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來，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制度的穩定與不斷完善，以OECD國家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宏觀經濟波動趨於穩定，普遍表現為經濟的穩定低速增長，經濟週期波動的週期變長和波幅變小（Dalsgaard，2002）。在此背景下，為進一步研究經濟週期與就業波動的關係，Stiassny（1998）、Quadrini（2007）、Lorenzo（2010）等分別從實證角度驗證了就業波動存在滯後現象和非對稱性，就業波動的形態在不同部門間、不同企業間、不同性別間存在巨大差異，但長期來看，就業需求是衍生性需求，就業週期根源於經濟週期，就業波動與產出波動在總體趨勢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本文將基於以上相關理論對澳門經濟週期波動及其對就業的影響進行考察。

學術界對於澳門經濟研究的文獻較多，但對經濟週期波動及其對就業影響的研究卻較少。在這僅有的幾篇文獻中，雷強（2005）分析了澳門勞動市場變動與就業政策調整的相關關係。Chan（2006）對澳門和部分國家（地區）的經濟波動性進行了比較。張應武（2009）從產業結構變動視角分析了澳門經濟增長和波動情況，指出澳門經濟表現出高增長與高波動的特徵。袁持平、趙玉清、郭卉（2009）研究了外部宏觀經濟波動對澳門博彩娛樂業的影響以及相關政策建議。馬如飛、裘智（2013）等從匯率波動的傳遞效應對澳門經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綜合來看，相關文獻較多關注經濟週期波動本身及其發生原因，對經濟週期和就業波動的關聯效應影響分析則相對不足。本文首先利用1970—2014年間澳門經濟增長率資料驗證經濟週期波動的階段性特徵。其次，從實證角度比較經濟波動對本地居民、外地雇員、全體就業人口的不同影響。

一、澳門經濟週期波動的階段性特徵

經濟週期波動描述的是一個國家（地區或區域）宏觀經濟的波動，是指經濟活動中週期性的經濟蓬勃發展和經濟低迷緊縮交替出現、循環往復的經濟現象（陳昆亭、周炎、龔六堂，2004）。一般而言，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資料是由長期趨勢和經濟波動（或稱隨機波動）組成，長期趨勢又可稱為潛在趨勢，隨機波動就是對潛在趨勢的偏離，即：

Xt=Xt trend +εt                    （1）

=X*+Xgap                                （2）

其中，Xt為實際的經濟增長率，Xt trend為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εt為隨機波動，X*為潛在經濟增長趨勢，Xgap為潛在經濟增長和實際經濟增長之間的差額，即經濟波動。在經濟週期波動研究文獻中經常使用的濾波技術主要有Hodrick and Prescott濾波法，簡稱HP濾波（Hodrick and Prescott，1980）、BaxterKing濾波法，簡稱BK濾波（Baxter and King，1999）和Christiano Fitzgerald濾波法，簡稱CF濾波（Christiano and Fitzgerald，2003）等三種。其中，HP濾波為高通濾波器，BK和CF濾波為帶通濾波器，理論基礎都是時間序列譜分析，實證得出的波動軌跡很相似（湯鐸鐸，2007）。因此，本文主要使用HP濾波技術進行分析。

HP濾波技術可以有效地將時間序列分解成長期性趨勢和週期性波動兩個部分（Christiano，Fitzgerald，2003）。以時間序列Y={y1，y2，y3，……，yn}為例，該序列的長期趨勢ytp^是式（3）最小化問題的解。

min∑（yt-ytp^）2+λ∑[（yt+1-ytp^）—（ytp^-yt-1p^）]2

（3）

其中，N表示考察資料樣本數量，λ為平滑指數，用於調節趨勢序列和波動序列之間的權重。λ越大，則經濟增長的長期部分的變化就被賦予越高的權重，由此利用經濟增長長期資料描繪出的曲線就越平滑，週期資料的波動也就越劇烈。關於λ取值，一般情況下，年度資料中取100（Backus and Kehoe，1992）。

