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發達國家正深陷一場二戰後最為嚴重的、全方位的危機，這可能已經是中外學界的一個共識。

尚未達成一致的，在於這場危機究竟是源於西方發達國家民主體制本身，還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如全球化、伊斯蘭問題、中國崛起、2008年金融危機而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顯然，無論是哪類因素為主，西方民主體制究竟有沒有涅槃重生之能力，西方發達國家還是不是全球文明「歷史的終結」，這才是今天西方政治理論研究之關鍵。

有一點是可以觀察到的，即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目前的這場危機幾乎席捲西方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從西方國家社會內部而言，這場危機是綜合性的，混雜著金融、經濟、就業、治安、教育、政治、選舉、傳媒等幾乎所有方面。自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銀行破產以來，整個西方都被捲入一場金融、經濟、社會乃至國家危機之中。我們已經知道，美國先後爆發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民主之春」運動、黑人抗議白人員警濫用暴力大示威、國會與白宮就預算問題爆發嚴重衝突、同性戀酒吧恐怖襲擊、以及最近的公然槍殺員警事件。而歐洲更是被接踵而至的一場又一場危機壓得喘不過氣來。希臘危機、歐元危機、難民危機、「黑夜站立」運動、英國脫歐、當然還有經濟增長幾乎是零、公共債務日益沉重、失業率節節攀升……更遑論已經造成數以百計平民喪生的恐怖主義襲擊了！

美國目前正在舉行總統大選。帶有排外色彩的特朗普異軍突起，恰好反映了美國面臨危機的深刻程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面臨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堪比1929年，只是今天的美國已經是世界霸主，因而美元危機已經被牢牢地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或更確切地說，被控制在隨時可以將危機向外轉移的範圍內。但美國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卻愈演愈烈。美國產業空心化已經是一個事實，製造業頭號大國的稱號已經讓給了中國。目前美國精英階層舉國上下憂心忡忡的是美國是否將會丟失世界頭號超級大國的地位。正因為這種擔憂也已經蔓延到普通老百姓頭腦之中，所以美國才會出現一個號稱要「讓美國重新偉大」的生意人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的荒誕現象。

歐洲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法國社會黨總統奧朗德上臺近五年，既沒有能夠解決失業問題，也未能使法國經濟復蘇。現在法國人對奧朗德已失去信心。但目前右翼可能的總統候選人卻很有可能是前任總統薩科齊！也就是說，五年前因為使法國選民極度失望的總統，與今天令法國人同樣極度失望的總統，將再度面對面競選總統大位。這讓法國選民如何去選擇呢？

新三權分立

應該特別強調的是，西方民主體制實際上一直在演變之中。歐洲很多國家女性獲得投票權也僅僅是戰後的事。法國實行總統直接普選也只是上個世紀60年代第五共和國成立以後的事。民主體制真正出現不可彌補的缺口的時間，應該追溯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雷根—柴契爾夫人竭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伊始。由此，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民主體制開始變質，其分立之三權中的行政權開始遭到削弱，但相應對比的並非三權中的另外兩大權力立法權與司法權得到加強，而是相對於政權的資本財團權力得到迅速加強。雷根的名言「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在」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導致了主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了上百年的政權本身遭到衝擊，西方社會結構開始出現重大變化。

本來，國家主導力量當然是政權。只有在政府領導的國家框架之內，一切經濟與社會活動才能有序地進行。新自由主義通過削弱政府權力、削弱甚至廢除對經濟、特別是對金融資本和財團的種種限制性的規則、規定、以及大規模給企業、特別是大財團減稅，以為社會經濟帶來活力。儘管在當時對振興美、英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實質上卻由於一舉削弱了政府本身，並取消了大量本來針對資本財團的種種限制，結果導致資本勢力的急劇膨脹，催生出日益龐大的「國際金融帝國」和一系列「跨國財團公司」。

在西方歷史上，在實現了政教分離之後，國家政權一直是獨大的。正是為了對國家政權的超大權力進行限制，西方提出了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到了今天，舊的三權分立結構早已被解構，而取代之以一種新型的三權分立：財團、媒體和政權的三權分立。

