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樣兩岸學術交流都應該擴大」

歷時五年多，《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晚清卷和民國卷，在2016年下半年由直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

書中內容覆蓋了中國近現代史大部分的重要節點：鴉片戰爭、洋務與變法運動、立憲運動、清朝的覆滅、內政外交之調適、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紛爭、國共兩黨之發展。既有政治史，也有經濟、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個層面的圖景。

本書的兩位主編，王建朗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是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撰寫57個章節的57位學者中，有21位臺灣學者和34位大陸學者，他們都是近年來活躍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的中生代學者。

王建朗在序言中說：「隨著這段歷史的遠去（距離是觀察者保持客觀的重要前提）與時代的進步，隨著海峽兩岸交流的密切，兩岸對於近代史的認識在不斷接近」。

「沒有共識的地方暫時擱置」

雖然書名冠以「兩岸」，但57位作者卻都是以個人的名義參與：從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香港，到台北、台中、花蓮、嘉義。

兩岸學者以城市來介紹彼此的做法始於19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張海鵬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是他當時的主意。.在邀請臺灣學者到大陸參加學術活動時，為了照顧彼此情緒，會議手冊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為「北京近代史研究所」，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為「臺北近代史研究所」「事實上，我們兩個所確實是兄弟所。」他說。

「它（這套書）反映的不僅是北京、臺北兩個近史所之間深厚的情誼，也是海峽兩岸二十多年來學術互動的結果。」黃克武說。

據出版方介紹，這套書名為「新編」，新在運用近二十年暴增的近代史料，以及學界進展，對過去的不少「成說」進行了重評。例如清廷不再全是顢頇、腐敗與缺乏改革誠意的形象，而是努力適應、積極變革，卻因為格局與心態黯然退出歷史舞臺的形象。北洋也一改「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動盪黑暗的時期」的面貌，這一時期的司法改革和外交成就被重新評估。

對1927年之後的近代史，特別是國共關係史和抗戰的論述，海峽兩岸以往一直各執一詞。這套書中兩岸學者的合作方式頗為巧妙：中共黨史部分由大陸學者操刀，國民黨史部分主要由臺灣學者負責，少數由大陸學者撰寫，觀點互相補足。黃克武介紹，雖然兩方的學者都是依照史料來論述，但臺灣學者更能夠呈現蔣介石的成功之處，而大陸學者更能客觀分析他的派系屬性。

這些觀點的背後，也可以折射兩岸政治與社會變遷。王建朗本人撰寫了本書的《戰時外交》一章，論證「八年之後，（中國）從國際舞臺的邊緣地帶一躍進入中心地帶」，「中國在這八年中取得了近代百餘年間最大的外交成就」。而在1990年代，當他第一次提出抗戰時期中國的大國地位時，有人質疑他：「你是不是替國民黨評功擺好了？」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說，「這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王建朗覺得，「現在（這個說法）就完全沒有問題了。」

而怎樣向對岸講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一個考驗。著名歷史學者楊天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套書在兩岸共寫史書方面走出了很大的一步，「做到兩岸都認可不容易」。

民國卷第三十章《祖國去來》，就由臺灣「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謝國興執筆，呈現了日本統治時期和光復初期，往來於海峽兩岸的臺灣人的生命歷程，講到不同個體的期待、實踐與挫折，探討臺灣人的身份認同中，「祖國意識」和「臺灣意識」的由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參與統籌了這套書的相關工作，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受邀參與這套書寫作的學者極少有推辭，而臺灣學者此次的來稿，基本上都能尊重大陸的一些表述習慣，同時也大體保持了臺灣學者的寫作特色。他們在統籌稿件時，每篇文章「基本上會尊重作者本來的研究和表述」。一些暫時沒有共識的歷史問題，就不作專門論述，適度淡化或暫時擱置。

王建朗說：「我們只是如賣把台灣學者的觀點呈現給大家，而且是不過分的、不敏感的觀點。只要言之成據，符合出版要求就行。」

禁區、險學和「紅帽子」

1949年之後，兩岸近代史學界曾經彼此隔絕三十餘年。之後，雙方又歷經二+多年的史料共用和學術交流，才有了這一次兩岸近代史學界的合作。

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東廠胡同1號，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安靜院落。這裏曾是晚清政治家榮祿、北洋時期大總統黎元洪、著名思想家胡適等數位中國近代重要人物的故居。而它後來一直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駐地。

