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經迎來勝利曙光。毛澤東在1949年元旦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預示一個嶄新的中國將出現在世界的東方。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

美國的白皮書在中國引起強烈反應。除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等文章外，各民主黨派也不斷旗幟鮮明地表明態度。8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言人發表的題為《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毛澤東看到後，認為發言內容「極好」。從8月14日到9月16日，毛澤東親自撰寫了五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毛澤東在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侵略本質，同時善意地批評了一些人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合實際的幻想，還論證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的破產的過程。這些文章，在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社、各學校以及各界人士中引起極大反響。《別了，司徒雷登》是其中一篇。由於後來選入中學課本，影響更大一些。司徒雷登也作為推行美國政府扶蔣反共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進入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改革開放後，媒體上不斷出現一些關於司徒雷登對中國高等教育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文章，引起某些人的浮想聯翩，甚至想把他作為另一個「白求恩」加以宣傳。這完全忽略了他1946年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後直至1962年去世，堅決站在中國人民對立面的歷史事實。因此，歷史對司徒雷登的公正結論是：20世紀上半葉在華的所有西方人士在中國人民中間引起最大反感的外國人之一。

司徒雷登其人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家庭。他在中國整整生活和工作了五十年，1919年,他作為校長進入燕京大學，經過艱苦努力，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就把燕大建成了一座與清華、北大齊名的中國一流大學。由於是一所教會大學，對推進中西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影響，在中國知識界影響尤甚。值得注意的是，他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傳教士，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治制度，最符合基督教教義。在中國推行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他這個傳教士的天職。美國的漢學泰斗費正清的分析頗能說明問題：「燕大腳踏美國財務支持和中國政治這兩條船，培養教育了新的中產階級，但也有許多人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第313頁）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美國向世界的擴張進入最關鍵時期。它的做法比歐洲列強更高一籌。除了武力以外，更多強調思想的改造和影響。因此，美國總統無一例外地支持傳教士的海外傳教活動。很多像司徒雷登這樣的來華傳教士，終生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教中國「本土化」，將美國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國。傳教士們都知道，傳教是離不開大辦教育事業的。因此，他們來華後，創建了不少教會學校，從小學直到大專、大學。這對當時中國總共只有數十所大專院校和幾萬大學生的高教規模來說，是很有影響力的。當然，從客觀上講，這些教會學校對提高中國學生的國際視野和人文修養都是有所幫助的，也培養出了一批各個專業的人才。司徒雷登是成就最突出者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成就也來自於他對中國的某些國情瞭解得比較深刻。五四運動中中國年輕人的強烈愛國表現，使他得出結論，對年輕人不能壓服，最好的辦法還是進行柔性教育。因此，他在宣傳自己的觀點，主要是對美國政治制度的推崇的同時，也包容學生們的不同學術觀點的交鋒。而且，他以基督教博愛精神關懷燕大的學子（當然，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實現中國政治制度美國化），自然使得燕大的許多學子對司徒雷登的感情相當深。然而，由於司徒雷登的政治立場終究還是離不開美國政府政策的框框，當師生之情遭遇到民族大義的時候，他的大部分學生還是站到了民族大義一邊。這就是在他擔任大使期間，由於堅決支持美國的扶日反共和扶蔣反共政策而被中國知識界，尤其是大中學生，當然包括燕大的學生強烈批判的原因。

司徒雷登對基督教的虔誠使他不但堅決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且對同是基督教徒的蔣介石推崇備至，把對蔣介石的崇敬與支持看做是對中國人民的熱愛與支持。

