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到中國政治舞臺的前沿

1973年2月22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鄧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馬神廟附近花園村的一棟灰色兩層樓房裏。

從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恢復鄧小平工作問題。3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彙報討論情況，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發到縣、團級黨委，向全黨及全國人民通報此事。3月10日，毛澤東批示「同意」。這個決定即於當天發出。

此後，周恩來在玉泉山3號樓做全面檢查治療兩周，病情趨於穩定後，即於3月28日同李先念等一起與多年不見的鄧小平會面。29日，約鄧小平到毛澤東住處開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鄧的工作安排，中央政治局會議議定：「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4月1日，周恩來即在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宣佈了上述決定。周恩來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陳伯達的問題揭發出來，不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勝利，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隨後，周恩來、鄧穎超在玉泉山3號樓同鄧小平、卓琳會面長談，共進晚餐。

4月12日晚，人民大會堂一樓宴會廳燈火輝煌，周恩來在這裏歡迎來京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出席宴會。這是自1967年鄧銷聲匿跡以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同中外人士會見。雖然他坐的位置並不顯眼，卻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他沒有說一句話，甚至還顯得有點孤單，但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感覺到他重新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分量。

誠然，這只是事情的開始。當時，中共最高領導層的狀況，正如毛澤東有一次對外國客人所說，「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還有他自己也已年邁，「只有他（鄧小平）算一個壯丁」。中國需要鄧小平這樣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練的政治家。1973年秋，周恩來跟外賓談到鄧小平時說：這是一位將來會成為很重要人物的領導人。

安排鄧小平參加中央軍委、進中央政治局，是1973年12月毛澤東在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採取的一個重要舉措。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又說：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追認。14日，毛澤東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談話時又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隨後，他指了指鄧小平，說：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12月22日，周恩來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的決定的通知。一個月後，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提議成立中央軍委五人小組，由葉劍英牽頭，鄧小平參加。翌日，鄧小平即同葉劍英等一起指揮西沙對越自衛反擊戰，並取得勝利。

再一個重要舉措是，決定由鄧小平擔任出席第六屆特別聯大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國際上樹立鄧小平作為中國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他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威望。這也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策。

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定於1974年4月9日在紐約召開。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國出席會議代表團團長的人選問題請示毛澤東。毛提出由鄧小平當團長，喬冠華當鄧的參謀。外交部即於22日向中央呈送了團長人選問題的請示報告。3月24日，周恩來批示同意。考慮到國內情況，他建議在三周的會期中，鄧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與多方要人接觸，便可回國。當天，毛澤東圈閱了周的批示。

毛澤東、周恩來派鄧小平當團長出席六屆聯大特別會議，規格高、影響大，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發起的這次重要會議的有力支持，對發展我國的對外關係，特別是同亞、非、拉各國的友好關係有積極作用。可江青竭力反對，就在毛澤東圈閱同意的當天晚上，她找到王海容、唐聞生，強令撤回外交部的報告。王、唐告以主席已經圈閱，外交部無權撤回，但江青還是在3月25日下午四次打電話給王、唐，逼她們撤回報告。於是，王、唐打電話請示毛澤東處：主席是否仍主張由鄧小平率團出國？她們可否將主席提議讓小平同志當團長的意見說出去？秘書回話，除重述25日下午的話之外，還說：毛主席說，如果實在不行，也可以說明，讓鄧小平去是他提議的。

過兩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江青這才復信表示擁護。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討論鄧小平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主題發言稿和中國代表團的具體工作方針時，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都稱病不到。

4月6日上午，鄧小平率團離京赴紐約，周恩來抱病與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前往機場熱烈歡送。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發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闡述前不久毛澤東在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的「三個世界」的戰略，支持第三世界各國在原料和發展問題上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與反帝反霸的立場。這番發言，受到了在場許多國家代表的熱烈響應。這次活動，在國際和國內重新樹立了鄧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眾形象。

從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在歡迎西哈努克親王的宴會上公開露面，到1974年4月10日出席聯合國大會，經過一年的時間，鄧小平已走到中國政治舞臺的前沿。

支持國防科技整頓

鄧小平一直關注著國防科技的整頓。1975年5月18日訪法回京，19日上午就同葉劍英、聶榮臻、陳錫聯一起，在中央軍委辦公地聽取張愛萍、錢學森等彙報國防科委工作和七機部（即第七機械工業部，曾經負責航太工業的組成部門）整頓的情況。鄧小平說：「你們要勇敢地幹工作，不要怕說錯話。說錯話，有錯誤，這不要緊。做工作，沒有錯誤不可能，錯了就改嘛！」「大字報一萬張都不怕。你（指張愛萍）還在七機部吧？沒有被攆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辮子。我這個人像維吾爾族的姑娘，就是辮子多。」

