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或以人才「借力」為發端 王希富

中共「十九大」報告除了從政治高度論述稱,「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再度強調,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要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團結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齊心協力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維護社會穩定,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實際工作上的宏觀安排:「香港、澳門發展同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相信,以報告為基調,未來澳門的發展將會與內地更為緊密相關。這不單是政治要求,而且從實際上來講也會是澳門未來最大的依靠和發展機遇。也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祖國將會在推進澳門持續穩定發展方面給予更大的支持。言猶在耳,不禁讓人想起今年初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今日參加港澳政協聯組討論時,正式的講話外,在脫稿時,既接地氣,又頗為形象的向港澳提出建議和要求。張德江形容國家的高速發展如一列快車,對港澳的優惠政策就如提供「免票」、「免排隊」的特享服務,希望港澳用心搞好經濟,搭上這列高速快車。並勉勵港澳自身的特區事務要處理好。將國家發展比作「高速快車」,又將對港澳的優惠政策就比作提供「免票」、「免排隊」的特享服務。這種說法教過往單純強調國家支持港澳發展,永遠是港澳的堅強後盾,更為催人奮進,也更加體現出國家對港澳的關懷。

實際上,無論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是打上國家發展的「高速快車」,在外因——中央大力支持,已經具備的情況下。內因,才是決定澳門能否在這一過程中做的夠好的主要原因。而這其一是制度上建設與全社會的準備,可以說從特區政府到企業社團對參與國家發展已經有清晰的共識,而且特區政府首個五年發展規劃也充分考慮了相關因素。其二,則在於實施,這就涉及到人才作用的發揮。也正是特區政府一直強調的「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當中「人才建澳」的具體實現。對此有直接影響的當然就是人才的供給已經合理配置。其實,就該具體的事項,澳門要做好相關工作,亦應該考慮如何與國情相匹配,既「借力」又「蓄力」。

近期,境外媒體普遍發文稱,中國正處於第三次留學生「歸國潮」中,「海歸」的拐點似乎已經到來。據教育部2017年1月發佈的《中國留學回國就業藍皮書2016》數據顯示,2016年留學回國人數為43.25萬人,較2012年增幅為58.48%。回國與出國人數「逆差」逐漸縮小,逾八成留學人員學成後回國發展。留學回國就業人員中,81.45%具有碩士研究生學歷,11.09%為博士研究生學歷,7.46%具有本科和專科學歷。而這些留學回國就業者選擇的主要機構類型為國有企業(25.85%)和民辦企業(17.42%)。具有博士研究生學歷的留學回國人員,則主要選擇大專院校和國家級事業單位。

中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是吸引留學生回國的重要原因。各行業發展前景光明,各個城市生活水準的提升,讓很多留學生更加篤定回國的信念。曾有媒體這樣表述:「20年前回國,是祖國需要我;20年後回國,因為我需要祖國。」

近年來,國家針對留學生歸國的各項優惠政策也助推「歸國潮」愈發猛烈。西班牙《國家報》7月20日在《中國人才回流》一文仲介紹了中國著名的「千人計畫」。該計畫從2008年開始實施,旨在用5年到10年的時間,在國家重點創新專案、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中央企業和金融機構、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的各類園區等,有重點地引進並支持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創新創業。

此外,還有一大波針對留學生的優惠政策:免稅車購買福利讓留學生能夠享受購車優惠;全國300多個針對留學歸國人員的創業園助力創業夢;如果選擇回國後進入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做學術研究,例如中科院的百人計畫,將會獲得約200萬的科研經費,還能享受幾十萬的住房補貼……

在中國留學生歸國數量大幅增長的同時,來中國學習的海外留學生數量也在迅猛增加。根據教育部數據顯示,2016年在中國留學的國外學生總人數為44萬人,相較於2012年增加了35%。

英國《獨立報》刊文認為,未來幾年內中國可能超越英國,成為海外學生留學的第二選擇。文章進一步表示,中國政府作出的努力、中國教育水準的不斷提高以及為攻讀學位的留學生提供的獎學金專案,是造成這種趨勢的部分原因。2016年,來自183個國家和地區的5萬名海外留學生得到了獎學金。

