住刺骨的寒氣。隨著飛機的抖動，我們全身發抖，四個人緊緊地依靠在一起，相互鼓勵著。飛機臨近天津，借著月光，把總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在黃河入海口，我們撒下了總理的最後一包骨灰，於16日零時45分返回機場。經過近四個半小時的飛行，中間沒停留，按照選定的投放點，沒有再驚動其他什麼人，更沒有再搞什麼儀式，在羅青長同志的帶領下，我們共同完成了總理生前的願望和鄧大姐的重托。當晚我們回到三〇五醫院。我們幾個人在治喪期間，都住在醫院，總覺得仍在陪著總理。今晚怎麼也睡不著，覺得醫院真的空了。

1月16日上午9時，張樹迎和我去西花廳向鄧大姐彙報。大姐早已等候在客廳門口，我倆快步走向她。她張開雙臂就像母親迎接歸來的孩子一樣把我倆緊緊地抱住，不停地說：「謝謝你們，謝謝們，你倆為恩來同志服務，保衛恩來同志到最後。」我強忍著淚水，說不出一句話。我們三個人抱得更緊了。

我倆隨大姐走進她的辦公室，彙報昨晚撒骨灰的經過。大姐擺手止住了我們說話，她說，撒骨灰的過程，空軍已經讓趙煒跟我說過了。大姐接著說：「你們的飛機起飛，我想的不僅是恩來，我是想你們和機組的安全。恩來已經是骨灰了。我回來為你們擔心，

一直睡不著，知道你們安全著地了，我又加服了安眠藥才睡的。」我倆聽了大姐的一番話，止不住地流淚。她接著說：「我和恩來共同立下不保留骨灰的誓言，他說如果我死在前頭，他可以替我做到，因為他是總理，如果他死在我前面，就把握不大了。我為恩來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今天完成了，他也應該得到安慰。我們也都為這件事高興。我死後，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黨支部負責，能不能叫我革這場命，還要靠你們去完成。」

鄧大姐說，總理治喪活動到今天結束了，我已摘掉了黑紗，你倆也摘掉吧，悼念死者不在形式，在這個問題上，咱們家先帶個頭。我倆當著鄧大姐的面，摘下了戴在左臂的黑紗。我把它收藏至今，作為永遠的懷念。

1992年7月鄧大姐去世後，她的骨灰全部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

這些舉動，正如鄧穎超大姐生前對我說的，「這是一場革命，從土葬到火化是一場革命，從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場革命。」「死人不要與活人爭地盤，中國的土地就這麼960萬平方公里，每個死了的人占1平方米，多少代以後，還有多少土地留給子孫後代呢？」「我們還有那麼大片的海域，足夠用了。」

總理的骨灰被撒掉後，曾裝過總理骨灰.的這個骨灰盒，一直由鄧大姐保存著，工作人員定期擦擦、晾晾。這期間，大姐幾次講，她死後就用這個骨灰盒，不要再買新的，不要浪費國家的錢。

1992年7月11日，鄧大姐也離開了我們。我們用裝過總理的骨灰盒又送走了鄧大姐。

今天這個曾裝過周總理、鄧大姐兩人骨灰的骨灰盒，已由坐落于天津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收藏，並作為該館的鎮館之寶向世人訴說著兩位偉人的崇高精神和偉大情懷。

（高振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