根據以上方法，對澳門1970-2014年間經濟增長率進行實證分析，提取的波動軌跡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各種濾波方法得出的結果非常相似。1970-2014年間澳門經濟週期共經歷了11個谷底，10個谷峰，21個轉捩點，資料描述詳見表1。整體上看，澳門經濟週期波動呈現非對稱性特徵，幾乎在所有的波動時間區內，上升週期和下降週期的時間都不相同。分時間段看，澳門經濟週期波動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間未見有明顯波動，呈現平穩狀態；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後期，澳門的經濟週期大致為3年，其中在1992-1998年，由於受到外部環境和內部結構變化的雙重影響，持續6年經濟下滑；回歸後，澳門的經濟週期維持在約4年一次波動，但是與之前的經濟波動略有不同的是，該期間內的週期波動呈現明顯的「W」型波動，經濟週期波動更為劇烈。特別是2008年之後，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和中國內地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嚴重依賴外部和周邊經濟環境的澳門經濟波動更為明顯。

根據不同發展時期澳門經濟增長和週期波動的特徵，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中增長和低波動階段（1970-1990年）。這一階段經濟平均增速為7.7%，最高經濟增長年份為1987年，增長率為14.3%，最低為1985年，增速為0.7%，沒有出現經濟負增長情況，HP濾波資料標準差為0.0239。這一階段屬於澳門經濟起飛時期，當時澳門第一產業的發展規模較小，發展水準也十分落後。然而，受世界經濟環境的影響，尤其是西方國家給予的紡織品配額和澳門實行自由港政策的關稅優惠，以及當時社會工資水準低、土地價格便宜和中國內地大量遷移的剩餘勞動力等因素，吸引了眾多外地尤其是香港加工製造企業前來投資設廠。以紡織業為代表的出口加工製造業開始興起，帶動電子產品、玩具製造等為主的出口加工業製造業快速發展，並逐漸與旅遊博彩業、建築房地產業、金融銀行業等一起形成四大經濟支柱。總體上，經濟發展維持在較高速度，並且較為穩定，即經濟波動較小。

第二，低增長和中波動階段（1990-2002年）。這一階段經濟平均增速為3.66%，約為1970-1990年的一半，最高經濟增長年份為1992年，增長率為13.3%，最低為1998年，增速為-4.6%，1996-1999年連續4年出現經濟負增長。HP濾波資料標準差為0.0403，約為1970-1990年的1.7倍。這一階段澳門經濟發展漸趨多元化，產業結構逐步邁向現代化，土地成本抬升，澳葡政府開始收緊移民政策（Quadrini，Trigari，2004），新加入勞動力人數銳減，社會工資水準相應快速增長。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國際資本開始湧入內地，大量港澳製造企業也開始遷移工廠到內地，澳門製造業發展的優勢日漸減少。隨著製造業的遷移，就業人數下降，失業率上升，這一時期澳門經濟衰退明顯，總體上經濟增長水準較低，波動較大。

第三，高增長和高波動階段（2002-2014年）。這一階段經濟平均增速為12.24%，最高經濟增長年份為2010年，增長率為27.5%，最低為2014年，增速為-0.4%，為回歸後最低。2004年、2010年、2011年經濟增速均超過20%，HP濾波資料標準差為0.0799，分別是1970-1990年和1990-2002年的3.3倍和1.9倍。這一階段伴隨2002年賭權開放政策和「自由行」政策的實施，可以說是回歸後澳門

最重要的經濟變革措施，它改變了澳門經濟的整體面貌，使其呈現前所未有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外資尤其是美資的進入，為澳門博彩業帶來了先進的經營模式和競爭理念，從而提高了博彩業乃至澳門經濟的整體發展水準（郝雨凡，2009）。這一時期澳門經濟整體上呈現高速發展態勢，但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經濟週期波動的頻率和波幅也較大。

二、經濟週期與就業波動的關聯效應分析

整體上看，無論經濟週期波動如何變化，隨著經濟發展，澳門居民就業人數都在不斷上升。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關於澳門就業人數和本地居民失業率的相關資料顯示，1992年澳門本地居民就業人數約15萬人，2014年達到約22萬人，增長了約47%，年均增長率為2.14%。而同一時期，澳門經濟總量由380億元增加至4433億元，增長了約12倍，平均實質增長率為8%。澳門本地居民失業率在2000年前持續上升，從1992年的2.2%上升至2000年的6.8%，之後持續下降，2012年達到2%，恢復到1992年的水準，之後基本維持2%以下，幾乎達到「全民就業」的超低失業率水準。