這個中國近代史的最高學術機構正式成立於1950年，最早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中國歷史研究室」。改革開放以前，近代史研究所的主要力量是做晩清史，民國史一度被認為是禁區和險學。儘管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董必武曾指示編纂中華民國史，但1957年，近代史所學者榮孟源提出修民國史，卻被打成右派。

1972年，中央召開出版工作會議，決定修中華民國史，框架是時任近代史所副所長李新受命後定好的：「主要是寫民國時期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怎樣由擴大、深入而逐漸被趕走和被消滅……民族資產階級怎樣由領導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幾經挫折和反復動搖而最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些力量的消滅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在「解嚴」之前，臺灣學術也是政治掛帥。臺灣近代史學者林明德回憶，1968年他從日本回臺灣，帶了一些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書，被警備人員攔下，說裏面充斥馬克思主義。

那時候，臺灣「中研院」近史所主要致力於19世紀中國自強運動的研究。「在威權統治時代，中共的問題，甚至國民黨問題，近史所都不敢碰」，「1970年代，因為大陸對太平天國的研究風氣正盛，所以連太平天國的問題也沒人敢碰，怕被扣上『紅帽子』。」臺灣「中研院」近代史學者林恩涵曾經這樣回憶。

在他的講述中，得益於第一任所長郭廷以與胡宗南交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為當時全臺灣除了情治單位之外，唯一能收藏大陸出版的書籍的機構，但書都被蓋上了限制閱讀的印戳，借閱後甚至得鎖在自己研究室的櫃子裏。而「中研院」近史所內竟然也潛伏著情治人員，常故意拿著禁書，試探學者們的政治傾向。1960年代，郭廷以因為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而被島內指責為「賣國」。

大陸改革開放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才把主要力量轉移到民國史。而與之類似，隨著白色恐怖和威權時代的結束，1980年代，「中研院」近史所的研究範圍，也從19世紀末期推展到20世紀前半期，並且一步一步把研究範圍拓展到1940年代。

破冰

2016年11月9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專門為《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舉行出版座談會，不少近代史學界的老學者也來到會場，談及兩岸交流，著名的近代史和中共黨史專家金沖及一再重複「不容易」。

金沖及感慨於中國近代史的面向何其複雜，特別是國共關係，兩岸史學界都還需要進一步瞭解對方掌握的情況，「例如國共兩黨的兩次合作、兩次分裂。對另一方面不瞭解，怎麼能夠寫出一個完整的符合實際的歷史呢?」

「這些年來，兩岸最大的一個進步在於看彼此的書、讀彼此的作品。」黃克武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兩岸互通往來以前，海峽兩岸學者的交流實際上都在海外進行。兩岸近代史學界的第一次「破冰」，是美國亞洲協會張羅的。1982年，這個協會的歷史年會向兩岸學者發出邀請，要在芝加哥組織討論辛亥革命的會議。大陸和台灣各派出了5位學者參加。臺灣由蔣介石最後的貼身秘書、中國國民黨黨史編撰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帶隊，大陸則由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會主任、中國社科院院長胡繩帶隊。

在飛往芝加哥的飛機上，兩岸學者意外發現與對方同機。據參加會議的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回憶，當時雙方都有些矜持，誰也不願首先伸出友誼之手，或說第一句「你好」。張海鵬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參會的張玉法後來曾向他回憶，秦孝儀在臺灣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見到大陸的人，「臉要繃緊一點」，「不要表現得很熱情」。

抵達會場後，東道主在唐人街的一家中國餐館宴請兩岸代表，聊家鄉、打聽親友去向，成了大家打破尷尬的談資。章開沅與秦孝儀一桌，寒暄一番後，得知秦是湖南人，章開沅問他想不想回長沙重新品嘗火宮殿臭豆腐，他略有沉吟便笑著說：「現在恐怕時機還不成熟吧!」

會上最大的交鋒是辛亥革命的性質。張玉法認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章開沅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雙方各不相讓。

1992年5月，大陸近代史學者第一次受邀踏上臺灣，參加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召開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時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張海鵬成為去臺灣的學者之一。

參會過程亦有政治博弈。張海鵬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邀請函上寫的是「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他給主辦方寫信，要求把邀請函上的「國際」二字去掉，對方應允。當時本來邀請了二十多位大陸學者，但最後成行的只有3位。一方面是臺灣當局把大陸學者中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身份的全部刪掉了，章開沅就被擋在門外，另一方面，教育部直屬高校的參會學者也最終未獲批准參加。

