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前後後創作了5年之久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8月8日一登陸央視，就獲得同時段全國第一的收視排名，每天有超過6000萬人次收看。9月3日，該劇登陸東方衛視，繼續創造收視熱潮。

紅色主旋律電視劇何以贏得大量觀眾的追看？在導演吳子牛看來，是因為該劇在拍攝伊始就定下了基調：第一，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紅色主旋律，而是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第二，絕對不能把鄧小平拍成「雕像」。總編劇龍平平更是把「引起社會關注」作為創作的重要導向，言稱：「如果中國人對這部劇反應淡漠的話，只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沒本事，沒寫好，二是我們社會出問題了。」

哪些人群最關注《鄧小平》？一部分當然是時代的同齡人，劇中的8年（1976-1984）也正是他們的青春歲月。另一部分，是雖然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卻能意識到那些舊時舊事都與自己的現在和未來息息相關的人。如龍平平所言：「如果不是鄧小平，你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一種軌跡。」

追昔，不只是緬懷，更是為了撫今。

打破了哪些禁區？

《鄧小平》播出後，引起的第一波巨大反響，與「打破禁區」、「脫敏」不無關係。有媒體指出：「談新中國的歷史，一直有一些敏感的『禁區』。這部片子對『脫敏』有突出貢獻。」亦盛傳，該劇僅僅是送給各級領導審查的光碟，就超過了1萬張。

導演吳子牛給《新民週刊》解釋了「1萬張光碟」的去處：「48集電視劇有48張碟，由於內容特殊，這部劇走的審查流程要比一般的多，比如涉及外交的部分要送到外交部，涉及港澳臺的部分要送到港澳辦、台辦，其他還有黨史研究室、重大辦、中宣部、廣電總局……」一圈兜下來，再乘以48，送出去的碟數就比較驚人了。

不過，按照龍平平的說法，「從中央，到各個審查部門，沒有任何人給我們出過難題，對我們只有支持，沒有任何的責難。」

觀眾對「禁區」獵奇式的探望，讓龍平平覺得很奇怪：「我不知道，什麼叫『脫敏』？哪里來的『禁區』？我在編劇的時候沒有人通知我哪個能寫哪個不能寫。」但他同時也承認：「我幹了這麼多年，知道哪些能寫，哪些不能寫。」

誠如龍平平所言：「敏感不敏感，關鍵看立場和分寸。」而《鄧小平》選擇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龍平平擔任總編劇，已經確保了劇本應該具備的分寸感和尺度。吳子牛說他在接到劇本的時候很興奮：「這次有中央文獻專家指導，創作可以比較自由。」經過重重審查、推敲，最終交到他手裏的劇本，「還能夠這麼寫，是很大的進步」。

所謂「還能夠這麼寫」，也就是後來為觀眾津津樂道的「解禁」——華國鋒、胡耀邦、汪東興的形象首次出現在螢屏，而且與許多重要情節相關，並非一閃而過；粉碎「四人幫」，高層政治鬥爭，為劉少奇平反，回顧「文革」重創，真理標準大討論，恢復高考的重重障礙，知青問題，逃港青年，重新打開改革局面的千難萬阻……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展現得如此尖銳，如此深入。

而《鄧小平》能夠在今時今日打破所謂的禁區，在吳子牛看來，是「時代在變化，政治在進步」的結果。在互聯網的推動下，禁區一說越來越名不副實。

不過，拿捏尺度和分寸，對編、導同樣是考驗。50多位有名有姓的國家領導人，如何擺好他們的位置和關係，是龍平平面臨的最大難題。原來的劇本裏有一段寫到，周總理病重時，葉劍英去看他，總理對葉說，你要保護好鄧小平。「確實歷史上有這一段，不過後來沒拍成，但是跟審查一點關係沒有。」龍平平說，「還有一段，是寫小平同志做手術，然後做了一個夢，夢見了毛主席游泳，後來也沒拍成，主要是因為拍毛主席光著身子，形象未必好。」

在表現抓捕「四人幫」場面時，吳子牛也採取了旁敲側擊的手法，在玉泉山葉劍英住所，用四把被搬到一旁受冷落的空椅子，輔以華國鋒的話和廣播電臺的播報，來代表「四人幫」被粉碎。

但龍平平並不認為電視劇只選取1976-1984年的8年歷史，是為了回避什麼。「主要是48集的片長決定了我們不能把小平的一生拿出來事無巨細地說。一開始我們打算從毛主席逝世開始第一場戲，結果寫了兩集還沒寫到小平，因為他當時失去人身自由在家裏呆著。於是就改成從毛主席逝世的第27天開始說起。而到1984年結尾，是因為1984年我們經歷了改革，真的是一個政通人和的中國，所有人都從中獲益，一群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打出橫幅『小平，您好！』，我覺得非常感動。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個原因，1980年之後離我們非常近，當代人寫當代事，難免不夠客觀，也眾口難調。」

如何大膽虛構情節？

除了創作尺度，《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與以往反映鄧小平生平的影像作品最大的不同還在於，它是電視劇，而以往更多的是專題片。

作為鄧小平研究專家，龍平平從事文獻研究已近30年，著作等身。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了影視：「1993年的時候開始做電視文獻片，1997年1月1日播出，那時候鄧小平還在世。」從那以後，龍平平陸續創作了多部以鄧小平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包括2003年公映的電影《鄧小平》和2012年的電視劇《我們的法蘭西歲月》。「自信一點說，我不是外行。」