從目前西方國家普遍機構看，這三大權力構成了社會機器運作的三個馬達。其中政權已被削弱至歷史最低點。而媒體的作用則達到歷史的最頂點。始終隱藏在幕後的財團一如既往地繼續在暗中掌握著國家主要經濟命脈和發展的方向，甚至通過其強大的遊說集團、或直接安插在政權中的代理人，主導著國家政策的醞釀、制定和執行。如果進一步分析的話，則可以看到，財團已經突破國界，形成更為龐大的跨國公司財團。TPP談判可以說就是為了加強跨國公司財團對主權國家的權力的一個新的嘗試。

財團之所以能夠在民主體制中蠶食到如此大的權力，系拜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之賜。美國時代華納、默多克等六家大財團就是在這個時期將90%的美國媒體納入囊中。法國幾乎也是在同時期開始媒體的兼併。到今天為止，達索軍工、LVMH奢侈品集團等七大財團將95%的法國媒體控制在手。另一方面，從90年代至21世紀初，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生活日益側重於選舉。選舉對於政治家、政黨而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超過執政和政績本身，成為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活動。這使得西方政治生活中出現了「選舉至上」的傾向。對於一個政黨來說，只有通過競選獲勝，才能上臺執政。而要在競選中獲勝，一是需要充足的金錢，二是需要媒體明中暗中的支持。而這恰恰是財團所擁有的。正是在這個角度出發，西方民主體制國家在本世紀初，開始進入了一種以選舉為中軸、以財團為核心的政治運作藍圖。財團和媒體開始在政治生活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最終形成了財團—政權—媒體的新形式的三權分立。

西方權力核心——財團

應該強調的是，政權—財團—媒體的新形式的三權分立形態並非一個等邊三角形，其中財團佔據著核心力量。財團—政權—媒體的三權構成，才是法國乃至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的真正「超穩定權力結構」。如果說在法國，政權確實代表著強大的國家權力的話，這一權力對財團主導的市場經濟和金融卻沒有太大的制約能力；對財團控制下的媒體僅有著「有限制約」能力。相反，財團通過其手中掌握的兩大法寶：金錢和媒體，卻對政權有著強大的生死攸關的權力。其原因其實非常簡單：法國和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的政權是靠選舉上臺的，有著明確的「壽命年限」和一定的透明度，而財團卻是永遠世襲，而且永遠是「黑箱作業」，沒有任何外力能夠滲透其中，也沒有任何外力能夠真正制約財團的權力。大眾傳媒，包括報刊、影視、廣告等多種形式，主要操控在財團手中。目前僅國際互聯網真正享有一定程度的「實際自由」。但這一自由也如巴爾扎克小說《驢皮記》中的「驢皮」一樣，隨著每一次自由被充分使用之後，便在遭到財團操縱的政權對之進行無情壓縮，日益變得越來越小……

因此，分析和理解財團—政權—媒體的三方構成和相互關係和作用，是認識西方發達國家民主體制的關鍵所在，也是認識西方目前為什麼會深陷危機的關鍵所在。

財團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理解，就是相對應於法國政府部門的領域，都有著對稱的壟斷大企業財團存在。也就是說，在政府表面上的治理之下，實際上在每個政府相應的領域，都存在著實際上統治著本行業的壟斷企業在實際上進行著從政策的制定、執行到社會效應、回饋等整個過程的全盤控制。而其與政府機構的關鍵不同之處，在於政府是為民眾服務的，而壟斷財團則是以其自身盈利的最大化為唯一目標。在很多情況下，政府部門往往被壟斷企業所操控，而執行為壟斷集團盈利、而非為民眾利益服務的政策。以法國衛生部在2009年爆發甲流感時的對策為例。

財團：真正的「影子政府」

2009年全球爆發甲流感疫情。各國政府都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來對付這場席捲全球的「大流行病」（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下文還會提及）。法國當時的衛生部長羅什琳•巴舍洛於2009年7月疫情最為嚴重的關頭，下令向三家醫藥公司訂購了9400萬支疫苗。法國人口僅占世界人口的1%，但卻訂購了全球10%的疫苗。當時的依據是，專家認為，每人必須打兩針疫苗才能起到預防作用。到了12月份，各國試驗都表明，一針疫苗足以抑制病毒的流傳。於是法國政府緊急取消了5000萬支疫苗的訂貨，並為此支付了巨額違約款。最後法國僅574萬人打了疫苗。多出來的3800萬支疫苗賣給卡塔爾30萬支，贈送給世界衛生組織1600萬支，送給法國駐各國大使館為生活在國外的法國僑民注射200萬支，剩下的1900多萬支於2010年和2011年分別到期，不得不一一被銷毀。沒有使用的疫苗共浪費了法國國庫4億歐元！如果再加上購買治療甲流感的藥物「達菲」和10億隻口罩，以及為鼓動一直持懷疑態度的法國人去打疫苗而花費的宣傳費，建立打疫苗的網點、支援打疫苗的醫生的費用……法國政府共支出15億歐元來應對這場最終僅造成300人死亡的甲流感（作為比較，法國每年死於普遍流感的人數為6000人）。顯然，法國政府犯下了一個決策性錯誤。