英國利物浦大學負責中國研究專案的戴維•古德曼教授認為,到中國留學的學生將在接觸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受益,尤其是中國經濟和就業市場都在不斷增長。

其實,國家在吸引海外留學人才回歸的工作中也是經歷了從短期到長期,從瞭解到落戶生根的過程。結合國家在過往所採取的工作,對照澳門近些年在吸引人才回流的努力。我們發現澳門在吸引人才回流上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有意無意間與國家高度一致。

首先,澳門特區政府2014年成立了由行政長官親自掛帥的人才發展委員會,代表著行政長官關於構建澳門人才培養長效機制的全面啟動。人才委員會成立後的首個工作就是全面量化梳理了本澳人才的構成現狀、中長期需求。

其次,人才委員會確定了吸引人才回流的基本方向。繼2014年推出「回歸十五周年人才回澳考察計畫」,讓身處澳門以外地區的澳門人才回澳瞭解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取得的各項成就,並加強與他們之間的聯繫之後。人才發展委員會下設鼓勵人才回澳專責小組2016年度第一次小組會議上,委員會就吸引人才回流的各項構思進行了討論。初步建議邀請合資格的海外澳門人才進行短期回澳服務,擔任教學職務、帶教或顧問等工作。就有關構思,委員會秘書處分別與本澳公立高等院校聯絡,瞭解教學及研究人員的招聘程式。委員們對有關計劃的方向表示認同,並建議在首階段先將高等院校的招聘訊息整合至委員會網站,讓資訊能更集中及具時效地發放。於此,吸引人才回流的工作有望能夠常態化、規範化,持之以恆的為本澳發展吸引到更多的所需人才。豐富澳門人才結構,為應對經濟深度調整,實現澳門長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再次,留學服務上。留學生是一國或者一地區人力隊伍的重要資源,也是一筆巨大的社會財富。在澳門,隨著近些年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留學潮也在本澳興起,越來越多的有志青年紛紛外出留學,這對澳門來說是一件好事,意味著將可有更多的本澳青年一代能接受更為先進和全面的教育,若他們能在學成之後回澳,將為充實本澳的人才隊伍,為澳門的長遠發展打下良好基礎。而相關的「吸引回流」工作,比如支援服務是從其求學階段就必須做起的,以增進留學生與澳門的聯繫。

澳門人力資源一貫不足,中高端人才更是欠缺。官方統計資料以及民間團體的調研已經不止一次的提出這個問題。然而,高速發展的經濟,在提升澳門國際地位和對人才吸引力的同時,卻並未從根本上解決人才的需求,反而更加加劇了該問題。所以,澳門在吸引人才回流的工作過程中需要考慮的更多一些,首先從數量上來考量,澳門本土在外的人才究竟有多少,多少人才是本澳所需的人才,其中又有多少具條件回澳等等,如此計算下來,在本澳人口基數本就不大的前提下,可能數量不會太多,至少是遠遠不足以滿足本澳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需要。

因此,不妨將本澳的人才回流工作與國家計畫相結合。甚至主動申請成為國家計畫的一部分。將所吸引人才的目標擴展到全國。這其中有多方面的優勢,其一,可以充分借鑒和利用國家數十年吸引人才回流的經驗,以及已經建立的廣泛網路。其二,從官方數據可以看出,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僅僅一年的出國留學人數已經接近本澳人口數,相對應的可供選擇吸引來澳門的目標人群數量增多。其三,可能就是本澳的自身優勢,由於本澳獨特的歷史因素,西方文化甚至是生活方式在本澳的普及率相比較內地要高出不少。可以說是,既有中華文化的傳統,又有西方現代思維,因此我們前面所說的「文化逆衝擊」現象可能會更容易化解。

