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遺是承諾，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對人類文明的共同擔當。申遺是決心，是中國為了更好保護生態人文環境、不負自然環境和子孫後代的選擇。如果把世界遺產地比作一隻會下金蛋的雞，那我們只有保證雞體健康，才能使其正常產蛋。

鼓浪嶼、可哥西裏、江西武夷山分別成功入選世界遺產，使得中國的世遺總數已達到52處，僅次於義大利的53處，成為世界遺產數量第二多的國家。對世界遺產的開發與保護，也隨之成為了廣受關注的話題。如此之多的世界遺產，該以怎樣的面貌傳給後代？在經濟發展大潮中，又該如何守護歷史文化記憶？

申遺成功意味責任更重

1972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它的宗旨在於促進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合作與相互支持，為保護人類共同的遺產做出積極的貢獻。主要任務是確定和保護世界範圍內的自然和文化遺產，並將那些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文物古跡和自然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從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到1987年誕生首批6處世界遺產，從世界遺產數量躍居世界第二到同時擁有大運河、絲綢之路這類舉世矚目的巨型世界遺產，30多年來，中國世界遺產後來者居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申遺成功後，護遺同樣重要，且任務更為艱巨。否則，保護不到位，就會適得其反，難以為後世子孫留下可貴、永續之「財富」。護遺，是日復一日、日積月累的維護過程，是一項涉及方方面面的複雜工程，也是一項更具長期性、挑戰性、考驗管理能力與發展水準的重要工作。如果把世界遺產地比作一隻會下金蛋的雞，那我們只有保證雞體健康，才能使其正常產蛋。30多年來，中國政府積極參與，傾力付出，為世界遺產保護做出了巨大貢獻。

申遺是承諾，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對人類文明的共同擔當。申遺是決心，是中國為了更好保護生態人文環境、不負自然環境和子孫後代的選擇。

日前，在波蘭克拉科夫舉行的第41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了235項決議推動落實《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同時大會呼籲加強對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和修復，提升人們的社會責任和保護意識。大會主席、克拉科夫國際文化中心創始人亞采克•普赫拉呼籲與會代表尊重公約，盡力完成使命，為在列的世界遺產提供最佳保護。大會期間舉行的青年論壇發表聲明，呼籲國際社會重視遺產保護，攜手保護歷史文物，關心社會可持續發展。

對於可哥西裏和鼓浪嶼的成功申遺，與會中國代表對新華社記者說，中國多年來在生態文明建設和遺產保護方面所做的工作得到國際認可。在收穫成績和榮譽的同時，更多的是責任和壓力。中國將繼續做好世界遺產的培育、申報和保護管理，利用好、傳承好世界遺產。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近日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近年來，中國擁有的世界遺產數量持續增長，這是可喜可賀的事情，但我們應該以平和、冷靜的心態看待。目前，我們的監管、保護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和困難還很多，有些還很突出，我們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申遺成功後的管理、保護和傳承上，不要把申遺結果作為唯一的追求。我國世界遺產數量的增加，意味著我們肩上的責任和義務更加沉重。

走出「中國式申遺」怪圈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表示，連續10多年申遺成功，固然可喜可賀，而清醒、理性，反思、審慎，則是當下應有的態度。與世界遺產強國相比，我們仍有不小差距。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重申報、輕管理」現象，「申遺熱」存在急功近利隱患，申遺時高度集中社會資源投入保護展示，成功後重心轉向商業開發忽視後續保護，對世界遺產造成安全威脅甚至破壞。麗江古城多次發生火災事故，清東陵和明十三陵文物連續被盜，暴露出對世界遺產可持續保護認識的模糊和短視。此現象不除，受損的恐怕不只是某一處世界遺產，還有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自從山西平遙古城、北京頤和園、龍門石窟等一系列遺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一些名勝古跡等紛紛踏上了「申遺」之路。中國的「申遺」熱情空前高漲，一些地方政府正在使出渾身解數向「申遺」衝刺。據《中國文化報》報導，萬里茶道國內段沿線8省區文物部門和萬里茶道聯合申遺辦聯合行文，日前已將申遺預備清單文本正式提交國家文物局。另據媒體報導，目前全國已有200多個專案有「申遺」意願，其中列入預備申報清單的專案也多達數十個。根據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的新規定，一個國家每年最多只能申報一個項目。照這樣計算，中國完成所有專案的申報，至少需要一個世紀。然而，中國的「申遺」熱潮並未因此而消退，各地「申遺」呼聲仍十分強烈。這種特有的現象，在西方人眼裏可謂荒誕不經，所以被解讀為「中國式申遺」。