正因為對影視劇的多次介入，讓他意識到：「如果不能引起社會關注的話，這樣的電視劇沒有必要去做。這首先是一部電視劇，不是歷史教科書也不是紀錄片，一定有藝術加工的成分在裏面；但同時因為名字叫《鄧小平》，所以也必須客觀展現這段歷史。」最終，劇組將原則定為「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播出後，《鄧小平》在收視飄紅之餘，也遇到了一些指摘，比如有觀眾認為鄧小平在獲悉「四人幫」被粉碎後對卓琳說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並非劇中所說的「我還可以幹20年」。龍平平解釋說，這是劇情需要：「有人說篡改歷史，我覺得莫名其妙，這算歷史嗎？並不是非常重大的事件。電視劇就是要找出最能反映他心理的話。」

外媒也提出過一些疑問：「外媒說，你編劇胡說八道，華國鋒沒有說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的決策，你硬把這個話加到華國鋒頭上。我也莫名其妙。第一這話不是我編的，有史實根據，華國鋒那個時候經常說這句話。第二華國鋒說這句話是合情合理的，他那個時候必須這麼說，否則就沒有合法性，就要面對很多人的責難，這是一種策略。但至於毛澤東究竟有沒有做出這個決策，那是另外一回事兒。」

為了把歷史情節化、戲劇化，龍平平作了許多努力。有一出戲講到鄧小平赴廣東龍嶺公社考察，在養鴨子的施大嫂家，看到偌大的院子只養了3只鴨子。大嫂說，養3只鴨子是社會主義。問她想不想養第4只鴨子，大娘搖頭說不敢。但鄧發現大嫂準備的飼料是十幾隻鴨子的食量，果然在後院小屋發現了更多的鴨子，但嘴巴全都被綁了起來……龍平平說，這出戲的依據就是鄧小平議論過很多次的思想僵化，「當時關於資本主義的討論是，養3只鴨子是社會主義，養4只就是資本主義，就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本來是在會議上的議論，但是如果我仍然把它放在會議場面拍，就太不形象了。要都那樣的話，48集裏至少有一半在開會啊！」龍平平笑說，「現在也已經有很多是在開會啦。」

怎麼把「開會」拍得人民喜聞樂見，對吳子牛來說也是一大課題。用他的話說，「動用了以往所有的拍攝經驗，盡了一切努力」。「拿全國科教座談會來說，這是鄧小平複出後第一次主動請纓分管科教，請李國豪、蘇步青這樣「文革」中倖存的頂級教授出山工作。會議說話肯定是枯燥的，所以我們要分析層次——科學家進門，先是沉默，不肯落座，一直到聲淚俱下，主動控訴，要拍出節奏。再有是抓細節——蘇步青的筆記本、十八羅漢名單，王大珩教授那只經歷過監獄的手，傷痕累累……到後來學者紛紛流淚，覺得鄧小平了不起，特別知道中國當時最需要什麼，沒有科技就沒有生產力……我們一定要讓會議在場人員先感動，打動他們，就能打動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怎麼創作人而不是雕塑？

對龍平平來說，編劇的最大難度還不是如何情節化，而是——從何下手？掌握大量鄧小平生平史料，只是創作鄧小平螢屏形象的基石，偉人的形象要如何才能立得起來？

最終，主創在「小人物」上找到了突破口。

吳子牛說：「從前拍領袖，都是仰視謳歌，各種歌頌，各種高大全。為什麼感覺離觀眾總是十萬八千里，就像在看冰涼的雕塑？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注重寫人民。如果寫不出時代的變化、每個人的變化，鄧小平的形象很孤立。所以我們特別在意小人物的命運變化，每個出鏡人物都有他的名字、他的命運。」

「田源」和「夏建國」就是兩個典型的「小人物」，龍平平對於這兩個角色的塑造頗為得意，田源的「高考作文」橋段，甚至就是龍平平本人的親身經歷——「他的作文題目就是我碰到的那個：《從『攻書莫畏難』說起》。『『攻書莫畏難』是葉劍英的詩：『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那年剛恢復高考，我們復習也沒什麼書可以看，寫什麼呢？似懂非懂，於是就寫『我要做個小司馬遷』，寫司馬遷忍辱負重著《史記》的經歷……那年我也沒考上，次年才錄取，而且不讓查分，這段不讓查分的經歷也寫進了劇裏。」

「很多人覺得田源這樣純粹的理想主義不可信，但我們當時確實是這樣的。」龍平平說，「因為『文革』成為被耽誤的一代，但是又很不服氣，所以抓緊一切機會。我收到恢復高考消息的那天，高興得一下子憑空翻了兩個跟頭，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好像潛力都被激發出來了。所以我評價鄧小平的時候會用薄一波的話說『千古一人，一人千古』，整個國家、世界的命運都是與他有關的。」

作為導演，吳子牛也借《鄧小平》回顧了自己的生活，「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快24歲了，和片子裏的年輕人一樣，憂心忡忡，對現實強烈不滿，經過四人幫的殘害，中國快要走到末路，而我們空有一番熱情無以報國，直到恢復高考、知青返城……這部劇裏幾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與我本人的生命軌跡重合。」

他最擔心的創作失敗，並不是政治上的失誤，而是沒能獲得觀眾共鳴。現在，《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一路引發收視熱潮，吳子牛說，他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闕政、葛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