從經濟週期波動和就業波動比較來看，1992-2002年期間，經濟持續下滑，增長率由最高的13.3%跌落至1998年的低谷，本地居民失業率持續上升，就業人口停滯在16-17萬之間，失業率最高年份為2000年，滯後於經濟週期波動區間，但整體上經濟增長與失業率波動的頻率與週期一致，呈現明顯的負相關關係，即經濟下行時，失業率上升。2002-2014年期間的情況卻相反，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率雖然波動較大，但總體上表現為快速增長趨勢，本地居民就業人數穩步增長，最高達到2010年的23.8萬人，之後略有回落。失業率除了在經濟增長率最低的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有小幅上揚外，基本呈現直線下降趨勢，整體上沒有隨著經濟週期波動而明顯波動，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波動之間基本不存在相關關係，甚至呈現一定的正相關關係，即經濟下行時，失業率也下降，這與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規律並不一致。進一步分析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可以發現，作為澳門就業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地雇員對於社會就業波動的影響較大（宋雅楠，2013）。

外地雇員正式引進是在1984年8月澳門頒佈了首部勞工法之後，即第101/84/M號法令，但引進人數和就業比重一直都不大。但2002年賭權開放後，博彩娛樂業飛躍式發展的虹吸效應迅速解決了1992-2002年間製造業衰退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和潛在的社會穩定風險，引致了澳門幾乎零失業的同時，不得不依靠大量輸入外地勞工以應對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關於澳門本地居民就業人數和外地雇員人數的統計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初外地雇員人數僅2萬人，所占全部就業人口比重在10%左右，之後有短暫的增長，最高在1995年達到3.5萬人，比重也上升為20%。但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到來，外地雇員數量急劇下滑到2002年的谷底，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準。2003年以後，外地雇員數量持續上升，2008年再次出現高峰期約9萬人，比重也增加到約30%的水準。次貸金融危機有一定負面影響，之後再次上升，2014年達到歷史高峰的17萬人，比重也首次超過40%。從資料可以看出，外地雇員作為本地居民的勞動力補充，不但有力支持了澳門經濟的高速增長，實際上也充當了澳門本地居民就業和收入波動「穩定器」的作用。在經濟下行時，例如1998年前後和2008年前後的經濟危機期間，澳門本地居民就業人員數量並未明顯波動，但外地雇員人數的減少卻非常明顯。在經濟增長時期，由於本地居民可就業勞動力人數基本恒定，本地居民就業人員數量仍舊未出現明顯波動，但外地雇員人數的增加卻非常明顯。隨著經濟起伏，大量外地雇員的引進和退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上行期間勞動力緊缺造成的收入水準過快上漲的壓力，又降低了經濟下行期間本地居民失業的威脅。

為了定量刻畫經濟週期與就業波動的關聯效應，本節將在相關性和協同性上分析經濟週期與就業波動之間的影響。通過HP濾波資料可以分別計算出本地居民、外地雇員、全部就業人口波動的標準差和相對標準差（與經濟波動的標準差比較）來衡量波動性和相對波動性，以及交叉相關係數來衡量波動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丁守海，2010）。其中，計算波動的一致性，即計算前後4年的本地居民、外地雇員、全部就業人口波動與經濟波動的交叉相關係數ρ（j）（jε0，1，2，3，4），取最大值，ρ（j）>0.2時，就是順週期性波動（兩個波動幾乎同時出現上升或下降），ρ（j）0（提前）、=0（同時）、或