1937年七七事變後，當時的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大量向日本出口戰略物資，實質上成為了日本侵華的幫兇。與美國總統有過交往、政治頭腦十分清醒的司徒雷登，及時而又迅速地將燕大平日懸掛的中華民國的旗幟和燕大的校旗降下來，改升美國國旗。日軍識趣，不敢輕易冒犯燕大。司徒雷登雖然耳聞目睹了中國人對日軍侵略的憤怒，但他有清醒的「美國意識」。他特地請來一名能講流利日語的燕京大學畢業生，負責與日本方面的公關。只要這位元學生提出建議，「我都會去討好日本的官員或是軍官，以此換取在這個敏感時期中和日方的良好關係」。日軍最高指揮部為加強文化控制，燕京大學成為了他們巡迴參觀的地點之一。司徒雷登特地請來中外各界人士參與接待。對他印象最深的是他有時請一些中國人來，「在日本人面前展現出超越民族主義情緒的友善態度」。有一次他看到很多參加宗教活動的中國人都參加對日本人的接待，他心中「很欣慰」，因為「見到基督教理想能夠緩解民族間仇恨，化解彼此的尷尬」。「在這所屬於美國人的校園裏，學生們是受到保護的，但是他們也知道不應該利用這一點來進行反日活動。我不止一次提醒某些愛國分子，要麼就離開校園，隨便幹什麼都可以，要麼完全放棄反日活動，以免威脅到其他同學的安全，也給自己留條生路。」（見《司徒雷登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東方出版中心2012第86頁）在此期間，由於愛國或者是其他理由，不斷有學生逃亡，司徒雷登對這些學生給予了盡可能的幫助，這也著實體現了他的基督教的博愛精神，令受到幫助的學生非常感動。但是在此期間，他也受日方委託，利用自己長期積累的人脈關係，四次充當調解人，在日、偽和蔣介石之間穿梭遊說，向各方勸和。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日、偽、蔣都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反共。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8日，司徒雷登被日本憲兵逮捕並拘禁，此後被軟禁了三年零八個月。這段歷史，在抗戰勝利後曾引起中國各界人士，包括共產黨方面的高度評價。當時人們都以為司徒雷登是因為反對日軍侵華而被捕入獄的。這段經歷使他後來被提名為駐華大使，不但受到國民黨方面和廣大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的歡迎，也受到了共產黨方面的歡迎。司徒雷登上任後，確實是一心想調解好國共兩黨的衝突。但他「不鼓勵建立任何有共產主義元素的聯合政府」（《回憶錄》第151頁），也就是實質上要共產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因此，他在中國的失敗，也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這是歷史的必然。

回顧司徒雷登的一生，客觀而論，司徒雷登對燕大的貢獻值得肯定。儘管司徒雷登的初心是想通過教育來推行他的理念：「吾美人處此世界之中，不僅須極力保存祖先造就之光榮……自由，且應努力輔助其他國家，使亦獲得自由」。他也很有理論自信而包容學生們的自由討論。歷史的發展當然不會青睞他個人的主觀意圖，但他以清教徒自律的工作精神和對許多學生的關愛，還是給燕大的很多學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可以這樣說，燕大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所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培養了一大批「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優秀人才。

這些人在革命戰爭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大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那些投奔共產黨的學生（估計占學生的百分之五十），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話來說，「他們相信自己沒有辜負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回憶錄》第151頁）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曾親自為燕京大學題寫了校名。校長仍由原來接替司徒雷登的陸志偉擔任（陸志偉後來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領導），學校也繼續為新中國培養人才。1952年全國院校調整時，所有教會學校都併入了其他學校，燕京大學併入了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八所院校。

《別了，司徒雷登》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心聲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達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當天，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那部白皮書。

白皮書裏關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指責完全是歪曲事實的，特別是司徒雷登有關中共方面的片面的報告更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因此，毛澤東在五篇分析批判白皮書的文章中，有一篇就特地點了司徒雷登的名字，即《別了，司徒雷登》。

與其他幾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一樣，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批判的鋒芒當然還是直指美國政府。但司徒雷登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而且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更加激進的執行者，再加上他個人與蔣介石非同尋常的關係，即使毛澤東對他進行更為嚴厲的批判，對他來說也並不冤枉。只要把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後的種種表現，放在整個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實行過程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由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體現出來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但贏得了國內廣大人民的眾多支持，而且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刮目相看。抗日戰爭後期，美國與延安建立了實質上的半官方外交關係。毛澤東曾多次談到願意和美國保持友好合作關係。但美國卻以是否是共產黨來作為區分敵友的基本標準。用當時的白宮第二號人物霍普金斯的話來說就是「問題是他們把自己稱為共產黨人」！

美國和蘇聯的參戰，加快了侵華日軍的失敗。美國的介入，遏制中共武裝的迅猛發展成為了主要的因素。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被迫捲入同日本的戰爭也是這個原因。」（《回憶錄》第122頁）歷史確實證明了這一點。那些曾在抗戰時期幫助中國人民抗戰的美國人，例如陳納德的「飛虎隊」（後改為第十四航空隊），很快就又幫助國民黨打內戰。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舉出美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例子中，特地點了「陳納德航空隊」的名。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出任大使後，幾乎所有的行動都是與抵制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他對形勢的判斷也毫無疑問是錯誤的。他的行動不斷被中國人民猛烈批判也在情理之中。他並不是一個美國政策的被動的執行者。他對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傾注了個人感情。他明知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但他堅信蔣介石是中國唯一能抵抗共產主義的人，而且認為，凡是反共者都是實現民主自由道路上的同路人，因而在某些方面比美國政府走得更遠。美國著名華人學者鄒讜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中舉例說，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政權已經明顯地被中國廣大人民所唾棄，司徒雷登還竭盡全力支持。在分配美援方面，他有時甚至敢「越過最高統帥，把部分美國軍需直接交給在戰爭中表現傑出的國民黨軍指揮官」。當美國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已經準備從中國脫身時，他還在積極地為李宗仁代總統的國民黨政府爭取最後的財政和經濟援助。