錢學森彙報了航太「三步走」規劃，特別強調重中之重，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8000公里的洲際導彈。軍委領導聽後一致表示贊成。

鄧小平聽完彙報後又作了重要指示，他說：對那些繼續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們決不能拿黨和國家的利益去等那麼幾個人。不管是誰，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資格，還是年輕的新幹部，凡是繼續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還得了！起碼要有愛國主義嘛！這麼多年搞出來了什麼嗎？還在那裏鬧，而且還說「有理」。把七機部鬧成這個樣子，不要說社會主義，連愛國主義都沒有。

限期改正，是鐵路整頓創造的一條好經驗，得到了鄧小平的充分肯定。這時，他又要求在國防科技整頓中加以運用。鄧小平說：過去我們對鐵道部說，只等一個月。結果很快就扭轉過來。現在，我們對七機部也提出只等一個月，到6月30日為止。過了「七一」以後，那就不客氣了。鄧小平還要求，整頓好各級領導班子，建立健全科技管理體系，嚴格執行規章制度，搞好科研、生產。

5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批准了國防科委關於導彈核武器的研製規劃。國務院、中央軍委隨後決定成立導彈工業總局（簡稱八機總局），對導彈的生產研製工作統一管理。8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國防科委黨委和常委的組成。這些決策、指示與整頓措施，促使國防科技各工業部的形勢進一步好轉。經過整頓，七機部戰略導彈、運載火箭和衛星的研製取得很大進展；二機部的核武器研製也有了新的突破。

取得的最顯著成績是：1975年下半年，我國接連成功地發射了三顆人造衛星。人們用中國傳統的吉慶語言，讚譽為「三星高照」。「三星高照」中最亮的一顆，是返回式遙感衛星。這種衛星美國經歷了12次發射失敗才取得成功。我國的這顆返回式衛星被命名為「尖兵」，1974年11月首發失利後，在1975年整頓中又認真復查，解決存在問題。1975年8月，張愛萍聽取了關於即將出廠的返回式衛星及發射這顆衛星的「長征2號」運載火箭情況的彙報，要求做到確保品質，力爭「一鳴翔天」。

1975年11月26日，我國按時在酒泉衛星發射場用「長征2號」運載火箭把「尖兵」成功送入預定軌道。衛星入軌後，由衛星地面測控站對其進行跟蹤、測軌和遙控。「尖兵」衛星在軌道上運行了三天，攜帶相機膠片等試驗資料，按預定計劃返回地面。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觀看了衛星獲得的遙感資料，葉劍英高興地稱讚「這顆衛星有功」。返回式遙感衛星的發射、回收成功，是我國航太技術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突破，中國成為繼美、蘇之後，第三個掌握衛星回收技術和航太遙感技術的國家。

重大決策：恢復高考

在1977年8月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首先呼籲恢復高考，鄧小平肯定了這個意見。可當時已是8月，恢復高考是否來得及呢？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說：如果招生考試工作推遲半年舉行，還來得及。鄧小平當機立斷，說：「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京召開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會上發生了激烈爭論，由於教育部門個別領導受「兩個凡是」的束縛，不敢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怕否定「兩個估計」，觸犯「兩個凡是」，對鄧小平的主張抱猶豫、觀望的態度。恢復高校考試招生制度又一次陷入困境。

9月19日，鄧小平發表講話。針對會上的激烈爭論，再次重申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生。他說：「為什麼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簡單，就是不能中斷學習的連續性。18歲到20歲正是學習的最好時期。過去我和外賓也講過，中學畢業後勞動兩年如何如何好。實踐證明，勞動兩年以後，原來學的東西丟掉了一半，浪費了時間。」關於招生條件，鄧小平說：「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歷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會議決定：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教育部在鄧小平指導下擬訂的招生工作檔，國務院也批轉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斷10年的高校招生考試制度終於恢復。

恢復高考制度得到全國上下的熱烈擁護。當時，因高校正規招生停止了10年，積壓的符合報考條件的青年、學生達3000余萬人。1977年冬，全國有570多萬人報名參加了考試，全國高校共招收新生27.3萬人。1978年，高校招生實行全國統一考試，全國有610萬考生參加，到秋季，又有30.2萬名新生跨進大學校門。

