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代議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

在工業革命和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新興資產階級為防止王權專制和權力壟斷,接受並推行代議制民主,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以求實現國家權力的相互制約、相互監督。應該說,西方代議制民主在歷史上有其進步意義,但隨著時代的發展,西方代議制民主並沒有與時俱進,而是故步自封。近年來,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西方國家政治、社會呈現出明顯的「極化」特徵,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代議制民主無力解決這一難題,陷入重重困境。

西方民主暴露四大弊端

一是議會與政府權力分立異化為朝野分裂與權力掣肘。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議會立法權與政府行政權之間的矛盾尚不突出,議會在國家結構中往往發揮決定性作用。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後,壟斷資產階級為便於控制國家權力,實行政府擴權,弱化議會權力,導致國家權力由議會向政府轉移,行政權力極度膨脹,政府與議會、執政黨與反對黨矛盾日益加劇。

20世紀3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盛行,許多國家政府職能加強,行政集權趨勢明顯,內外重大政策多由政府制定和執行。一些國家政府甚至有權解散議會,召集大選,議會則成了「橡皮圖章」,「三權分立」有名無實。議會作用弱化,自然給政府權力膨脹帶來機會,國家權力中心向政府轉移,議會立法和監督作用更不易發揮。美國總統行政權與國會立法權長期纏鬥不休,這已成為美國政治的一個頑疾。

隨著權力博弈愈演愈烈,政府與議會常常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可能達到了,出了問題卻誰也解決不了,在危機時期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當今網絡化時代,媒體成為「第四種權力」。為取悅輿論,政府和議會更特立獨行走極端,缺乏理性溝通和寬容理解,朝野矛盾和政治分裂進一步加劇。

二是政見分歧導致議會立法和監督功能紊亂。

西方國家議會中的政黨往往因政見分歧而相互傾軋、惡鬥不止。近年來,美國政治中的「極化」特徵日益顯著,共和、民主兩黨的理念和政策分歧拉大,為了維護自身政治利益,兩黨常常互不妥協,在國會討論有關議案時,為反對而反對成為普遍現象。美國《外交》雜誌曾有評論認為,美國國會實際上是一群極端分子在作戰。

在號稱「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議會內的黨派鬥爭也愈演愈烈,議會立法舉步維艱。在歐洲一些國家,議會效率低下,對政府的監督能力下降。

三是精英民主與社會參與民主尖銳對立。

在西方代議制民主下,公民投完票後便退居一旁,國家事務由「政治精英」決定。西方選舉制度下的「一人一票」看似平等,其實不過是將政治權力由資產階級的左手轉移到右手,又從右手轉移到左手,掌握議會和政府權力的始終是「政治精英」。

隨著信息網絡技術帶來的人們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刻變化,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持續高漲,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工業社會產生的精英決策、社會追捧的代議制民主運作模式不感興趣,要求建立一種網絡式、扁平化、無中心的平等參與模式。近年來,西班牙、希臘等國民眾頻頻發起各種抗議運動,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破除精英民主,實行廣泛的社會參與民主。

四是西方選舉墮落成金錢民主。

西方代議制民主下的選舉,候選人僅靠政策、演講和口才是很難勝選的,必須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美國是典型的金錢政治國家,選舉一向被稱為「燒錢遊戲」。曾幫助威廉•麥金利贏得1896年總統大選的馬克•漢納就曾說過:「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第一是金錢,第二我就不知道了。」

美國大選1980年花費1.62億美元,到2008年則花費24億美元。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對公司或個人向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額度限制後,美國大選更成了燒錢大賽,2012年大選總開支達60多億美元。在選舉中得到捐助的政黨及候選人,上台後自然要「投桃報李」,捐者得官成為常態。如歐巴馬在2009年初就職總統後,大量委派他的競選贊助者出任駐外大使。

多種因素令其舉步維艱

西方代表制民主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西方民主的資本獨占性。

西方代議制民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制度表現。掌握經濟命脈的大資產階級及其政治精英通過複雜的社會過程和政治程序,將其掌握的經濟社會資源轉化為政治權力,並把廣大民眾排除在國家重大決策之外。近年來,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全球經濟持續低迷,資本的影響力愈益強大,任何政黨都不得不向資本低頭,政治天平進一步向資本傾斜,政黨及政府日益成為受大資本操縱的工具。

第二,制度設計上的片面性。

西方代議制民主重視形式上的選舉程序,將複雜的政治民主簡單化為一套選舉程序,把「一人一票」、多黨競爭當做衡量民主的唯一尺度。事實上,多黨競爭很難保證產生人民希望的人民執政的政府。金錢政治下的選票很難選出眾望所歸的領導人。過分強調「選民是上帝」,導致政府迎合選民、決策短視。儘管弊端百出,但西方國家對多黨民主仍充滿自信,不願也不可能順應時代變化而調整。

第三,西方社會政治生態發生變化。

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利益多元的特徵日益凸顯,財富分配的「零和遊戲」愈演愈烈,造成社會內部的相互對立和情感隔閡,直接導致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趨向緊張,民眾參與政治的行為更加極端,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抗議活動不斷,政府難以順利施政。在一些引入西方代議制民主的非西方國家,人們在試圖更換領導人時,開始熱衷於訴諸街頭示威而不是正常的選舉。

第四,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挑戰。

西方在向一些發展中國家強力推銷民主時,並沒有提供「民主維修手冊」,當「民主產品」出問題後,這些國家則束手無策,不得不探索本國的「民主之路」。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引起許多外國政要、輿論、學者的高度關注。他們認為,西方代議制民主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同西方代議制民主相比,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其獨特優勢,這一民主政治形式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具有啟示意義。不能用西方代議制民主來否定其他國家的民主實踐,來取代協商民主、參與民主等民主形式。

(柴尚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