兩岸對1927年之後的近代史一度歧見頗多，但歷史學者見面，總有一條原則：憑史料說話，憑史料說服對方。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維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剛跟大陸學者接觸一兩年的時候，他感覺大陸學者非常強調意識形態，「中生代學者起來之後，相對更遵循學術規範」。

2000年左右，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到臺灣參加學術會議，他代朋友宣讀了一篇關於民國軍事史的論文，雙方圍繞戰爭性質和稱謂展開爭論。王奇生說：「這場戰爭是我們爺爺輩打的，我們孫子輩能不能超然一些？」他提出，從學理角度，雙方是否可以取一個中性的詞：國共內戰？

隨著兩岸不斷交流，一些說法悄然改變，還有一些爭論漸漸有了辟識。「目前學界基本上已經肯定了所謂正面戰場是國軍的貢獻，這大概就是幾十年來雙方互動的結果。」黃克武說。

「關鍵是要有百家爭鳴的氣氛」

「臺灣社會怎麼看你們參加編_這套書?」在11月9日北京交流會的尾聲，南方週末記者問黃克武，他從沙發上坐起：「臺灣在政治多元情況之下：意識形態對立比較明顯。我們這#書在臺灣多元社會裏面，的確是昧較受到統派的關注。」

民進黨上臺，無疑帶來很大變數。社科文獻出版社的一位工作員說：「這套書要是在習馬會（2015年11月7日）的時候出版，就是錦上添花，而現在出版，是雪中送炭」。

民進黨首先「動刀」的，就是大近代史學者造訪最多、有關民國和蔣介石研究資料量最豐富的「國史館」。2016年7月26日下午「國史館」網站突然宣佈停止閱覽服務，進行為期約1個半月的整修；並在完後，同步調整閱覽規則。新規則「平等互惠原則」為由，拒絕大陸及港澳人士調閱館藏，臺灣學者若要査看則需提前15天申請，30天內回複。

這一做法引起了兩岸史學界的抗議。「其實大陸的檔案開放基本上一視同仁，不存在差別對待，沒有只對臺灣學者開放的檔案，也沒有只對大陸學者開放。」王奇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朱痃源亦表示，大陸圖書館並未限制臺灣學者調閱資料，一般省級圖書館都可_査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最近雖因數位化作業對全球封閉，但非僅對臺灣，數位化完成後也會開放，「這是行政理由而非政治理由」。而相比之下，「國史館」限制大陸和港澳學者，就是「政治理由而非行政理|由」。

「最近三十年來，史料的彼此交換是兩岸學界最大的進步。」黃克武說，「過去臺灣是模範生，這次我們反而表現最差，未來我們希望能夠開放更多檔案給大家

在與臺灣學界交流時，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還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大陸學者在講臺上做報告，介紹近年來大陸怎麼實事求是地評價蔣介石的貢獻，聽眾卻沒有什麼反應一他們更願意聽蔣介石的負面。實情是，經歷兩蔣時代的獨裁統治，進入民主轉型後的臺灣，對蔣介石的批判佔據了主導地位；而在大陸，大家慢慢也意識到，蔣介石對北伐、抗戰都有自己的貢獻。

在王建朗看來，「研究史學的人有時候在那裏謹慎半天，可是文學和影視作品比我們走得更遠」。去年他看了電視劇《長沙保衛戰》，在片子裏他發現，原來國民黨的軍隊打得很頑強，抗戰其實是各個方面的力量在綜合發生作用。

喜歡看電影的汪朝光總是向台灣學者推薦近年來大陸的影視作品，例如《幵羅宣言》《喋血孤城》，包括在大陸放映的臺灣抗戰片《揚子江風雲》等，都講到了國民黨對正面戰場的貢獻。

在楊天石看來，兩岸要建立更大的共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關鍵是要有百家爭鳴的氣氛」，「‘心靈契合’是一個長遠目標」。

「兩岸關係不管政治大局怎麼走，學術交流都應該維持甚至擴大。」王建朗說，「讓大家知道歷史是怎麼回事，是一個增加理解的渠道。」目前，兩岸近代史學界還希望開展抗戰史的共同研究。

（劉昊、郜碧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