除了前面所說的借助於國家對人才回流吸引力的有利條件,澳門發揮自身優勢參與其中,分享人才「紅利」之外,其實,澳門還可以也已經在人才的培養上享受者來自內地的支持。而這以趨勢還在不斷擴大。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上周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內地與澳門高等教育展概況,以及二○一八年內地高校招收澳門保送生政策。繼去年保送額大增六成後,今年再加碼,保送名額由九百三十名增至九百五十八名,保送院校亦增加十所至六十七所,北京電影學院、北京體育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廣州美術學院等向澳生開放大門。高教辦副主任曾冠雄表示,雖去年的澳生九百三十個保送名額沒用盡,最後共七百二十三名澳門學生成功獲錄取。但教育部為了讓更多澳門學生入讀心儀的內地高校,決定將今年的名額增至九百五十八個,有感每年學生升學要求及取向不同,希望提供更多名額讓學生選擇合適專業。保送條件亦盡量放寬,基本上已向澳門學生開放所有專業,院校過往成績前三名的收生限制,部分有所改變。今年共有六十七所內地高等院校(不包括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招收澳門保送生,較去年增加十所,新加入的院校涉及藝術、體育專業等。同時,因應中央賦予澳門政府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管理權,澳門需要培養海洋管理人才,中國海洋大學也在保送院校名單之內。新增院校分別為:北京電影學院、北京體育大學、遼寧中醫藥大學、中國海洋大學、鄭州大學、廣州美術學院、廣東工業大學、西南財經大學、陝西師範大學、西北大學。

另外,除了在狹義的人才引進和培養上澳門可以「借力」內地外。還應該主動在更廣的人資範圍內與內地進行積極的交流與互動。這其中就包括公共行政管理人員。也參照內地的「掛職鍛煉」,與內地省市,尤其是珠三角、大灣區內的行政管理單位進行人員的互派和交流。

說到掛職,內地人士可謂耳熟能詳。有專家解釋為,就是領導幹部在不改變行政關係的前提下,到另外地方(崗位)委以具體的職務鍛煉的一種臨時性任職行為。作為內地幹部人事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幹部掛職鍛煉在我國已經實施多年,並且成為我國政治生活中,從中央到地方的一項重要的慣例性政治現象,或是一項「准制度」。近年來隨著《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等的出臺和編制,尤其是國家已經將支援港澳發展與區域合作納入國家規劃高度,本澳在與周邊區域進行合作對接時,能夠瞭解當地施政文化和管理制度,當可提升區域的合作效率和效益。

其實,公務員掛職體驗不同地區施政管理本澳早有人提出,議員崔世平就曾在立法會議程前發言中表示,透過派遣公務員到不同地區的單位工作、學習、交流等,體驗不同地區機構的施政文化和管理制度,可達到加強不同地區公務員的互相瞭解,縮小不同地區行政管理文化、技能的差距,促進和提高彼此的施政能力。

筆者認為,不同地區的公務員掛職體驗,要真正發揮其增進瞭解、促進合作的作用需要再多個方面多加注意。首先是找准專業領域,尤其是雙方或者多方正在合作或者具有合作潛力的領域,以及本澳需要重點發展的領域。通過一段時間的掛職,相關的工作認為成為朋友、熟人,瞭解彼此的工作需要、工作習慣,之後的合作當可事半功倍,水到渠成,效率也會大大提高。而且還能為本澳需要發展的領域帶來可貴的經驗和資源,這些不是單純的交流講座或者參觀學習所能比擬的。

其次,在掛職時間上,長短要適中。過短的話,根本不能有足夠大的時間進行深入的瞭解,過長的話有形成人力等資源的浪費,而且可能形成「惰性」,相互之間出現「同化」。甚至出現與原地的「脫節」。

再次,在掛職工作的實際形式上,掛職不能成為「做客」,而是要「做事」、「做研究和調查」,參與掛職的人員要深入瞭解所在地的體制、經濟和法律制度等。為返回原居地後更好開展雙方合作打下良好基礎。

而且,為保證掛職制度的成效,應當建立起公認的評價考核和獎懲機制,避免出於好意的制度流於形式,也可以提高參與人員的積極性。而對參與掛職的公務員在返回原居地後的工作任命上當尤其注意「對口」安排,使其掛職工作的所得能夠真正用到實處。