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青年的艱難購房夢

臺灣地區最受爭議的公共政策,如今P3莫過耗資超過8800億新臺幣的「前瞻計畫」。官民因此衝突不斷,學者朱雲鵬更質疑在「前瞻計畫」的諸多基礎建設中:竟不見臺灣青年與中低收入戶等弱勢群體最期盼的「社會住宅」。此時又逢蔡英文就職1周年,其競選政見皆被社會大眾與在野黨提出並重新審視。,

2016年,蔡英文的十大競選政見中的第1條為五大社會安定計劃,包括安心住宅、食品安全、社區照顧、年金永續、治安維護。可見,居住問題被視為重中之重的政見。蔡英文計劃8年內完成20萬戶的社會住宅,打造租金合理、環境舒適、只租不賣的利民住宅,為年輕人、中產階級、單親家庭、身心障礙者和老年人提供一個能夠遮風避雨、安身立命的家。

其實,早在今年2月「國發會」提出的「前瞻計畫」版本之中,「城鄉建設」這一部分共設計了10大工程,其中存在一項「廣設公宅與青年創業聚落」。雖僅編列了4年140億新臺幣的預算,但至少對於實踐競選承諾而言,仍顯示出一定的誠意。只是僅隔1個月,在明的「國發會」提交「行政院」核定的版本中,公共住宅已從城鄉建設的10大工程中悄悄消失。

儘管「行政院」在4月13日通過《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預計未來興建20萬戶社會住宅,其中12萬戶由政府興建、8萬戶由民間進行包租代管,但仍沒有進程、步驟和內容,僅於2017年試辦1萬戶,這已是最具體的數位與內容。令專家學者困惑的是,剩下的19萬戶該怎麼辦,社會住宅的預算從何而來,如果不將其列人「前瞻計畫’該如何落實?

原本社會住宅的目的就是讓無力購房者能有棲身之所,或是幫助其節省生活成本,積累購房資金,儘快從市場中購得私有房。但現在看來,社會住宅的出臺遙遙無期,年輕人的買房夢想也逐漸渺小。

年輕人仍無力購房

使絕大多數民眾能夠從市場中購買房產、滿足居住需求,是政府的責任之一。所以早在上個世紀兩蔣「執政」時期,便努力落實《民生主義》中的「住者有其屋」。進人政黨輪替後,儘管不再強調《民生主義》,但取而代之的口號是「居住正義」,道理相同,是指在公平正義的條件下,人民可以購買到屬於自己的房子,而對於弱勢者,政府也應提供廉價的社會住宅,以保障其「居住權」。

臺灣政治人物的競選政見中必然會提到解決人民購房、住房問題。例如柯文哲在2014年競選時便將提供社會住宅當作市長重要工作之一,但是今年3月便從4年2萬戶一路修正到1.8萬戶開工,遭外界質疑政策跳票。當初將社會住宅列為政見第一條的蔡英文,政策跳票更激烈,不但全台房價無明顯滑落,人民收入沒有提升、貧富差距未見縮小,連社會住宅的具體計畫也遙遙無期。在競選時所承諾的20萬社會住宅政策,蔡英文最初用一句話形容「攸關民進黨‘執政’成敗」,強調20萬戶中,有1/3是包租包管,「用租屋市場的管理系統,讓年輕人有付得起的租屋宅。」去年的蔡英文是這麼說的。

雖然諸多國家或地區的年輕人同樣面臨無力購房的窘境,但相對其他國家或地區,臺灣的房產不論買或租,價格皆是高得驚人。以「房價所得比」而言,根據臺灣地區「內政部」營建署的統計,以臺北市為例,2015年第1季的房價所得比高達16.16倍,意味著一位臺北人必須不吃不喝16.16年,才得以購得一套房產。

如果以全臺灣估計,情況好轉,根據Numbeo資料庫提供的資料,2016年臺灣地區的「房價所得比」為12.87,位居世界39名,第1名的本港地區為37.57,第2名越南為34.09,日本以20.17位居12,韓國以14.83位居31。比起周邊地區與國家,臺灣地區購房壓力較輕,但與世界其他地區相較,仍是偏重。

房價不但高,上漲速度更快。根據臺灣地區金管會引述國外統計資料指出,同樣在2015年,臺灣的「房價租金比」為64,位居全球之冠,並且逐年攀升。「房價租金比」的公式為「房屋總價格/年租金」,所得出的結果代表房屋價格是租房者能租賃的年數。所以同樣面積的房屋,在臺灣能租上64年,第2名的印度是42年,本港、新加坡的35年並列第4。「房價租金比」的數值越大,代表租金成長不及房價上漲,房產價格越遠離合理價格,故房價泡沫化的可能性也越髙。

儘管臺灣人均年收入突破2萬美元,相當於一個月5萬多新臺幣,但在薪資倒退、貧富差距擴大的今天,30歲以下年輕人的收入在扣除所得稅後的「可支配所得」往往不足3萬台幣,在扣除生活費與房租後,基本上所剩無幾。根據臺灣《天下雜誌》調查中心的資料,如果以縣市為觀察單位,則台中以南的縣市大多不足5萬,若以年齡為觀察單位,資料更是觸目驚心,60歲以下的勞動力,其平均薪資竟不到臺灣人均收入,40歲以下的年輕人,若有家庭負擔,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根本不足以在短時間內購得住房。