其實在很多明眼人看來，如果沒有旅遊開發前景作為動力，可能不會有那麼多地方政府熱衷於「申遺」工作。如果能通過「申遺」把祖先傳承下來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加以保護，那無疑是功德無量的好事。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卻是把「申遺」當成政績來炫耀的。「申遺」成功後，人們歡呼雀躍的是由此帶來的經濟效益，而不是怎樣去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我們的遺產。所以我們在現實中常常看到的是，一個景區一旦被列為世界遺產，就成了旅遊業招攬客源的金字招牌，大大超過遺產地承受能力的旅遊者就會蜂擁而來，為當地的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就成為政府官員們陳述政績時必不可少的算賬項目。

最近，《北京商報》公佈了一組資料：世界遺產與國內旅遊市場需求呈顯著正相關，每增加一處世界遺產，將會吸引國內遊客1932.19萬人次。世界自然遺產對國內旅遊市場需求的拉動作用大於世界文化遺產，其邊際效應分別為3086.37萬人次和1039.07萬人次。伴隨著遺產申報的成功，景點的知名度迅速提升，遊客的接待量也是急劇增長，以平遙古城為例，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當年門票收入從申報前的18萬元一次性躍至500多萬元，當年旅遊綜合收入高達4800萬元。而且到平遙旅遊的人數增加之快讓人驚歎，1997年還只有12萬人次，1999年有42萬，2001年幾乎翻倍到82萬。張家界1992年申遺成功後，由不知名的小鎮變成旅遊名鎮，每年景區旅遊收入達990億元之巨。五臺山申遺前是5A級景區，2006年旅遊收入是16億元，申遺成功後，門票立刻從98元漲到169元，翌年風景區收入就提升到21.83億元。

不可否認，世界遺產對於區域的經濟拉動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國內很多城鎮鄉村，依靠申請自然遺產拉動了GDP增長。1994年河北承德避暑山莊申遺成功，到2013年旅遊收入14.6億元，占當地GDP的7.97%，而此前承德的經濟基礎薄弱，全市8個區縣有6個是國家級貧困縣。類似例子促使許多地方政府以申遺成功後的知名度和經濟效益乃至政績的提升為主要考量，忽視了申遺成功後的相關國際規定，不僅未展開後續保護工作，反而將申遺視為搖錢樹，結果是遊客數量激增，導致自然環境和歷史文物不勝負荷。如此，所謂的「申遺」成功之日，反而變成了遺產遭到嚴重破壞之時。

對此，中國著名作家馮驥才曾經表示痛心疾首，呼籲將「申遺」改為「審遺」，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對世界遺產要認真負責。

申遺的根本目的應是護遺

申遺成功後，應該喚醒的是更廣泛的生態敬畏意識，而不是喚起「竭澤而漁」的開發欲。如果申遺成功後的大開發非但沒能保護、反而是為盈利而破壞了珍貴資源，就與世遺保護原則背道而馳。坐擁「世遺」金字招牌的張家界就曾因「超容開發」被聯合國遺產委員會亮「黃牌」警告。而為了「摘黃」，恢復武陵源的自然風貌，當地政府不得不將景區內近34萬平方米建築物全部拆除，此舉花費數億元，比已獲得的經濟收益高出數倍，得不償失。

世界遺產的保護與商業開發並不矛盾。對世界遺產進行一定的旅遊開發本沒有問題，但一定要將保護放在第一位。可以說，如果沒有之前的保護，鼓浪嶼、可哥西裏就不可能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名錄，現在得到了這樣的榮譽，更應該把保護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開發利用放在第一位。因此，景區與地方政府要更加清醒和理性，多一點反思和審慎的態度，樹立一種責任和危機意識，掌握好保護與利用之間的「度」。 如何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係，實現珍貴世界遺產資源的永續利用和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是擺在所有世界遺產地面前的一道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事實上，在世界遺產的可持續性發展之路上，國內已經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杭州西湖的申遺之路，「保護」這一主題詞始終閃現，更貼合世界遺產保護題中應有之義：申遺實際上是對遺產保護的過程。人民網2011年曾對此做過報導，當時的資料顯示，西湖綜合保護工程連續實施9年來，完成了保護西湖的「加減法」：累計拆除違章違法建築、沒有保留價值的建築60萬平方米，恢復西湖水面0.9平方公里；西湖平均水深由疏浚前的1.65米，增加到2.5米，水質透明度從50釐米提高至73釐米；通過歷史文化資源挖掘和利用，堅持真實性與完整性的原則，恢復、重建、修繕了180余處人文景點。杭州十餘年持續不斷投入西湖綜合保護，絕不僅僅「產出」了中國第41處、浙江省第1處世界遺產，更產出了「不設圍牆和門票」、惠及杭州百姓及國內外遊客的良好生態環境、綠色開放大公園。獨特的「免費西湖」路子，做大了杭州旅遊的「蛋糕」，這種良性迴圈，也給西湖保護、免費開放注入了持續的動力和保障。

