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鬧懷仁堂」會議，即1967年2月1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亦稱中央碰頭會）。這次會議原定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會議還沒有開始正式討論，譚震林問張春橋為什麼不讓陳丕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到北京來，張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氣憤地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他站起來要退出會場，周總理叫他回來。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

譚震林又說：延安整風時有些人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歷史不是已經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史達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雪夫，搞修正主義嗎？」李先念說：「就是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掉了。」這次會議的情況還有很多，但這些是主要的。（參見《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這次會議在當時和其後的一段時間裡（「九一三」事件以前），被稱為「二月逆流」，遭到完全否定，並進行了嚴厲批判；在「文革」後叫做「二月抗爭」，即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人（亦稱「三老四帥」）所進行的完全否定和反對「文革」的正義鬥爭，其功勳彪炳千秋，名垂青史。

這樣一次會議的記錄是什麼時候整理、怎樣整理的？對這個問題，在政界和史學界存在著兩種不同說法。究竟哪種意見和說法符合事實，這是應該辨別清楚的。

是否「當晚」江青指示整理？

先介紹一種流傳較廣的說法和意見。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二月逆流」的條目中說：「二月十六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這次會上，鬥爭更加激烈，即所謂『大鬧懷仁堂』。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匯報，並於當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中說：「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懷仁堂會議記錄》，當晚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譚震林傳奇–從印刷工到副總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中說：「……惡人先告狀，就在16日的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顧不得吃晚飯，根據康生的指使，驅車釣魚台，直奔16號樓（應為11號樓–筆者注）江青住處。」「江青聽完他們的匯報，簡直暴跳如雷，鏡片下的眼珠閃著逼人的凶光，歇斯底里地說：『這是一個嚴重的事件，政治事件，我們要抓住，趕快把記錄整理出來。』」「人民大會堂的一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在強烈的燈光下，面色灰白，鬼頭鬼腦地『集體整理和核對』中央碰頭會的《記錄》。」「三人各施心計，絞盡腦汁，添油加醋，無中生有，邊核對各自的記錄，邊回憶補充，邊無限上綱，一份歪曲、篡改、斷章取義的《記錄》稿匆匆出籠。」

「江青看罷《記錄》，略露的門牙咬得咯咯作響，氣惱地說：『這是一場嚴重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徐向前、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聶榮臻是附和錯誤路線，周恩來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站在正確路線一邊。』」

「江青一副太上皇的架勢，指指點點。張、姚、王三人暗喜：若毛主席聽了江青的親自匯報，激怒起來，那才有好戲看哩！」

「可江青卻要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直接向毛澤東匯報，似乎這樣更能達到預謀的目的，她揮筆給毛澤東寫了張紙條：

主席：

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

江青

紙條密封後，派專人直送中南海。

三小時以後，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見張、姚、王。」

這幾段話浮想聯翩、繪聲繪色，把「大鬧懷仁堂」會議記錄產生的時間、過程都描述（實際是演繹和編造）出來了。

《中國元帥聶榮臻》（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中說：「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

《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說：「懷仁堂會議的當晚，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連夜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記錄》……」

王力、王廣宇的回憶

這些以訛傳訛的說法（還有這份記錄的真實性及其後來的用途等問題）需要澄清，以恢復歷史本來面目。

「大鬧懷仁堂」會議記錄整理的時間和過程究竟是怎樣的？應該說，有的著作已經做了如實的敘述。茲舉幾例–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說：「會後（指2月16日懷仁堂會議），張春橋、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說要立即報告主席。當晚他們向毛澤東匯報。」（這裡根本沒談整理會議記錄的問題，我想當晚如果確有整理會議記錄的事，這裡不可能不談到–筆者注）

《葉劍英「文革」風雲錄》（中華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中說：許多學者認為《2月16日懷仁堂會議》記錄有「造謠」成分，不真實，王力說「沒有造謠之處」。記錄不是當天晚上整理的。是事後周恩來命王力整理，「清樣由周恩來、康生審定修改，在2月下旬至3月下旬的『政治局生活會』上，周恩來命他（指王力）在會上讀過的」（此書說法根據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筆者很抱歉沒查到，但確信有這本書，並認為該書對這個問題的說法是對的–筆者注）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中說：周恩來為了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慮，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與黨內元老派的過激言行是有過鬥爭的，「他特意讓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記錄，並在緊要之處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會上批判之用（毛澤東聽到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關於這次會議的報告後，在18日深夜或19日凌晨，召集會議，大發脾氣，認為這是要翻延安整風的案，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組，指示要開政治局生活會批評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為此，周恩來主持，從2月25日到3月18日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筆者注）……當譚震林準備拂袖而去時，記錄中原只註明『總理要譚回來』，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個字。又如，當陳毅提及周恩來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時，周……加上自己當時的對答：『應該檢討，整得對嘛！』」。