前面提到，中國的知識界曾對司徒雷登的印象很好。但司徒雷登上任大使不久，他那「愛中國也愛美國」的形象就開始走上崩塌的不歸之路。

1946年11月，司徒雷登與國民黨政府經過談判，簽署了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條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個條約的目的是要使中國在經濟上逐步依附於美國。蔣介石之所以簽署這個條約，目的是爭取更多的美援打內戰。這個條約馬上受到國內各方面人士的強烈譴責。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怒斥該條約是「不惜以全國老百姓的權益向美國交換武器殺同胞，與美國訂立喪權辱國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壓倒我民族工業，忍心害理，莫此為甚」。

更引起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憤怒的是司徒雷登對美國的扶日反共政策的堅決支持。司徒雷登知道，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日子裏，「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經歷了苦痛和屠殺，這是中華民族一段痛苦的記憶」。（《回憶》第105頁）但是，他更是認為，「赤化的中國對我們，對日本和整個東南亞來說是一個多麼大的威脅」。（《回憶》第123頁）因此，1948年6月，當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美國扶日政策的愛國運動時，司徒雷登公開發聲，力挺美國扶日政策。司徒雷登在公開講話中聲稱，扶日是為了「制止共產主義」。中國學生與知識份子的反對扶日，將會「自願被利用於歧途而有負國家所賦予之信任」。對此，全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大、中學生紛紛表示極大的不滿。燕大學生自治會決議聯絡各校罷課以示抗議並要求司徒雷登辭職。活躍在政壇上的一些畢業于燕大的著名人士也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司徒雷登做的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有鑒於此，毛澤東後來在《別了，司徒雷登》中尖銳地指出，司徒雷登是「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在這個方面，還可以通過他對臺灣地位的立場，看出他對中國的愛，首先是建立在對美國的愛的立場基礎之上的。

1947年2月，臺灣爆發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二二八」起義。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趁機鼓吹「臺灣獨立」，並向美國駐臺北總領館提出「政治避難」的要求。美總領館經過研究分析，決定建議「立即以美國自身名義或以聯合國名義」對臺灣局勢予以「干預」。此建議立即得到司徒雷登的認可，並以他的名義密電發往美國國務卿，史稱「司徒雷登密件」。此密件全然不顧中、美、英三國在「開羅宣言」中已經宣告把臺灣歸還中國的歷史事實，而將臺灣的「地位」硬說成是「在法律上日本目前仍對臺灣擁有主權」。這為後來的「臺灣地位未定」的謬論埋下了伏筆。

當歷史進入1949年，國民黨政權已經崩潰在即的時候，司徒雷登雖然知道自己無力回天，但仍然幻想以基督教的救世情懷，憑藉他本人既是美國官方代表、又是中國「友好人士」的身份，意欲通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關係、「燕京大學」的師生關係，影響新中國的政策，繼續維護美國在華利益。

此時的司徒雷登又比美國政府走得更遠。他想儘快找到與中共建立工作關係的途徑。他準備告訴中共，美國一直是以仁愛之心對待中國，希望中共不要以德報怨。他準備警告中共不得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制度，因為那會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倘若那樣，美國就會「感到有義務去援助任何有組織的核心抵抗力量」，「利用我們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還給中國人民」。

美國國務院沒有同意司徒雷登用這樣的口氣與中共方面晤談。但司徒雷登過高地估計了自己。他覺得不但他與中共領導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有過交往，而且他的學生中也有人成為了中共的高級幹部。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尊師的傳統，他說話對方至少還會給面子。但是事與願違。中共南京外事處主任黃華就是司徒雷登的學生。司徒雷登發現這位學生對他個人「非常友善，但是卻被徹底赤化了」。（《回憶錄》第169頁）。

因此，他們之間的幾次談話，司徒雷登都沒有占到上風，有時還被黃華嚴詞駁斥。後來司徒雷登又準備訪問北京，想與毛澤東、周恩來直接面談。中共方面表示同意，但司徒雷登未能成行。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務院在聽取司徒雷登擬訪問北京的建議時，更多地注意到司徒雷登提到的負面影響：「一個美國大使在這個時候前往北平，會在國內外大大提高中共和毛本人的威望。在某種程度上，還會有助於使共產黨政權得到承認。」於是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