如表2所示，1992—2014年期間，本地居民和全部就業人數增長率的波動性小於經濟波動性，但外地雇員就業人數增長率波動性要大於經濟波動性，是其波動的2.8倍。說明整體上經濟週期對本地居民和全部就業人數增長率波動的影響較小，但對於外地雇員的影響較大。鑒於澳門經濟週期波動具有階段性特徵，本文又分別分析了不同階段的情況。1992-2002年期間，與前述不同，本地居民就業人數增長率的波動反而大於經濟波動性，但波幅基本一致。而外地雇員的波動性相同，也大於經濟波動性，同時大於本地居民，是其波動性的3倍。全部就業人群的波動性最低，遠小於經濟波動性。說明這期間經濟週期波動對本地居民就業波動影響基本一致，但對外地雇員影響較大，對全部就業人群的影響較小說明本地居民與外地雇員就業波動存在一定的互補關係。2002-2014年期間，澳門本地居民就業波動性大幅降低，僅為經濟週期波動幅度的0.314。外地雇員就業人數增長率波動幅度卻上升1倍，但相對波動性有減小趨勢，從3.195下降至2.349。全體就業人群波動類似，波動幅度本身上升，但相對波動幅度下降。說明這期間經濟週期波動對本地居民就業波動影響較小，但對外地雇員影響仍舊較大。

從表3和圖2可以看出，澳門經濟週期波動與本地居民、外地雇員、全部就業人口波動都表現出順週期特徵，但並不具有同步性，後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滯後性。澳門經濟週期波動對本地居民就業波動存在2—3年的滯後影響，第3年的影響較大，但影響係數相對較小。經濟週期波動對外地雇員的影響存在1-2年的滯後影響，第1年和第2年的影響幾乎相同，影響係數相對較大，並且這種影響在當

年以及後續第4年內都存在。經濟週期波動對全部就業人群的影響在滯後1年的影響最大，在當年以及後續的第3、4年內也都有一定的影響。整體上看，澳門經濟週期波動對本地居民影響的傳遞時間較長，影響時間較小，幅度也較小，但對外地雇員影響的傳遞時間較短，影響也較長，幅度也較大。隨著外地雇員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這種影響將更為明顯。

三、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澳門經濟週期波動的階段性特徵分析可以發現，隨著出口加工製造業主導的經濟結構向以博彩娛樂業等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轉變，澳門產業單一化的傾向日益明顯，並且極易受到世界經濟環境和周邊區域尤其是中國內地經濟環境的影響，表現為經濟週期波動的頻率變大，波幅也變大。進一步對經濟週期波動和本地居民、外地雇員、全部就業人口波動的關聯效應分析可以發現，經濟週期波動對本地居民就業波動的影響滯後2-3年時間，持續時間較短，並且影響較小，但經濟週期對外地雇員就業波動的影響持續時間卻長達4年，在滯後的1-2年內影響最大，且波動的幅度也較大。

分析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發現，澳門政府在1984年8月頒佈首部勞工法之後，由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勞動力構成的變化，在不斷總結執行勞工法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本地居民就業保障法律法規體系，特別是在實施賭牌開放政策時為了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權益，出臺了一系列就業傾斜政策，如規定荷官、巴士司機等職位只能由本地居民任職，企業在聘請外地雇員時也必須同時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地居民等類似政策。這些系列政策的框架下，澳門各行業引進外地雇員的程式日趨成熟，在本地居民適合勞動力人數遠遠難以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下，經濟上行期間，企業可以較快的引進大量外地雇員以滿足擴張需要，一定程度上使得企業的工資水準不會過快上漲。經濟下行時，企業首先解雇外地雇員，從而使得本地居民就業人數不會下降太多，因此外地雇員實際上充當了澳門本地居民就業和收入波動「穩定器」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減緩了經濟週期波動對澳門本地居民就業以及社會穩定的衝擊。

但也應看到，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週期波動對澳門本地居民衝擊較小的同時，客觀上也使得本地居民喪失了個人不斷學習新的技能和提升自身素質的動力，抑制了人才在不同行業間的正常流動，從而更加強化了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和經濟結構、就業結構日益單一化的問題。因此，雖然特區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但目前澳門社會人力資本積累顯然難以滿足這一轉型需要。長遠來看，在知識經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澳門政府必須及時修正產業發展方向和就業政策，堅持教育優先原則，大力發展學歷教育，鼓勵在職培訓和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同時注重制度環境建設，引進外部高端人才，強化社會人力資本儲備，政府推行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政策才可能收到實效，從而保持經濟活力，以維持社會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