在彰化市擔任初中語文老師的江先生,今年38歲,他告訴《鳳凰週刊》,以彰化市常見的平均面積的新屋,通常要價1500萬台幣以上,江先生對於《天下》雜誌的薪資調查資料並不懷疑,因為臺灣南部房價比北部便宜,但人均收入也低,40歲以下薪資不足4萬是正常的。「房價太高,年輕人根本買不起房。」江先生說。而以他初中老師的收入,雖然稅後也達5萬以上,但未婚的他仍選擇與父母同住,減少不必要的支出。

同樣是38歲的吳先生,台中人,大學畢業後留在臺北工作,已婚,有兩個小孩,他月人4萬多台幣,但他較為幸運,「我的老婆是臺北人,我就住在岳父家中,省了一筆很大的開支。」吳先生說。

另一位來自嘉義,同樣是大學畢業後在臺北工作的江先生,他的職業是推拿師,他與老婆月人一共10萬台幣,育有兩個小孩。他沒有吳先生幸運,租房,他和老婆的薪水僅足夠每月開支,無法存下多餘的錢。問他想不想回南部生活,他回答《鳳凰週刊》:「雖然臺北支出高,但收入也高,回到南部,很難賺到錢,儘管房價也低,但收入低支出低的情況下,生活品質比不上臺北。」

臺灣房價的5次起伏

回顧臺灣過去房價起伏,可以從中發現經濟發展週期,或許也可從當時的應對方法中獲得解決當前問題的靈感。根據房產專家李同榮的調查,臺灣地區的房產漲跌共分5段時期,第1次房價漲跌循環是由1968年至1975年,當時臺灣透過經濟發輾轉型至工業社會,人民收入逐年增加,小家庭比例提升,北部與南部各自興建高樓與別墅,雖然房價攀升,但銷售速度亦快。1973年中東戰爭爆發,連帶引發的通貨膨脹更加速房價飆漲,當時蔣介石下令禁止興建4樓以上住宅,降低市場熱度。1975年蔣介石去世,房價也進人最低點。

第2次房價漲跌循環自1975年至1982年,當時蔣經國進行十大建設,擴大內需,同時臺灣也進人發展中地區行列,這給房價上漲提供基礎。1980年又爆發中東戰爭,再度造成通貨膨脹、房價飆漲。同年底,臺灣當局宣佈緊縮貸款、空地限時興建、追查購買多數房產者的資金來源,成功抑制了房價。而這第一、第二次的房價漲跌循環的漲幅時間長度相同,形成了臺灣房價「3年一小漲、7年一大漲」的說法。

第3次房價漲跌循環自1982年至1990年,由於前一次的房價迅速下滑,臺灣當局又開始放寬建築融資,刺激房產消費。臺灣在此時期經濟增長迅猛,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形成城市購房需求增加,同時換房率也逐年提升,加上城市建地有限,皆使得房產價格再次上漲。另外,由於經濟過熱,股市向上攀升、民間金融資金過剩、通貨膨脹,整體經濟與社會開始出現危機。當時的「行政院長」是軍人出身的郝柏村,臨事果斷,下令嚴格整頓房市與金融。1989年,降低重貼現率與存款準備率,以及緊縮貸款,藉此壓低房價。而股市與房價立刻下跌,並於1990年降至最低點。此時期是臺灣經濟增長最輝煌的時代,民間資金氾濫,房價的漲幅較前兩時期更大,達到數倍之多,也延長了下一階段的回溫時間。而著名的「無殼蝸牛運動」,正是發生於此一時期。

第4次房價漲跌循環自1991年至2001年,此時期的房價除了受到上一時期房價泡沫的干擾,也受到政治環境以及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由於上一階段的泡沫過多,此10年間的房價處於微幅的上下波動,不斷修正。1995年稍有提升,但後一年由於李登輝的「兩國論」引發台海危機,造成臺灣地區民心不安,越高價的房產越難出售,之後的東亞金融危機進一步抑制房價提升。

第5次房價漲跌循環自2002年迄今。2000年後的政黨輪替,使臺灣房市股市雙雙下跌,但持續時間較短,一方面因為前一時期房價並未大幅上漲,造成此時期的房價沒有太多下降空間,另一方面是臺灣當局積極刺激房市,例如提供數千億台幣的首購優惠貸款政策,使得許多年輕人願意購房,房價也於2002年開始反彈。之後,除了2003年SARS期間短暫低迷,隨後上漲,即使經歷2008年次貸風暴,仍持續上揚。2011年,臺灣當局祭出奢侈稅與豪宅稅,企圖打房,但結果是房價不降反?張,導致今日購房難的局面。

儘管2016年底、2017年傳聞房價將下跌,原因是臺灣地區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人口老化、經濟低迷,但各地房價仍未見下跌,部分地區房價仍見上漲。這種悲劇讓人回憶起1989年的「無殼蝸牛運動」。1989年,臺北縣小學教師李幸長與同事、朋友發起「無住屋者救援會」,抗議當時臺灣的高房價所造成人民無力購房,無法滿足人民「居住權」,未料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裏竟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被稱為「無殼蝸牛運動」(無房產的群體被稱為無殼蝸牛)。當時,李登輝為了平息風波,推動6萬元國民住宅的政策,雖然房市仍在上漲,但國民住宅的提供仍平息了人民的抗議。

(楊中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