司徒雷登在懊惱之餘，還想最後一搏。他通過仲介人陳銘樞向中共轉交了四份長長的檔，並表達了5點意見。在檔中，他警告即將建立的新中國不得搞「極權主義」「員警國家」等等，表現出他一貫的對共產主義的偏見和對中共的蔑視。但他自己卻覺得剛柔相濟很得體，甚至還暗自得意。但是，中共有禮但有力的回復，使司徒雷登大失所望。在度過了一段「難受、無常、煩惱、沮喪甚至是恐懼的日子」（《回憶錄》第179頁）後，於1949年8月2日黯然離開了中國。

美國的白皮書雖然意圖推卸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責任，但起到的卻是欲蓋彌彰作用。而把司徒雷登發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函電等檔公佈於世，更是引起了中國人民對美國政府，特別是對司徒雷登本人的強烈憤慨。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真實地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心聲。人民大眾已經看清了司徒雷登雖然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更為積極主動地執行著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而美國之所以要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幫助蔣介石打內戰，是由它的侵略政策決定的。毛澤東不無深刻地寫道，當中國人民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人民開始揚眉吐氣的時候，「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別了，司徒雷登》與中美關係

司徒雷登未能在中國「開設新店，撈一把」，但回到美國直至1962年9月去世，他始終牽掛著中國這塊他有著深厚感情的土地。應該說，在某種意義上，他的感情是真實的。但由於不能從本質上真正認清中國國情，始終以為只要把美國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國，只要由蔣介石這位民主領袖來領導，中國人民就會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因此，在蔣介石敗退臺灣後，身在美國的司徒雷登還在一直「好奇」：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實際上真正建立了一個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權」，為什麼對蔣介石的「反對聲越來越高漲」（《回憶錄》第190頁）。他強烈希望在臺灣的國民黨同美國一起擔負起反共大業。他積極主張美國帶頭，在全球圍堵新中國，包括阻撓新中國進入聯合國。他的這種心情，在他的回憶錄最後三章裏，得到了真真切切的體現。

司徒雷登想要做的，實際上就是美國政府一直在做的，也是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預見到的。因此，毛澤東寫道：「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因此，正如毛澤東所料，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就走上了以封鎖與反封鎖為主要特徵的曲折道路。

美國早有準備，在新中國誕生前夕就暗地著手佈局。它不但反對西方國家承認新中國，而且還聯合西方國家拒絕與新中國開展經濟貿易活動。美國認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歷代政府無法解決吃飯問題，只要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封鎖，新中國就會走向崩潰。1949年初，美國政府內部曾討論過對中國新政權的經濟制裁問題。經濟合作署署長霍夫曼提出繼續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經援項目，但杜魯門、艾奇遜和司徒雷登無一同意這樣做。對照司徒雷登對國民黨政府的軍援和經援態度，可以清晰地看出司徒雷登真正的立足點。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公然與新中國為敵。經濟封鎖與軍事包圍並用。不但著手打造臺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加快日本復興，構築北至南朝鮮，南至南亞次大陸的新月形的反華包圍圈，還明裏暗裏支持西藏獨立，支持印度對中國提出的領土要求，等等。

然而，這一切都未能阻擋住中國前進的步伐。中國人民不懼怕以美國為首的封鎖包圍，堅持走自己的道路，終於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在確定這條道路之初，毛澤東認為一定要加強中國人民的自信，特別是一部分知識份子的自信。因此，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寫道：「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

朝鮮戰爭爆發，使許多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有留美經歷的和曾在教會學校學習過的知識份子迅速提高了覺悟，增強了自信，丟掉了對美國的幻想，積極投身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值得一提的是，大量的留美的中國學人，受到抗美援朝勝利的鼓舞，千方百計地衝破美國政府的阻撓，回到祖國，成為中國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兩彈一星的元勳們，他們中間大部分都有留學背景。

回顧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對當年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透徹分析，對中國人骨氣的讚揚，還有對一部分知識份子「糊塗思想」的批評教育，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些年來美國的「亞太再平衡」和TPP，使我們中國人看到了與時俱進的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戰略。而這些年來時不時有人宣揚在中國實行西方模式的政治制度的主張，也使得善良的人們不得保持警惕。

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力圖在中國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實際上就是當年司徒雷登為之奮鬥終生的目標，這與後來的「和平演變」和今天的「顏色革命」是一脈相承的。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否認作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在客觀上為中國高教事業做出的貢獻，儘管他的目標脫離了中國的實際。

1949年初，毛澤東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後來又發表了包括《別了，司徒雷登》在內的五篇評論。這些文章的發表，引導全國人民透過現象看本質，不但爭取到了更多的中間派人士對革命和對共產黨的支持，而且進一步激發解放區廣大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意志和決心，加快了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步伐。

2016年末，習近平在全國政協迎接新年茶話會上號召：「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因此，在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時刻，重溫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對於我們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走好新長征路，應該是大有益處的。

（胡新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