人們可以看到這兩本書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法是一致的，即2月16日懷仁堂會議記錄整理的時間，不是2月16日當天晚上，而是事後。我們可以想想，當天晚上幾個鐘頭的時間能夠整理出一次會議的記錄，並向江青和毛澤東匯報嗎？要知道，整理會議記錄，不是會議現場速記員作「速記」–「速記」除了專業人員誰能看得懂？

下面，再看看關於「大鬧懷仁堂會議記錄」的兩位當事人的說法。

一個是王力的說法。王力是會議的參加者。他說：會議開到七點，總理說：「現在時間到了，以後再說吧！」就宣布散會，總理沒當回事。剛一散會，姚文元就對我說：「王力，你要站穩立場，這是一場大的鬥爭。」張春橋約王力和姚文元到他的房間說：「今天這個問題很大，要將情況對一對。」我也贊成對情況，我說不能歪曲事實。我記下了要點，造謠是沒有，當時認為是不對的話，都對上了，包括總理、康生、陳伯達的。（注意：他們說的是對情況，不是說整理記錄–筆者注）接著張春橋去報告江青，姚文元和我是一起去的。張春橋向江青一條一條講，江青暴跳如雷，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在路線鬥爭中動搖。」江青說要立即報告主席，「你們三個人都要去」。江青馬上打了電話……晚十時左右，我們到了主席那裡。（參見《王力反思錄》，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可以看到，王力根本沒談2月16日當晚整理會議記錄的問題。按王力的說法，這次會議從七點散會，他們三人「對情況」，接著向江青匯報，十點左右到主席那裡「告狀」，其間不過三個小時，縱有三頭六臂也整理不了會議記錄啊。

另一個是經手印刷會議記錄的王廣宇的說法。王廣宇時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即辦公室主任），他寫有一篇《我是「二月逆流」會議記錄稿的唯一見證人》（收錄在2009年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問史求信集》）。王廣宇在文中說：

1967年2月中旬一個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在場的還有關鋒……王力交代說，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的記錄稿，是我同春橋、姚文元回憶追記的，經伯達、總理修改後，現在準備印發有關同志。王力把記錄稿和張春橋姚文元留給他的信一起給我看（此時張春橋、姚文元已回上海）。張春橋給王力的信中說，看了王力執筆的這份記錄稿，覺得大致就是這樣，沒有什麼補充修改。並囑王力把這個記錄送伯達、總理過目後再發（張春橋、姚文元18日已回上海–筆者注）。我翻看了一下王力執筆的這份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發言記錄。記錄稿主要是按發言次序記錄譚震林、陳毅、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李富春（王力說法，李富春在會上未發言，所以記錄中沒他的名字，這是否王廣宇記憶有誤–筆者注）和謝富治等的發言。會議還有另外參加人，他們是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原記錄稿只在開頭說，「會議由周恩來同志主持」的字樣，但正文中沒見有周恩來的發言，我看的這份記錄稿是經周總理、陳伯達看過修改後的稿子，不太記得陳伯達有修改的字跡，只是周總理親筆在記錄稿上作了幾處補充。周總理的補充字數不多，都是加在發言中間的插話，我印象最深的一處是：當譚震林氣呼呼地說：「我不幹了，叫你們干吧！」時，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會場，這時，周總理拍了桌子嚴厲地說：「回來！坐下開會。」這段話王力的原稿未記，周總理作了補充，還補充了幾處字數不多的插話，內容記不清楚了，記錄稿後邊署名是張春橋、王力和姚文元追記。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親筆記錄的，經總理補充過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還給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列印。他再次強調排字、校對、列印、發送全過程都由我親自辦……印十五份後，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嚴格保密，印好後按他給開的名單，由我登記發送。

……我找到一位從中聯部調來的五十多歲的黨員老工人，向他交代這份絕密文件要他親自排。在排字車間只有他和我兩個人……我將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政治局碰頭會記錄》十五份帶回後，向王力匯報。當晚，王力給了我一份他親自開列的發送名單，大約十來位，有主席、林彪、總理和部分參加會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還有沒參加那次會議的小組成員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補充了幾個人的名單。我記得發完後，還剩下一兩份。王力說，剩下的文件和記錄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銷毀。我當時想，以後萬一他再要這個文件就麻煩了，想暫時留一下，就沒銷毀。我把排印原稿和剩餘幾份文件以及發放的人名單一起裝在一個保密袋中，放在我辦公桌帶鎖的抽屜里。直到我8月31日離開中央文革辦事組，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裡。如果後來沒有毀滅，如果最後中央文革辦事組移交人作為重要檔案交給了中央辦公廳，那麼，這個記錄稿應是完整的。

二月十六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和相關內容，辦事組的工作人員無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見證人。

按王廣宇的說法，「大鬧懷仁堂」會議記錄更不可能是2月16日當晚整理的了。

這就是我經過一番書面調查掌握的「大鬧懷仁堂」會議記錄的整理情況。我想，讀者是可以從中了解到這次會議記錄整理有關真相的。

（閻長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