下決心借錢搞建設

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領一個30多人的代表團訪問了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等國的15個城市，會見了有關政界人士和企業家，參觀了工廠、農場、城市設施、港口碼頭、市場、學校等。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谷牧訪問歐洲的情況彙報。彙報長達7個多小時，從下午3點半持續到晚上11點多。

谷牧著重講了三點：第一，二戰後西歐發達國家的經濟確實有很大發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異，我們已落後很多。它們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管理方面也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第二，它們的資金、商品、技術要找市場，都看好與中國發展關係。第三，國際經濟運作中有許多通行的辦法，包括補償貿易、生產合作、吸收國外投資等，我們可以研究採用。谷牧在提交的《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中說：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蕭條，資本過剩，急於找出路，建議立即與西歐幾個國家進行正式談判，爭取簽訂長期貿易協定，把口頭協定的東西儘快落實下來。

聽了彙報，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都表示，該是下決心採取措施實行對外開放的時候了。華國鋒說：原來認為23年很快就過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現代化只有13年，德國、丹麥也是十幾年。今年我們起步是3000萬噸鋼，日本起步時只有2200萬噸鋼。我們可以趕上去。談判時間過長不行，要早點把項目定下來，把大單子開出來，然後一批一批地去搞。

在這之前，鄧小平就單獨聽取了谷牧的彙報。鄧小平聽後指示：引進這件事要做，下決心向國外借點錢搞建設，要儘快抓緊時間。鄧小平又找餘秋裏、谷牧、康世恩談話，提出：同國外做生意搞大一點，搞它500億。利用資本主義危機，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准了就幹，明天就開始，搞幾百個專案，從煤礦、有色、石油、電站、電子、軍工、交通運輸一直到飼料加工廠，明年就開工。分期付款不幹了，搞補償貿易、銀行貸款。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國貸款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此時也正式成為解決外匯不足問題的靈活方式之一。

1978年八九月間，國務院先後召開了務虛會和全國計畫會議。在國務院務虛會上，李先念等提出了引進外資問題。全國計畫會議確定了經濟戰線的三個轉變，其中一個轉變就是要求「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鄧小平訪問日本。10月25日，在宴會上，他對日本經濟界人士提出的「中國最好舉辦中外合資企業」的建議給予肯定。在日本經濟界舉行的午餐會上，鄧小平祝酒時說：中國人民決心在本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我們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時我們也要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在下午舉行的東京記者招待會上，鄧小平又指出：中日雙方在經濟方面合作的餘地很大。我們要向日本學習的地方很多，也會借助於日本的科學技術甚至資金。我們之間已經簽訂了一個長期貿易協定，但只有這一個還不夠，那是兩百億美元，還要加一倍至兩倍。《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必須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

改革開放之初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首先從「撥改貸」和「利改稅」開始。

「撥改貸」就是從銀行給國有企業撥款改為銀行給企業貸款，這就要充分發揮銀行的杠杆作用。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出席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在會上說：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不只是當前，恐怕今後長期的工作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政治工作要落實到經濟上面，政治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我們開了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後來改了個口，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我們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能不能達到人均上千美元？等到人均達到上千美元的時候，我們的日子可能就比較好過了。

他認為，財政體制改革總的方針是，使地方財權多一點，活動餘地大一點。過去我們統得太死，很不利於經濟發展。他還特別指出：銀行撥款制度必須改革。必須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在10月8日的會上又進一步指出：是不是設想把銀行作為發展經濟、更新技術的杠杆。銀行本來是要生利的，可是我們現在的銀行只是算賬，當會計，並沒有真正起銀行的作用。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是很靈活的，利息也不是固定的，有高有低。國家今後對企業的建設專案不要用財政撥款的辦法，而要用銀行貸款的辦法，收利息。企業應該從銀行借支，銀行收利息嘛。建設銀行一定要搞起來，要直接開闢門路，要做生意。《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此後，獨立經營、實行企業化管理的專業銀行開始逐步建立。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後改稱中國建設銀行）從財政部分設出來，專司基建貸款，實行獨立經營；恢復或單獨設立了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形成四個專業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這樣，形成了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包括四大專業銀行的新的金融體系。對待國際信用和外國資本，也從以往的排斥轉向適度發展和利用。從1981年起，國務院決定發行國庫券。這些措施，改變了改革開放以前「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做法，同時也為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

十二大閉幕後不久，鄧小平曾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

鄧小平這句話，是對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2年9月十二大召開這四年歷史，最扼要、最恰當的概括。

（程中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