從表面上看，這是行政權（即政府）犯下的一個過錯。然而實際上這是制藥業財團在暗中操控的一場為其自身牟取暴利的成功「戰役」。政治家當部長，一般而言並非因為其專業知識，而是其政治領導能力。巴舍洛雖然是醫藥博士，但她不可能對所有流行病症都瞭解，特別是甲流感這種較為罕見的流行病。事實上巴舍洛對甲流感確實一竅不通，只能依靠身邊的專家來做決策。問題是，據法國《巴黎人報》披露，在巴舍洛任命的衛生部17名為其決策提供具有決定性參考意見的專家中，僅兩人與大制藥公司沒有任何瓜葛，其他專家都與一家甚至數家大制藥公司存在著金錢關係。如其中一名專家莤爾維•馮•戴爾•韋爾夫是「巴斯德研究所」某流行病研究室主任，正是她在各大媒體上表示，「所有人都應該種疫苗以預防甲流感」。在醜聞被披露出來後，她承認她當時確實在為GSK制藥公司研製疫苗。而政府恰恰從GSK公司訂購了3200萬支疫苗。另外兩位顧問則「碰巧」在生產治療甲流感藥物「達菲」的「羅什制藥公司」服務……由他們來為衛生部長出謀劃策，很難說服公眾，他們的個人利益與國家政策取向不存在密切的利害關係。正是在他們的「獻策獻計」的影響下，巴舍洛做出了極為出格的決策。事實上一般疫情發生，注射疫苗是一個好方法。但只要全體民眾的30％至50%的人口免疫後就能防止大規模的流行病發生。但法國衛生部不僅按全體人口數量訂購疫苗，而且還多訂購了一批以彌補藥品過期而導致的數量減少；並且是按每人兩針（事實證明一針即足矣）的量買的。誰是得利者？當然是大制藥公司！

巴舍洛在離開政壇後說了很多有關政權的真話、實話。其中有一句特別引起我的關注。她說：「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意識到誰真正掌控著權力，誰是那些隱匿在幕後的顧問，他們才是關鍵人物，你可能在政權機器裏泡上幾年都不知道到底誰有真正的決策權……」

事實上，《巴黎人報》報導認為，法國政府內有關衛生和流行病問題的專家與各大制藥公司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很多跡象表明，通過行業聯合會組成了制藥領域的行業壟斷機構的制藥公司就像石油、軍工等公司一樣，在西方社會形成強大的壓力集團，並且通過支付高薪專家，滲入政權內部，左右一國政府的衛生政策走向。法國有一個專門委員會審查在法國合法上市的藥品。記者發現，在這個委員會工作的專家，幾乎都曾經是各大制藥公司的高級職員。他們同時也以各種各樣的名義，接受著制藥公司的各種高額津貼和補助。在他們的把持下，法國政府的醫藥政策很難不受制藥公司的影響。事實上，造成多達500至2000人死亡、3500人入院治療的減肥藥Mediator就是在這些「專家」們的力挺下，順利通過行官方的種種審查而上市，在論證不足的情況下，造成諸多醫療事故。但製造這一藥品的施維雅公司卻掙得盆滿缽滿！法國著名醫生、議員貝爾納•德佈雷在接受BFM電視臺採訪時透露，大制藥公司一方面收買了批准該藥上市的國家機構「法國健康藥品安全所」，另一方面收買醫生（即給醫生回扣、或發放職業證書等好處），讓醫生向病人推銷這種藥。醫生與制藥公司私下簽約為其有償推銷藥物……這充分證明，制藥公司通過收買手段，將法國主要醫藥領域的專家都納入其利益軌道，事實上已經架空了法國政府衛生部的實際行政權力。

同樣的現象，幾乎存在於其他所有主要經濟領域，特別是軍工、能源、大眾傳媒等對國家和社會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關鍵領域。

