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唐曉峰，委員黎裕豪、戴祖義、高炳坤、容光亮、陳致平，昨日下午在政府總部向行政長官崔世安宣誓就職。唐曉峰在儀式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選管會將在農曆新年後盡快召開工作會議，並會就新修訂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因應修改條文調整選舉相關工作。同時，也會回顧上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情況，對未臻完善之處予以調整，冀今屆選管會工作做得更好。他還表示，選舉法中已對選舉違規的情況作出明確規定，選管會亦會一如既往在選舉前發出所需指引，提醒候選組別必須嚴格履行選舉法的規定。一旦發現有候選組別涉嫌違反選舉法，不論是涉及刑事或輕微違反的情況，選管會都會按照法律規定即時處理；選管會亦會與廉政公署保持密切聯繫，通報最新情況。當被媒體問及如何監管網絡偷步宣傳時，唐曉峰回應說，現今網絡發達，想絕對監管是比較困難，但選管會會嚴格按照選舉法規定處理，並適時按過往慣例提前向參選組別發出指引。對於選舉法新增有關效忠條文，有傳媒問及如何界定，唐曉峰指出，選管會成員現在才就任，各成員仍未商討有關問題。至於如何打擊買票賣票行為，他則說，會按選舉法處理，並會加強與廉署溝通，任何參選組別若涉及刑事或輕微違反，選管會都會即時處理。

如同過去每次選管會主席都「換人」一樣，今次的選管會主席又是一個新面孔，這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可讓各種具有司法行政管理能力潛質的司法官，都有機會接受選管會主席的實踐鍛煉，及接受能力考察。在相關工作完成後，正好司法機關某些單位有主管空缺，就可「上位」；即使是沒有空缺，也可作為日後提拔的參考資料。實際上，此前多屆行政長官選管會和立法會選管會的主席，後來大部分都獲得較佳的出路，包括獲委任為司法機關各級法院或廉政公署的主管職位。因此，唐曉峰倘有出色表現，也不排除將會是如此。這是一條可行的道路，是「具有澳門特色」的培養司法行政人才的方式。

不利之處，在在於每次選管會成立，其主席都要「換人」，缺乏穩定性和連貫性。實際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選務行政機關，不但是常設機構，而且其主管都有任期保障，除非是犯有重大錯誤，一般都不會隨意更換，即使是「政黨輪替」也是如此。就以台灣地區為例，分設「中央」層級和地方層級的「選舉委員會」，是作為行政機關（在「中央」是「行政院」，在地方則是縣市政府）的常設行政機關之一，其主管分別由「行政院長」或縣市長委任，並分別作為「行政院會」或縣市政府會議的成員。而其委員，除了是與選務工作相關的部會（處）首長之外，還因為台灣地區實行政黨制度，因而也按照黨團人數比例委任主要政黨的代表出任。此外，就像陸委會等實行委員制的部會那樣，也配置了相應的行政官公務員。由此，各種不同類型的選舉，「選委會」都「一手包辦」，如「總統」、「立委」，以前還有「國代」選舉。地方則是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鄉鎮民代表等。

筆者曾多次提出澳門特區也建立常設性選務機構的建議，認為澳門特區的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的選舉，其選務行政管理機構亦即選管會，都是在選舉投票日之前的若干日，由行政長官以行政命令方式決定設立；在該項選舉活動全部完成之後即以解散，因而只是一個臨時的機構。而臨時的選務行政機構雖然可以承擔該次選舉活動的行政管理任務，但卻因為其不是常設機構，就顯得每次選舉活動之間，呈現不持續不連接的狀況，因而致產生不少問題，尤其是未能針對選舉中出現的弊端，提出修法的建議。倘再加上特區政府擬制《選舉法修正法案》的具體工作人員，卻是未曾出任選管會成員，或是未曾參與選舉活動管理工作的，就必會與選舉實務脫節，未能碰觸到實際問題，因而在擬制法案時，就會有「隔靴搔癢」的流弊。因此，有必要像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那樣，設立常設性的選務行政管理機構。

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和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活動的《總結報告》，其「檢討與建議」或「分析及建議」的部分，也提出了設立常設性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建議。但不知為何，後來在擬制《立法會選舉法》修訂法案時，並沒有納入此方案。

按照《澳門基本法》設計，澳門特區有兩個選舉，一是行政長官選舉（其中包括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和行政長官的選舉），及立法會的選舉（直選議席和間選議席）。在每屆的這兩項選舉之前，都是成立任務編組性的選管會。在過去，還有諮詢會民選委員（間接選舉）和市政議會的選舉。回歸後，按基本法規定，行政會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而且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澳門原有法律時，決定廢除諮詢會法律制度，因而此項選舉也被取消，當然就沒有為此而射了設立的選管會。市政議會因為是參考葡國市議會的方式，是屬於地方政權機關，其法律制度也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廢除，因而在回歸後也沒有此項選舉。至於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範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其成員是否有部份由選舉產生，將來或會有討論。倘部分成員甚至全體成員由選舉產生的主張獲得接納，可能還將成立「非政權市政機構選舉管理委員會」。

今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情嚴峻，在新登記選民中，二十五歲以新下選民的比例不小，可能會被激進青年視為其「基本盤」，發動這些新選民投自己組別的一票，以確保自己的代表能夠進入立法會，成為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在澳門的代理人。

黑社會團體也希望能在立法會選舉中分到一杯羹，促使立法會制定或修訂相關法律，及對政府的相關政策施加壓力，使得其所從事的各種「灰色事業」，得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是合法的博彩中介業務，也可獲得更多的法律權益。而其本人更可藉此立法會議員的「天梯」，踏進內地各級政協委員的隊伍同時，以「漂白」自己的身份。美資博企可能也將恃著自己旗下本地員工之眾多，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參加立法會選舉，以圖在特區政府修訂博彩法律，或與其進行續約談判時，施加壓力，爭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包括進一步擴大在澳門博彩業中所佔有的份額。當然，在進一步滿足自己的發財夢的同時，也擁有更多的財力支持美國的各政黨政客。就此，應當要有足夠的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