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是鄧小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到目前為止，尚未看到中央是否會舉行紀念活動的信息，不過，紀念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來是冥壽逢十逢五，很少是逝世紀念日逢十逢五，因而即使不舉行紀念鄧小平逝世二十週年的活動，也並不奇怪。

鄧小平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首創者。在台灣地區已經兩次由在黨綱中含有「台獨」綱領的民進黨執政，而且在現實上也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力量予以制衡的情況下，和平統一的希望正逐漸消失，而「一國兩制」的政治主張就連台灣的「統派」中，只有「左統」擁護，「右統」卻也反對，而是堅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際，「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發展前景如何，值得關注。

對於台灣的局勢，日前大陸有所謂「鷹派」認為「和平統一」的前提和條件已經完全喪失，因而提出「武統」的主張。但「武統」的前提是甚麼？不能單憑口說，必須要有法律依據作支撐。法律依據就是《反分裂國家法》。目前的台海局勢的確是有向《反分裂國家法》所指的使用「非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條件這方面發展的跡象。而且，最近又傳出美國海軍陸戰隊將會進駐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盡管並不等於正式的駐軍，也盡管只有一個班的規模，但仍然是屬於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案例，碰觸了中美關係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中的最敏感的焦點，滑到了戰爭的邊緣，因而「非和平方式」的機率大增。但鄧小平已經說過，除非是非不得已，都將會實行和平統一，不會輕易啟動武力。當然，在國家主權受到外國勢力嚴重干犯的情況下，也就只能是「兩害取其輕」，以武力來捍衛國家主權的統一、完整、安全和發展的利益了。

其實，即使是「武統」，也有幾種方式，就以決定中國的命運，中共解放軍擊潰國民黨軍隊的「三大戰役」為例，有屬於「武攻」的遼瀋戰役和淮海戰役（台灣稱為「徐蚌會戰」），也有「和攻」的「平津戰役」（其中天津解放也是「武攻」）。在當時的時空背景，「武攻」是必然要實行的方式，而且負面效應雖然會有，但相對較輕；而在目前全球追求和平發展，國家也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美好目標，圓「中國夢」而奮鬥之際，倘是採取「武攻」，則牽連太大，不但是大陸的現代化建設被迫停滯甚至倒退，而且台灣的社會設施也遭受迫破壞，人心更難收復。實際上，一個「二二八事件」，國民黨鎮壓人民群眾所造成的心理陰影，至今仍然未能消弭。因此，以北平「兵臨城下」迫使對方起義或投降的方式，應是負面因素降至最低，也能實現國家統一戰略目標的較佳方式。

其實，以「大軍壓境，兵臨城下」的態勢，迫使對方放下武器，實現和平解放之目的，並非只有「北平模式」，還有「綏遠模式」和「長沙模式」以至是「長春模式」等，要看戰場發展態勢的具體情況而定。有意思的是，筆者有幸，與上述模式的當事人或其後人有所接觸。其中「長沙和平起義」的陳明仁上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任解放軍五十五軍軍長，並兼任駐地所在的粵西某市的綠化委員會主任。每年春節的軍民植樹活動，筆者當時作為園林工人，為陳將軍的植樹提供輔助服務，因而結緣。而現在參加貴州省政協的參政議政工作，貴州省政協的香港委員中，有一位董喆小姐就是「綏遠起義」的董其武上將的外孫女。今年的貴州省政協年會的早餐時間，筆者還與她聊及陳明仁、傅作義、董其武、陶峙岳等和平起義將軍（都是解放軍開國上將）的軼事。因此，筆者對「武統」中的「兵臨城下」壓力下的「和平解放」，懷有特別的情感。但願，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就是以「北平模式」或「長沙模式」、「綏遠模式」以至「新疆模式」解決。。

由於鄧小平在「鄧六條」中，有在和平統一後，台灣方面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的論述（其實追溯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一綱四目」，就含有此意），因而「綏遠模式」和「新疆模式」，可能更適合應對台灣問題。但即使如此，面對目前台灣地區政治生態的複雜性，無論是以何種方式實現「和平統一」並實施「一國兩制」，可能比現時的香港特區還難以駕馭。不過，以習近平的四個「自信」，相信還是有辦法予以應對。這正是「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

回頭說到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當時的情況，是蔣經國國仍在世上。記得一九七九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時，香港《明報》老闆查良鏞親撰社論，大意是只要蔣經國、鄧小平仍然健在，就一定能夠實現和平統一。後來兩位偉人都逝世了，情況就頗為複雜。大陸方面，即使是鄧小平逝世，其政治遺願仍能得到忠實執行，並已成功地在香港、澳門率先實行。但蔣經察人失誤，沒有重用懷有大中華意識的林洋港等人，而是「千挑萬揀，揀了個爛燈盞」，挑選了心中暗含「台獨」的李登輝，而導致今日台灣之亂。

記得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時，討論頗為熱絡。一些國民黨老人雖然也主張實現國家統一，但卻提出了各種方案不同於「一國兩制」的方案，如「一國良制」、「一國兩府」等，還有「聯邦制」以至「邦聯制」。他們的心中不服氣，總是認為「中華民國」才是「正溯」，不願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

如果說，「一國良制」尚算是遵循中國歷史的單一制傳統的話，「聯邦制」以至是「邦聯制」就是違背中國的歷史傳統。毛澤東一九七三年的《七律•贈郭老》，就有「百代均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句，指出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都是實行「郡縣制」的單一制。李登輝「七塊論」就是要分裂中國。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的分崩離析，就是沉痛的教訓。中國沒有「聯邦制」的傳統和基礎。

「一國兩制」是否最佳方式，本來可以平等討論，而不能否定一切，甚至打棍子。有一個涉台領域的退休老權威，就是「唯一派」。在一次兩岸關係研討會上，筆者提出，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不可能其中一方「全拿」，應有互相退讓的空間，因而「一國兩制」雖然是最佳方式，但可能不是唯一方式，可以平等討論。結果竟遭該退休老權威在大會上批判。幸好當時對台研究的「當家人」為筆者緩頰，說可以平等討論，不能打棍子。

必須實事求是地面對的事實，就是台灣地區只有「左統」還在堅持「一國兩制」，且人數不多。「右統」雖然也反「獨」促統，但卻不認同「一國兩制」，而是「一國良制」，他們所指的「良制」是三民主義，亦即希望是國民黨統一中國。但是，現在國民黨連台灣的一隅江山也弄丟了，而且在短期內還看不到捲土重來的希望。不過，物極必反，「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這反而是好事，少了顧忌。最近北京的一系列動作，包括將抗日戰爭的時間從八年擴展到十四年，也包括即將隆重紀念「二二八起義」七十周年，並毫不諱言這是反抗國民黨殘酷壓迫的正義鬥爭，都折射了中央對台政策的新思路。這正是習近平「四個自信」的體現，台灣地區的政局正向「壞事變好事」的辯證法方向發展，反而實現國家統一更有希望。

（發自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