人們可能會問，政權為何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手段，甚至以立法的手段，來強迫財團就範呢？比如在甲流感事件上，政府為何不能追究涉嫌誇大疫情的專家、查處與制藥公司有經濟利益往來的顧問、處罰通過非法手段使政府過量訂購疫苗的制藥公司……事實上，這在法國基本沒有可能，因為政權對財團的依賴遠大於財團對政權的需求。兩大權力的角力一直存在，但力量的天平也一直在朝著財團方面傾斜。特別是從七八十年代以來，法國政權的權力在面對財團時步步後退，今天可以說已經處於全面失守的前夜。用社會學家、記者艾爾韋•岡普夫的話來說，法國已經從一個民主國家蛻變成一個「寡頭財團」控制的國家，處於「獨裁與民主之間」。他的意思很明白：寡頭財團已經從實質上控制了法國國家大權。

邁向「寡頭民主」

財團之所以佔據著核心力量，首先源於今天西方的財團都已經成為實力極其雄厚的跨國公司，其資產甚至利潤都能夠超過世界上大多數中小國家的國家預算。如法國歐萊雅化妝品公司營業額都是數以百億歐元計，年利潤收入超過30億歐元。法國前百家大財團的老闆2014年度收入總額竟高達2570億歐元的駭人數額。這些財團往往都會相互參股、相互聯姻，且不受國籍、國界的限制，因而都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龐然大物。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人們才發現，這些財團已經大到無法倒閉的程度，因為一個類似高盛這樣的投行要是出問題的話，那將導致全球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都被牽連進去。於是，美國政府就不得不動用納稅人的錢來救助這些大財團。

這些跨國財團另一個特徵，就是世襲、不透明、而且很少受到外部的監督、監控。在西方民主國家，由於媒體主要掌握在財團手中，因此媒體可以對政府進行監控，但對財團本身卻不敢進行任何「輿論監督」。可以試想一下，達索軍工集團控制著的《費加羅報》有可能揭露達索公司在海外的武器交易嗎？

今年3月份在法語文化節活動上，法國著名記者阿爾諾•維維昂在中國傳媒大學的演講中公開表示，「法國95%以上的媒體被控制在7個人手中，7個大老闆。因此，法國2017年總統大選誰將當選，就由這7個人來決定。」

維維昂作為一個左翼記者，也許對法國現實的描述存在著一定的「偏激」；但在法國誰也不會質疑他上述「7個大老闆控制著95%以上法國大眾傳媒」的說法。因為這是事實。

控制著媒體，就等於控制著選舉。據說這是基辛格說的：「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全人類。」我想加一句：「誰控制了媒體，誰就控制了你的思想；而控制了你的思想，也就主導了你手中的選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方的選舉體制大致已經形成這樣一種特徵：一個政黨想上臺執政，就必須有金錢的支援，這就需要財團的支援。與此同時，要宣傳自己的執政主張，政黨也就需要媒體的支援。媒體自身同樣需要金錢中的支撐。於是又回到財團的支持。在財團和財團主導的媒體支持下，政治家才有可能上臺執政。那麼他的執政方向就可想而知。更何況，上臺之後往往注重的就是如何才能連任。這又重新掉進選舉的陷阱之中……

由此可見，在西方選舉體制國家，大資本財團才是真正的國家主人。這些大資本財團一手控制著媒體，一手操縱著政權，以逐利為唯一目標，掌握著超大的權力，使國家機器為跨國財團的私利服務。這是造成今天西方發達國家目前所面臨的幾乎所有問題的主要原因。

比如難民問題。大財團需要源源不斷地補充廉價的勞動力，是歐洲國家政府無法對難民和移民政策做出決斷的主要原因。又比如法國最近形成重大社會動盪的《新勞工法》問題。儘管遭到幾乎所有薪水階層的強烈反對，但因大財團需要對勞工擁有更大的權力，包括解雇、降薪、增加工時等以謀求利潤的最大化，因而在背後支持政府強行通過相關法律，即便因此而造成社會動盪也在所不惜……

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蒂在其名著《21世紀新資本論》中提出，全球性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在日趨嚴重。資本正在戰勝勞動力。他沒有指出的是，資本不僅僅戰勝了勞動力，而且資本從來沒有擁有那麼大的權力，使國家正在竭盡全力為資本服務。這是西方民主體制至目前為止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如果新的三大權力繼續向財團傾斜的話，民主體制將徹底走向「寡頭民主」……

鄭若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