我國的《文物保護法》中明確給出了最基本的大政方針「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很好地解讀了遺產保護與活用的辯證關係。在各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法中，都會涉及文化遺產的多種價值問題，比如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或是紀念價值等，但幾乎都沒有提及經濟價值。這當然不是因為立法者的疏忽，而是與其他價值相比，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似乎並不那麼重要了。當然這並不是反對讓文化遺產發揮經濟效益。但是如果將文化遺產本末倒置，當成當地政府或某些利益集團的要錢工具，就大錯特錯。

未來，更積極地參與全球遺產治理

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秘書長杜越說，中國世界遺產保護已進入新階段。未來中國應該更積極地參與全球遺產治理，動員包括高校學者在內的各方力量，加大原汁原味保護力度和高水準展示力度，進一步推動國際合作。

對於政府加強對世界遺產的治理，很多業內專家都提出過不少富有建設性的建議，呼籲強化國家對遺產地工作的協調領導管理，國家要成立由相關管理部門聯合組成的協調領導機構，權威地指導各世界遺產地開展工作，並對資源保護和利用的重大問題進行科學和最終決策；同時理順地方政府與遺產地管理機構的工作職責，要給予世界遺產地管理機構對內對外的統一管理權，特別是應賦予其必要的執法權。

專家還呼籲，國內應當加強對世界遺產保護的立法。世界遺產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法律法規不完善。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針對世界遺產保護的《世界遺產保護法》，目前能涉及到世界遺產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包括《文物保護法》《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森林和野生動物類型自然保護區管理辦法》，但大多是擦邊球，針對性不夠強。全國在保護世界遺產方面的立法，遠遠滯後于開發。

2015年10月，在澄江舉行的紀念中國世界遺產30周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70周年暨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專題研討會，通過了《中國世界遺產澄江宣言》。作為中國世界遺產保護的共識和承諾，《澄江宣言》提出，中國將全面推進各遺產地的保護管理規劃編制工作，確定合理的遊客容量，嚴格按照規劃要求落實保護管理工作，避免和減少自然災害、旅遊活動等自然或人為因素對中國世界遺產地的負面影響。並倡議，依託世界遺產這一平臺，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

在申遺的路上，每一項的申請成功，都意味著對其價值的認定，即所有的世界遺產，都是人類罕見的、目前無法替代的財富，是「人類獻給未來的禮物」。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指出，與其他一些世界遺產大國相比，我國在文物保護、法規建設、文物安全、人才培養等方面還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各部門之間進一步加強交流、溝通與合作，積極吸收國際理念，學習各國成功經驗，不斷加強能力建設，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努力成為與世界遺產數量相符的世界遺產強國。

劉玉珠透露，作為世界遺產大國，我國在世界文化遺產領域應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今後，我國將進一步加強與相關國際組織的深度合作，在世界文化遺產的平臺上發揮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作用，進一步推廣世界遺產保護理念，將我們積累的中國經驗與中國理念，通過各種形式分享給世界同行。

同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框架下，我國將進一步參與國際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實踐，推進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國際行動、援助尼泊爾政府加德滿都杜巴廣場九層神廟修復工作，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在「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加強協調、合作，同時進一步加強與烏茲別克斯坦等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南亞絲綢之路（即「南亞廊道」）以及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展示闡釋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將「突出的普遍價值」作為評選世界遺產的主要依據，如何保護這種超越國家界限的普遍價值，使之有益於全人類的當下和未來，是我們更應思考的問題。申遺成功不是最終目的。在保護世界遺產上，我們還有不少路要走。

（阿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